2019年，“70后”作家徐则臣凭借长篇小说《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年8月，徐则臣参加中国作家网“文学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摄时接受记者专访，对于写作，徐则臣有着自己的一方天地，那里遍布印刻他个人特质的文学法则……
“什么语言风格适合自己？我有一个极端的比喻：看你说梦话的时候。”
记者：您高中起开始写一些作品，还记得那时候怎么开始动笔的吗？有什么契机吗？
其实什么语言适合你，我有一个极端的比喻，就是你说梦话的时候，那种语言风格可能是最适合你的，就是完全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徐则臣：人都是会变的，而且人的变化很大程度是被环境塑造的，我没有刻意去改变，不会刻意地划地为牢。一个作家应该接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顺其自然，因为最自然的语言思考和表达起来最舒服，最接近自己。
徐则臣：不知道，就有点照镜子的感觉，还是衣冠不整的情况下照镜子。但是我在作品拿出来之前，在发表之前，在出版之前，我会反反复复地看，看到最后我都看腻了，看吐了，好，拿出去，我基本上是不会再看的。的确是会觉得过去的东西有不少问题，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写作了这么多年，我有个想法：人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一个作家也是，我们不可能不学爬和走就直接跑，前面那个爬和走的过程是必须的，你得认这个事，这是规律。所以明知道它有很多问题，我还是保留那个现状，现在会收一些集子，或者再版过去的书，有朋友说你趁这个机会再改一下，除了错别字，除了硬伤，我基本上不动，我希望能够保留我那个时候的个人气息，包括很多想法。20岁跟我现在41岁想法肯定不一样，我不能再改作品，再把20岁的想法全部变成41岁的。而且在过去的作品里，的确有现在的我不具备的东西，各有得失。比如说现在，我一天可能只能写1000字，但在过去，我一天可以写5000字，写1000字跟写5000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语言，落实的能力、细节，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变化。
《北上》，徐则臣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记者：这是时间带给我们的变化。
还有，小时候我们家离机场特别近，当时觉得很远，但是现在开车实际15分钟到20分钟就到机场了，但小时候没有机会坐飞机，每天有飞机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那个时候，时代气氛也比较特殊，有一段时间飞机老是撒传单，整天有飞机飞来飞去，我们就会说飞机在拉练什么什么的。一个小孩儿嘛，他会想，这个飞机里面到底是坐什么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你会想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从哪儿来和到哪里去它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端点，一个头，一个尾。我们想象世界靠的什么？靠的就是一个起点，一个终点。
《耶路撒冷》，徐则臣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们谈外国文学的时候，谈论的不是哪个国家，而是在我们的文化之外一种广泛的智慧、广泛的艺术精华的集合，所以我说从外国文学获得的营养可能超过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给我的营养，这是很正常的，你是拿一个国家跟很多很多个国家的集合在比，这也是很多年我一直坚持看外国文学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看到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他们看问题的方式。我们不是常说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需要听另外一种声音。对于写作者来说，有的时候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我可能更容易找到这种可能性。
徐则臣：我喜欢很多作家，可以列一大串，万神殿里都挤满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作家之间可能会互相换一下位置。萨拉马戈，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家，不是说萨拉马戈每一部作品都好，而是说他那种写作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的视野，他的问题意识，是我们缺乏的。我喜欢的作家身上，现代小说这门艺术跟这个世界产生那种关系体现得更为充分，无论是那种批判的、介入的，还是冷眼旁观的，以及对我们生活解构之后重新结构的，能力都比较突出。再比如君特·格拉斯、胡安·鲁尔福、奈保尔、拉什迪、卡达莱、库切……他们的确有过人之处，他们真的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每一个作家都在博采众长，然后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独特的表达方式、独特的思想。这个人其实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一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你去学习他。学习他的时候，学习的不仅是一个人，其实是一群人，是一辈一辈、一代一代的作家。
“写《北上》的过程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带来了很多改变我生活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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