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中四年（783年），淮宁军李希烈等叛乱，兵围襄城（今河南许昌襄城县）。屋漏偏逢连阴雨，东边的削藩还没结果，家门的西北藩镇又出了变故。这年十月，受命前去支援的5000名泾原军士因不满所赐，裹挟节度使姚令言在唐都长安突然哗变，给本来就心急火燎的唐德宗一个冷不防。
先说一下当时长安城和泾原军的基本情况。
德宗朝时神策军使一职由白志贞接任。按理说朝官掌握神策军权力是个好事，因为在此之前神策军的权力是被宦官所把持的，直到大历五年（770年）时，唐代宗借宰相元载之助除掉了宦官鱼朝恩，夺回了禁军之权。
可事在人为，好牌落到庸官手中也会办砸，白志贞压根就不是治军的料，为人贪得无厌，“多纳豪民赂，补为军士，取其佣直，身无在军者，但以名籍请给而已”，一心扑在赚钱上，导致禁兵大多是有编无人。泾原兵变爆发后，唐德宗“召禁军御贼，志贞召集无素，是时并无至者”。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控制不了局面，吓得唐德宗赶紧带着太子、贵妃、诸王还有一些宦官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这次哗变，结结实实地给唐德宗上了一课，让他又走回了老路，在平定泾原之变后，唐德宗又剥夺了外朝武将的禁军权力，在兴元元年（784年），禁军权力又回到了宦官手中，唐德宗分设置左、右神策军中尉，“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方面，毕竟当时长安城内能战之人大部分都被调去参与东部平叛了，剩下的部分禁军应多为仅占虚额的商贩之徒了。
就这样，兵力有限的神策军大量东出，使得关内兵力空虚，长安守卫薄弱，给了5000名泾原士卒可乘之机。
对于泾原军，此前我们在《 》一文中讲过，泾原军作为边镇军队，唐朝政府对其是即倚重又防范。这支队伍从安西四镇来到内地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是屡立战功的，不过，兵卒背井离乡也是吃尽了苦头。唐朝政府在京西北正式设置泾原节度使以后，自代宗、德宗两朝曾屡屡向西换防，位置是离边境越来越近，条件也是越来越差，整个队伍内部自上而下，逐渐形成了骄兵悍将的事实，使得军心不稳，屡有叛乱苗头。
再简单梳理一下泾原兵变前后的几任军事主官名单（名单在《唐方镇年表》的基础上进行了补正，待商榷），就能发现唐朝政府对泾原之师控制的变化。
- 第一任泾原节度使马璘（768年－777年在任），他虽战功赫赫，后来曾一度谋求宰相一职未果，但在他死后，唐德宗一反常态，拆毁了马磷在京城的豪宅，将园池充公。
马璘
- 第二任节度使段秀实（777年－780年在任），确实是忠贞耿直，在任期间屡屡平定泾原内部的不安定因素。但因跟宰相杨炎在重筑原州城一事上观点相左，结果被免职，贬进京城担任司农卿一职，后被朱泚叛军所害。
- 第三任节度使是李怀光（780年在任），作为过渡性人物，他的任期很短，出身于朔方军，后来宰相杨炎计划重筑原州城这一项工作时，李怀光接替段秀实，兼任泾原节度使。李怀光由于治军威严，频杀大将，引发了泾原军副将刘文喜叛乱，被朱泚所代替。此后反叛唐廷，最终为部下所杀。
- 第四任节度使是朱泚（780年在任），曾任卢龙节度，大历八年（773年）时，从幽州率兵来西北参加针对吐蕃的防秋工作，后接替李抱玉担任了陇右节度使，进封遂宁郡王。李怀玉被免后接替其出任泾原节度使，参与平定刘文喜叛乱。叛乱平定后，由舒王李谊（唐德宗的侄子）接任。此后，反叛唐廷，自封为帝，后被部下所杀。
- 第五任节度使是李谊（初名李谟）（780年－782年在任），根据《旧唐书·德宗纪上》的记载“以舒王谟为泾原节度大使”。但由于他是宗室藩王，身份特殊，所以并没有实际到任，而是尚书右丞孟皞任泾州刺史、节度留后，来主持日常工作。
- 第六任节度使是姚令言（782年－783年在任）。原为泾州衙前兵马使，在建中三年（782年）八月，由孟皞推荐担任了节度使一职。泾原兵变时，同哗变士兵一同投奔朱泚，走上了反叛之路。后被田希鉴所杀。
- 第七任节度使是冯河清（783年－784年在任），原是第一任泾原节度使马的兵马使，姚令言率兵驰援襄城时，冯河清担任节度留后一职。泾原兵变发生后，冯河清闻讯率兵迎献唐德宗，被封为泾原节度使。兴元元年（784年）三月，泾州再乱，冯河清被牙将田希鉴杀害。
- 第八任节度使是田希鉴（784年在任），兴元元年（784年）三月，在杀害前任冯河清后，自任留后，这个时候的唐德宗还没功夫追究田希鉴的问题，是年六月,就任命田希鉴为节度使。田希鉴的上位并不光彩，这年八月就被李晟诛杀。
- 第九任节度使是李观（784年－787年在任），奉天之难时，负责护卫唐德宗銮驾。平定泾原兵变后，李晟举荐其担任泾原节度使一职。
- 第十任节度使是刘昌（787年－803年在任），李希烈叛乱后，刘昌率军镇守宁陵四十五天，击退叛军，后陆续解围陈州，收复汴州，被封为金吾卫大将军。贞元二年（786年）时，出兵西北参与防秋作战，贞元四年（788年）出任泾原节度使，在任十五年。
以上前十位泾原节度使截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从780年段秀实离任后到784年李观上任前，五年的时间内泾原节度使前后换了六位，不难发现泾原军内部充满了不稳定性。
