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門”一詞，雖是近幾年所新起的，但其事實及其階級，卻是由來已久。孟子“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云云，這“巨室”恰好拿來作今之“豪門”的註腳。
至於豪門的流毒天下，更是古今一轍。而它被政府制裁清算，單是明清二代，就數見不鮮。史書之所謂“籍沒”或抄家一部分即是歷史上之“清算豪門案”。但其規模之大，當以本篇中所述為最（指明清二代）。其財產清單上所載僅純金一項，若易為今日之“條子”，其數已足驚人聽聞了。
本篇所述的是明嘉靖時之嚴門（嚴嵩及兒子世蕃）及清嘉慶時的和（珅）門和其結局。
上篇
養雞縱雞食 雞肥乃食之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及其兒子世蕃，在張廷玉《明史》中，是列於《奸臣傳》中的，說其“濟惡貪醟無厭”，又說其“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世蕃則“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
綜觀其全傳所載，其父子劣跡約如下述：欺君蒙上，獨攬要政，植黨營私，包庇嬖佞，通謀外寇，貪汙好貨，鬻賣官爵，誣害賢良，縱子不法，恣情聲色，殘虐百姓，強奪民物……及私生活之荒淫糜爛。
自來一切權奸之起家，不外能對主子之諛媚矇蔽，甚至“濟惡”。 嚴嵩之最初見悅於世宗。由於當皇帝將加尊諡時，嵩即乘機湊趣奏言，“慶雲見，請受群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這一來，就立下他日後接近君側，專政弄權的地盤，而且接著又加銜太子太保，賞賜乃與輔臣相埒。宗藩中有向帝請恤乞封的，也得走嵩門路，嵩便要挾取賂。而此後中央政權即被控制在嚴氏父子手中，且“非嵩無當帝意者”。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乃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時嵩年六十餘，而其精神卻爽健不異少壯。其間雖也有被皇帝疏遠憎厭的時候，然因其擅長逢承，結果終得彌補成功。如當世宗要加嵩以上柱國銜時，他即以似遜而媚的口吻辭謝說：“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為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為令典，以昭臣節。”主子聽得這樣幾句話，自然逗得“大喜”的了！
反之，如碰到於他不利的事情時，則就用口蜜腹劍的手段，不惜眼淚鼻涕，下跪作揖，向可以為他利用包涵的人，鑽營求援，而其居心又極陰狠叵測。如最初他的位置還在夏言之下時，即對言倚而事之，旋因其子世蕃橫行公卿間，夏言欲發其罪，於是聞而大懼，連忙趕到言處“長跪榻下，泣謝乃已”。後知陸炳與夏交惡，遂勾結炳以傾言。而一窺及言失帝寵，即假故構言之罪，置言於死地，夏言終至悲慘地被“棄市”了。又如他被西華門門者所阻，不得入內時，回到家裡，父子二人竟會對泣起來。像這種患得患失，反覆詭譎，喜怒無常，而又險詐毒辣，以怨報德的行品，正是一個善於縱橫捭闔，玩弄手段的權奸典型——也即中國地主性格中最陰險之一面。《明史》所寫嚴嵩的個性，倒確極為生動。
這樣的結果，於是就造成了嚴門聲勢之炙手可熱，士大夫之趨附者，真有門庭若市之概。《明史》有云：“士大夫輻輳附嵩，時稱文選郎中萬寀，職方郎中方祥等為嵩文武管家。尚書吳鵬，歐陽必進，高燿，許論輩皆惴惴事嵩。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以國家堂堂命官，卻來做嚴門的“管家”，其氣焰自不難概見。世蕃因嵩晚年的放縱溺愛，遂益驕橫貪墨，賣官鬻爵，胡作妄為，史稱：
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月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為塘數十畝，羅珍禽奇樹其中。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大僚或父執，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喪亦然。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都是嚴門走狗，文華且是嵩義子，曾失歡於嵩，乃厚賂嵩妻得解）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後已。
這裡顯明地勾出了一幅豪門生活的剪影，而其間不知耗費了多少的民脂民膏！
還有如嚴嵩生日，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鐫為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為瓔珞，珊瑚為闌干，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網羅圍繞，彩繡燦爛，眩目駭人，而世蕃則飾美人為隊伍，以代樗蒱。其種種暴殄和奢汰，恐連今天一般豪門階級也為之自嘆勿如！
同時，那些向嚴門攀龍附鳳之流，也莫不狐假虎威，恣情縱欲。如鄢懋卿因嚴嵩保舉他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盡握天下的利柄，於是“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復因向淮商苛斂，幾至激變，弄得“諮怨載路”。雖經御史林潤的彈劾，然因“朝中有人”，皇帝也就置之不問了。至於劾嚴氏父子本人的，則多被譴或被陷害，如葉經、沈煉、楊繼盛等，前後死的達十餘人。
然而常言說得好：“嚴嵩的勢力也有倒的一天！”這裡且讓我們來說說嚴門的獲譴及其抄家的財產記錄吧。
嚴氏父子最先獲罪的原因，由於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的抗疏彈劾，且以極嚴正的態度向皇帝保證道：“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而結果僅處世蕃等以戍邊。翌年，御史林潤奏：“江洋巨盜，多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居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後，與龍文日誹謗時政，其治第役眾四千，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於是乃下詔論斬。聖旨有云：
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父子畏子欺君，大負恩眷，並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
對嚴門逆產的處置，由都察院轉行江西御史，將所有袁州、南昌、分宜等地房屋田地金銀珍寶財貨傢俬，責行地方官親詣盡數查出，一面開造各項細數，送部查核，一面先將金銀珍寶奇貨細軟之物，差官解赴戶部，其房屋田地並傢俬器用等件，即行變賣價銀，一體解部。
關於記錄嚴氏父子產業的冊子，原有木板的《天水冰山錄》，後來神州國光社曾加翻印。茲姑以排列之字數計之，用五號鉛字排，每面十四行，每行三十八字，每行約載財產名目二件至四件，共計二百六十面有強。
請想這該是怎樣“浩大”的一筆數字！若在今日，足抵金圓券發行總額一倍以上。其中以純金及金器二事觀之，計金共重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兩。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餘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餘兩，連金廂，壞金器共三千八百零五件，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餘。其他珍寶、書畫、田地、珠玉、綢緞、布帛、古玩……不及備載。房屋則合南昌、宜春、分宜各地，計為第宅、樓鋪、房店各共五十一所，六千七百餘間，共估價基地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餘兩。
在這些財產表中，凡奢侈品、日用品、娛樂品、不動產之類，每類都積有一個驚人的數目。無怪嚴嵩的孫子嘗對人說：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而事實上，其抄沒的家產，猶不及十之四五，再加賂於權要及頓寄於親戚者，又均佔一半。
這一樁清算豪門案，發生於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此後雖亦時有豪門被制裁清算，如張居正、江彬、劉瑾等，然其規模及牽連，猶無過於嚴門一案。
然而從嚴門一案看來，使我們還有幾點感想：嚴嵩和本文下篇所說的和珅之被處分，都在明清兩代的中葉。而這些時代，比較的還有些昇平氣象。這原因，或者為了昇平之世，文官無從恃功而驕，武官無從割據自固，皆不能有所挾持，故較為易於解決。次則這些豪門之受到如此嚴重之打擊，痛快固然痛快了，但在“逆產”方面，起先既然是向人民頭上搜刮來的，論理事後也得還諸人民——移之於充實民生的用途，結果依然是一齊給皇家“接收”去了，也便是從一個大號倉庫移到另一個特號倉庫而已。
這使人民感到：嚴門誠然是“失敗”了，然人民可並沒有享到這“勝利”之果。這是說，凡是豪門的利益跟皇室——他的主子利益相沖突對立時，於是始有這種現象發生，而其本質並非真是什麼“福國利民”的。昔人詩云，
“養雞縱雞食，雞肥乃食之”，正好說明那些皇帝對付豪門手段的真相。
下篇
和珅跌倒 嘉慶吃飽
和珅字致齋，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少貧無籍，初為滿洲官學生。乾隆三十四年承襲三等輕車都尉，四十年直乾清門，擢御前侍衛，兼副都統。此後即駸駸致用，扶搖直上，由戶部侍郎，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經筵講官。