这一期间，泾原军从马璘在位时就曾两度发生过部将意图叛乱之事，但被段秀实强力处置，得以平定。但在段秀实任职以后，却因宰相杨炎的独断专行，破坏了对泾原军的控制，情况后来都不是太好。先是派过来的李怀光、朱泚出自其他派系，再加上后来的姚令言、田希鉴，这些都是过渡性人物，四人都背叛了唐廷，最终难免一死。
其他人中，除了第一任马璘、第五任李谊、第九任李观和第十任刘昌是病逝善终以外，忠于唐廷的第二任段秀实、第七任冯清河都被叛军所害。
泾原兵变时的核心人物及各方的军事力量
自唐代宗开始，唐朝中央政府就积极谋求西北诸边镇力量的均势,频频调整分割各藩镇的管辖范围，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嫡系部队神策军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建设。从拆分朔方军，防范泾原军与凤翔军等举措上，都可以看得出唐朝中央政府对于西北的诸藩有极大的防范心理，也试图通过人事调整来控制泾原军这股力量。
我们按照泾原兵变时人物主要关系来进行梳理。当时长安城内有三位担任过泾原节度使的人物。
一是朱泚，他在780年泾原军刘文喜叛乱时，跟泾原军是有过交集的，而且他早先是幽州节度使，781年时还被加封了太尉之衔，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后来因其弟朱滔在幽州起兵叛乱，受到牵连被免职，从凤翔回到长安赋闲居住。十月，唐德宗逃往奉天时，反而留下了这个潜在的威胁。
第二是时任节度使姚令言，但资历太浅，没有什么号召力，属于裹挟叛乱。
第三位是段秀实，但他因政治立场问题是忠于朝廷的，这与叛军的目标自然是相背离的，以至于后来“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朝堂遇害。
果不其然，泾原叛军“迎为主”。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源休等人的鼓惑下称帝改元。这时的朱泚拥有5000名泾原士兵，加上早先他在幽州带来的3000秋防兵，总兵力有8000人左右。这时的朱泚是彻底走上与唐朝决裂之路。
除了朱泚、姚令言，第三个叛变的是李怀光。他本来是勤王之师，兵变发生后，身为邠宁节度使的李怀光带领他的朔方兵渡河救驾，保全了唐德宗等人在奉天的安全。可李怀光是个粗枝大叶之人，又有些刚愎自用，本以为这次救驾可以获得优厚赏赐和政治资本，没曾想唐德宗听信了谗言，不仅不召见李怀光，还命其追击朱泚的叛军。兴元元年（784年）时，又因唐德宗意欲借吐蕃兵马和赐予铁卷等事，李怀光变得开始多疑和狂傲起来，转而勾结朱泚了。形势的变化迫使唐德宗再度出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朱、李二人连兵反叛之后，起初朱泚还卖他面子，与其兄弟相称，约定分帝关中。可后来随着李怀光的手下有所分化，队伍没有最初那么势盛了，他的朔方军沦为了朱泚用兵的炮灰，这让李怀光十分不满。兴元元年（784年）三月，李怀光逃归河中(今山西永济)，沿途虏掠，开始坐山观虎斗，后来兵败自缢。
当时唐德宗身边可以调用的军队并没有多少，一个是随他逃到奉天的部分长安城禁军，根据《旧唐书》记载，“三数日间，加召二千余众”，因为当时大部分的神策军主要精力是在东部平叛战场上，加上白志贞治军无能，导致随驾逃往奉天的禁军数量有限。还有就是西北各镇陆续前来勤王的援军，但各镇的节奏、想法并不统一。
除了军事主官、军事力量的问题，再说影响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制约性因素。
泾原节度使属于西北边镇，论规格倒也算不上强藩，但是位置重要。由于泾原兵卒都是安西四镇出身，舍家撇业，所处的泾原之地又是经济条件很差的地方，而唐德宗出于控制藩镇及军事防御的需要，从邠宁到泾州再到计划修筑原州，其辖地多次调整，屯驻之地贫穷荒芜不说，还多次被迫“移镇” 向塞外推进，这让泾原军上下充满了怨气，这种离心倾向也在内部多有酝酿。
唐朝中后期藩镇
根据《旧唐书∙姚令言传》中记载，军士扬言“吾辈弃父母妻子，将死于难，而食不得饱，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国家琼林、大盈，宝货堆积，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可见其对唐朝政府的不满与愤慨。
唐代中后期,募兵制开始代替府兵制，士兵更加职业化，而像泾原军这样的藩镇军队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相比，不仅屯驻之地经济基础差，待遇也差很多，
《资治通鉴》卷228中记载：“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络，常赋不能供”。
可想而知，唐德宗如果调集诸镇平叛，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李希烈、王武俊、李纳、田悦、朱滔等人叛乱后，唐德宗也命哥舒曜同昭义军的李抱真、河东的马隧、神策军李晟以及邠宁的李怀光同叛军展开作战。而且当时漕运也因战事干扰导致阻断不畅，南方的补给支援无法正常到达。发生哗变的泾原军也是因为这种军费开支的不足，犒赏待遇大打折扣，引发极大不满。