如《四庫全書》之編纂，在當時是何等莊嚴浩繁，一代“文運”所關的文苑大事，而珅以一生員出身居然得充四庫館正總裁，其“恩榮”可見。其他爵位賞賚，也無不冠諸朝列，炙手可熱，如乾隆四十八年之賜雙眼花翎，充國史館，清字經館正總裁，尋又由一等男爵晉三等忠襄伯，賜紫韁，旋又賜黃帶四開禊袍。“十全老人”八旬萬壽，命珅偕尚書金簡專司慶典事。夫以清代對科舉之嚴格與重視，而和珅又不以什麼了不起的科第郡望起家，不但參預密勿，還儼然膺國家學術之重寄，踞文會之要津，兼功名爵秩風雅而有之，其“恩眷”確是非常罕見了。
不但他本人顯赫一時，且連其子豐紳殷德也高攀起天潢貴胄，尚（娶）了固倫和孝公主，由細民一升而為貴族，並由此擢都統，兼護軍統領，內務府大臣。這樣，豪門一跟皇家發生了裙帶之親，自然更其“如虎添翼”；“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這也即所以構成“豪門”的條件之一；而促成他更易於接近君側，矇蔽主子，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緊緊地控制著樞政，並且大量地以官僚資本與民爭利。 而官僚資本之與豪門經濟又正是相互輝映，支配著整套中國歷史一種頑強不拔的傳統勢力！
《少年大欽差》中的固倫和孝公主
這中間，雖因廷斌試舉發策，奏對不實一案，被詔斥“護過飾非”，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但後來因教匪王三槐就擒，珅以襄贊之功，反又高升一級，一躍而為公爵。不過這一次晉封，實際已是和珅的將近黃昏的夕陽。因為翌年（嘉慶四年）高宗去世，和珅就遭伏法。但在這之前，因為他善於諂諛逢迎，所以在高宗柄國時，雖也曾加以裁抑，然以其巧為彌縫，終也得以無事。而當時一般言官，非與和門沆瀣，即反因劾他而得咎，於是就無人再敢昌言其罪了。
至於和珅種種欺君蒙上、胡作妄為的劣跡，除後面嘉慶諭旨中宣佈的二十款大罪外，復可從《清史稿》中見其一二。如記其因敕刻《石經》，與尚書彭元瑞作對事，即可看到他胸襟及手段：
五十六年，刻《石經》於辟雍，命為正總裁。時總裁八人，尚書彭元瑞獨任校勘，敕編《石經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優賚，和珅嫉之，毀元瑞所編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書為御定，何得目為私書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舉正》以攻之，冒為己作進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請銷燬，上不許。館臣疏請頒行，為和珅所阻中止，復私使人磨碑字，凡從古者盡改之。
這正是古今權奸的典型：器量小，居心險，手段辣。又為了個人想要操縱一切，因此就最怕也最恨別人跟主子接近，一接近，即有取彼而代之的危險，遂不惜運用險詐手段從中加以欺矇，破壞。
《史稿》又記乾隆欲召兩廣總督朱珪（舊嘉慶的師傅），為大學士，也遭珅之嫉忌，密加傾陷，珪卒以他事被降。可與上記參覽。要之，凡豪門權奸，其攫取權利之策略不外“獨佔”與“排他”。蓋一面唯恐權利落在別人手裡，一面又唯恐別人地位超過自己，終於明槍暗箭，交相傾鑠。 而這也即是造成古代官僚政治的一個焦點。
《清史稿》復記和珅的弄權舞弊、營私黨惡雲：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竊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或故緩其事，以俟上怒之霽，大僚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鹽政河工，素利藪，以徵求無厭，日益敝，川楚匪亂因激變而起，將師多倚和珅，糜餉侈，久無功。
此外，又記珅之貪汙好貨雲：“令奏事者具副本送軍機處，呈進方物，必先關白，擅有準駁，遇不全納者，悉入私家。”
綜觀以上二段所記，豪門之誤國滋亂，驅民為匪，矇蔽君上，似亦足以資讀史者之鑑惕矣。
這裡再記他的“獲譴”。原來當嘉慶未即位時，就素惡和珅之不法了，但因乾隆“春秋已高，不欲遽發，仍優容之”。蓋乾隆雖雲內禪，實際仍要干涉朝政，而和珅於是遂有挾太上皇帝以號令幼主之勢；這結果，便大大地造成乾隆與嘉慶間的水火，而使嘉慶愈益痛恨和珅刺骨。
而嘉慶痛責剿匪各大臣的諭旨，即是緊接乾隆駕崩的第二天（正月初四日）所頒發，大有劍及履及之勢。其中所陳“軍營積弊”，如輕忽軍務，玩兵養寇，婪索地方，靡費軍餉，託詞請假，藉端牟利，冒功升賞，以及“每次奏報打仗情形，小有斬獲，即鋪敘戰功，縱有挫衄，亦皆粉飾其辭，並不據實陳奏……伊等（指各將領）節次奏報殺賊數千名至數百名不等，有何證驗，亦不過任意虛捏”云云，表面雖泛責帶兵各臣，實際卻針對和珅而發，諭末所謂“勿謂幼主可欺也”一語，尤堪玩味。
同時，乾隆晉封和珅公爵時旨中所稱剿匪軍事如何順利奏捷，將士如何用命，武功如何煊赫一類話，一和嘉慶這個上諭相對照，就覺得完全是粉飾與鋪張，其於和珅尤可說是“有意栽花”了——而這在嘉慶心中，自然更引起了反感，更非置和珅於死地不快？