但皇帝的近卫部队神策军，待遇则十分优厚。从唐代宗时开始，每次大赦都会厚赏神策军。《旧唐书·李晟传》中曾记载“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也就是说其待遇远高于地方部队和其他军事力量。
陆贽为相时曾直接指出这种弊端：“今者边穷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丰约相形，悬绝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禀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
这段话就直接说明了长镇之兵、关东戍卒、神策军三个不同兵种的待遇差别，以至于有边军想改隶神策，为的就是“三倍之益”。
神策军不仅是物质上的优待，并且易于升迁，这就自上而下加深了神策军与藩镇间的矛盾，也使得藩镇军队的向心力越来越差。
根据陈衍德、杨际平等人研究的观点，泾原军卒反对唐朝政府的动机与其他镇兵哗变一样，即返迁徙，邀厚赏，实则是士兵安土重迁，不听调遣，整支队伍在长安城内的表现就是劫财货以求富，一种骄兵恣情放纵的表现。
最后，分析一下唐廷解决西北诸藩叛乱的路径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自称是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在这个月一块儿改元称帝的还有东边的李希烈，国号大楚,改元武成。
至此，大唐国土上除了唐德宗以外，又多出了两位皇帝：秦帝朱泚，楚帝李希烈；四个王：王武俊（赵王）、李纳（齐王）、田悦（魏王）、朱滔（冀王）。
朱泚称帝后，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日，又挥兵进攻奉天。据记载，双方战斗十分惨烈“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矢石火炬所不能伤……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紧张的局势一度使唐德宗和群臣“仰首祝天”。
奉天保卫战为期四十多天，结束于十一月二十日。当时还未叛变的李怀光及时率朔方军前来勤王救驾，败朱泚于礼泉，迫使其败归长安, 解除了奉天之围。以至于当时评价“众庶以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足见奉天情况之危急。
后来，随着东方战场上的神策军、镇国军、河东军等各路援军的陆续到达，唐德宗此时可以调配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但唐德宗延续了对藩镇军队的顾忌与不信任，对于李怀光的朔方军打算用李晟的神策军来进行合军牵制，而李晟也是利用这一机会压制朔方军，使得李怀光的朔方军极为不满，对神策军是充满戒心，不肯出战，使得唐军无法及时收复长安。
后来，李怀光的叛变使唐德宗不得不再次出逃梁州（今陕西汉中）。随着河北战场上的各镇兵力渐次回援，李晟所属神策军的力量逐渐加强，直到兴元元年（784）五月二十八日，才攻克了朱泚占据的长安，落败的朱泚西逃到宁州彭原县（今甘肃庆阳西南）。六月，落败的朱泚打算逃往吐蕃，等来到泾州时，随行仅剩下百余亲兵。
奉天之难时，留守泾州的泾原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唐朝授职的泾原节度使冯河清被牙将田希鉴所害。在朱泚一行来到泾州城时，窃取大权的田希鉴闭门拒之，后斩杀姚令言，朱泚被其部下所杀。
到七月十三日，唐德宗的銮驾才回长安，历时近10个月的“奉天之难”至此结束。
小结
发生于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四镇之乱、泾原兵变还有“奉天之难”，唐廷与两河藩镇、泾原叛军、朔方藩镇等，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并非是一场无妄之灾，长久以来，唐朝中央政府为强化中央集权，不断扶持和提升神策军的军事实力，压制与分化各边镇，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藩镇与中央的对立。
朱泚作为幽州外来的军事力量，虽然受到部分泾原叛军的拥立，但终归与西北诸藩缺乏深入联系，没有得到李怀光等的持久支持，二者最终成了各路唐军合围的猎物，被各个击破。
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成为唐代中后期政治的分水岭，不仅使唐德宗削藩的宏大计划化为泡影，还差点使唐朝处于覆亡之地。这场战争削弱了唐朝的西北边防力量，除了京师附近也助长了河朔藩镇以及一些江南藩镇的气焰，从此更加桀骜不驯。唯一发生变化的是唐廷嫡系主力神策军又收归为皇帝家奴宦官所掌握，并成为京西、关中的主导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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