用現代術語來說，這就是所謂“人事問題”。而“人事問題”一弄僵，又往往可以牽涉整個政局之變化出入。雖在皇家，也不能免。古今來因主觀上對某一人物愛憎之不同，恩怨之殊異，而影響了家庭骨肉間的感情意氣，甚至激為摩擦鬥爭者，實已數見不鮮。易言之，倘不是為了乾隆與嘉慶意見對立之甚，則和珅說不定不會落得如此悽慘之結局。因此，和珅只是弘曆與顒琰父子相持下的一件犧牲品而已。
但“清算和門”之正式的發端，據《清史稿》載，說是始於給事中王念孫之彈劾，且略而未詳。而《殛珅志略》中則記錄得比較詳盡。共二十款的罪狀，原文頗長，為篇幅計，略經摘裁，志其大要於下：
一、洩漏冊封皇太子機密，邀擁戴之功。
二、騎馬直過宮殿，無父無君。
三、因腿疾肩輿出入宮門，毫無忌憚。
四、將出宮女娶為次妻，罔顧廉恥。
五、高宗（原稱皇考）在日，於各路軍營奏摺，任意延擱，以致日久未竣。
六、高宗聖躬不豫，毫無憂戚，談笑如常，喪心病狂。
七、高宗批文時，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口稱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擬旨。
八、一人把持部務，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九、隱匿地方官奏報，不以邊務為重。
十、不遵帝（仁宗）旨，令蒙古王公一體來京，不顧國家體恤外藩之意。
十一、寵用私人，如大學士蘇凌阿，因系其弟和琳姻親，侍郎吳省蘭等，皆曾在珅家教讀，保列鄉階，兼任學政。
十二、將軍機處記名人員，任意撤去。
十三、查抄家產中有楠木房屋，其樓閣園亭格式，有仿照宮殿及御園者，僭侈逾制，是何肺肝。
十四、薊州墳塋，開設享殿隧道，附近有“和陵”之稱。
十五、家藏珠串，竟有二百餘串，較大內多數倍。又大珠亦較御用冠頂為大。
十六、寶石頂並非珅應戴之物，而所藏有數十個，而大塊寶石則為御庫所無者。
十七、家內銀兩衣物等數逾千萬。
十八、夾牆私庫及地窖藏埋大量金銀。
十九、通州、薊州均有當鋪錢店，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
二十、劉、馬二家奴，資產各有二百餘萬，及珍珠等，顯系縱令需索。此外，尚有銀號當鋪，猶未抄畢，已有數千餘萬兩。似此貪縱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者。
平心說來，以上大部分罪狀，就專制時代一個擁高位的親貴而論，其實也未必真是如何大逆不道。假使能夠追念“舊勳”，賣個“人情”，也未始不能貸其一死的。然而不幸嘉慶因跟和珅積有宿怨，一定要裝他“榫頭”，和珅自也只好做了他小主子上臺後“打虎”揚威的供具了。而這一點，嚴嵩卻能得保首領以沒，要比他幸運些了。
至於和門的家產，根據清單所列，雖不及嚴門之浩大煩瑣，但確也是歷史上所“罕見罕聞”。清單上分類之法，是以每一種物件的類別為一庫，即每庫為一單位，下則填其總數，如赤金庫項下，計五萬八千兩（夾牆內藏匿二萬六千兩），銀庫項下，計元寶五萬五千六百個，京錁五百八十三萬個，蘇錁三百一十五萬個，洋錢五萬八千元（地窖內銀一百萬兩）。又如人參庫項下，大小支數未計，重即達六百斤餘。其他玉器、珠寶、古玩、綢緞、瓷器、珍饈等庫約佔十五六庫，“應有盡有”。住屋、田地、銀號、當鋪不贅述。
至此案的牽涉人物，卻較嚴門一案為少。廷諭亦說：“凡為和珅薦舉奔走其門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鹹與自新。有言和珅家產尚有隱匿者，亦斥不問。”結果除和珅本應斬決，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為恤國體起見，免其肆市，著加恩賜令自盡，及福長安秋後處決外，計為珅弟和琳革爵，豐紳殷德為體念公主夫婦之情，革去公爵仍留伯爵。蘇凌阿、吳省蘭等，雖系出珅引薦，但都沒有遭到刑法的處分。且復詔誡內外臣工，此後不得再藉此案相互“攻訐陰私，摘發細故”。
有人估計和珅家產，已估價者約值二百二十三兆餘，未估價者以三倍半為比例算之，當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兩次賠款總額。而最後自然一塌刮子給內府“接收”去了。故時人為之語曰：“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筆者在上篇結末，曾說嚴門之遭籍沒，不過是從一個大號倉庫“移交”給特號倉庫而已。（真正天字第一號！）對於小民，則一樣叨不著半分的“跌倒”之光。對於過去的嚴門，和門之被清算固是如此，對於這以後的A門、 B門……還不是“如出一轍”？而被剝削“劫搜”的份兒倒是常常有之。
然而圓明園和義和團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搜刮而轉貯於宮中者，這時也無法使愛新覺羅族（一個最大的豪門）永遠據為己有了。盱衡今昔，又豈止所謂滄桑之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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