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定遠籍的“宰相”有五個：
祖籍定遠的千古一相張居正
張居正的家譜記載：定遠人張關保是張居正的七世祖。張居正在他回憶父親的一篇文章裡寫道，張家族譜上的遠祖是張居正的七世祖，名為張關保。張關保家住定遠縣。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祖籍定遠。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
張居正是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開創了“萬曆新政”。他是大明王朝的挽救者，為明王朝延續了幾十年的壽命。他的赫赫功績，與商鞅、王安石並稱中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後期的三大改革家。
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明中期後，稱首席大學士為“首輔”，或稱“首揆”、“元輔”。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職權最重，主持內閣大政，權力最大。大明萬曆朝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而內閣首輔變成為實際上的宰相。
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蹟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還表現在一舉扭轉財政危機，弼成萬曆初年之治，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體現在對近代前夜國家統一與社會轉型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一條鞭法是介於“兩稅法” 與攤丁入畝之間的賦役制度，在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的賦役制度的演變中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梁啟超曾雲：“明朝只有一個皇帝，那就是朱元璋，也只有一個宰相，是張居正。”
在定遠，提起四百年來說不盡道不盡的張居正，家鄉人一臉自豪：張居正祖籍定遠！
南宋賢相定遠人董槐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北宋缺將、南宋缺相。其實，不是沒有人才，而是奸臣當道，忠臣受迫害。
南宋宋理宗在位時期，定遠縣出了一位重要人物——董槐。董槐(?一1262)字廷植，定遠縣城人。他身體魁梧，寬額豐腮，留有美須；幼時就學於葉雍門下，繼而又師從於儒學大師朱熹的學生輔廣，後又學於國子監，嘉定六年(1213)考中進士。歷任廣德軍錄參軍、鎮江府通判、戶部侍郎、寶章閣直學士、福州知州及福建安撫使、參知政事，直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等30多個官職；爵位由封子、封男到封侯、封公。他的身世在史書《宋史·董槐傳》、《續資治通鑑》和許多地方誌中都有重要記載。董槐為官勤政清正，政績卓著，朝野聞名。
南宋國策的失誤主要是由於宋理宗昏庸無能和不辨忠奸造成的。縱觀南宋王朝，昏庸無能的皇帝頗多，尤其是南宋王朝後期的幾代帝王。但南宋走向滅亡之路是從宋理宗開始的，由於他的腐敗無能，昏庸不辨忠奸，任用奸相佞臣，排斥打擊忠臣良將，生活上荒淫奢侈，致使南宋統治日益腐敗，朝綱不濟，終於被蒙古所滅。
寶祐三年(公元1255年)，董槐任右丞相時，為了利國安邦，任人唯賢是舉。他屢次向宋理宗建言，但皇上不聽，加上奸邪屢讒，董槐的耿耿忠言、赤誠心膽卻落得個被罷免丞相的結果。
董槐死後，被贈為太子少傅，諡號文清。董槐葬於定遠縣城西北角(今為建設小學境內)。清《定遠縣誌·邱壟》載：“許國公董槐墓，縣西察院後。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縣張景尉立華表、墓道、邑人凌濤題碑。”墓呈圓墩形，直徑約30米。墓南置一寬約60公分、長約2米的石墓碑。墓碑文曰“宋許國公董槐之墓”。墓前栽有一片槐樹林。遠近居民世代懷念董槐生前一片愛民之心，經常主動來墓前管理槐林，伐舊植新。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墓毀林盡。如今，定遠縣一些老輩中還傳誦著“愛民槐”的故事。
明朝第一任丞相定遠人李善長
在元末明初的歷史嬗變時期，有一個以參加淮西農民軍開始其政治生涯，輔助明太祖開國立業，自己也身爵上公、位次人君 的人，這就是明代開國丞相李善長。
李善長（1314—1390），明朝開國丞相。字百室，定遠人。朱元璋任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李善長為元帥府都事，從克集慶（今江蘇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書省平章，以其為參議，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由他裁決。後樞密院改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大都督府司馬，升任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吳元年（1367），論功被封為宣國公。吳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長由右相國改稱左相國，居百官之首。曾與劉基等裁定律令。作為“大總管”，李善長被朱元璋稱為“在世蕭何”。他在朱元璋最式微的時候投奔而來，一直負責軍隊的糧餉供應，成為前線將士風掃殘雲的“發動機”。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禮的“總導演”，是朱元璋大封功臣時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親家翁。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丞相定遠人胡惟庸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遠縣人。明初丞相。胡惟庸早年隨朱元璋起兵，歷任元帥府奏差、寧國主簿、知縣、吉安通判、湖廣僉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職。吳元年，召為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憑李善長推薦，任右丞相，約至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裡湧出了醴泉，邀請明太祖前來觀賞。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突然衝到皇帝的車馬前，緊拉住韁繩，急得說不出話來。衛士們立即將他拿下，亂棍齊上，差點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宮城，發現胡惟庸家牆道里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於是立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當天即處死。
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牆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麼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純屬子虛烏有。
胡惟庸是否真的妄圖謀逆？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認為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藉口，即使朱元璋的出發點並不是要屠戮開國的功臣，至少也是要將分散給官僚們的中央權力收在自己一人手中，這從其自此徹底廢除了丞相制度就可見一斑。由於清朝沿襲了明的政治制度，而民國則終結了封建帝制，所以胡惟庸就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丞相。
明代定遠唯一的榜眼苗衷：明英宗時期宰輔、帝師
明朝大學士稱閣老，或閣臣、宰輔。宰輔少時為一人，多時八、九人。查閱《明朝宰相名錄》可以看出，明英宗時期（正統時期）宰輔有8位，分別是：楊榮、楊士奇、楊溥、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谷。
明代276年，由狀元入內閣者僅11人，苗衷由一名榜眼到官拜明英宗、代宗時大學士、兵部尚書，並以侍讀學士入閣參與機務，實屬不易。《明史》自成祖朝起，以侍讀以上官稱為宰輔。
苗衷（1381年—1460年，一說1370—1450年）字公彝，明代學者，著有《雪窩稿》、《史閣記聞》、《歸田錄》，明永樂九年（1411年）一甲二名進士。
苗衷得中榜眼後，授翰林編修。宣德初年，預修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改元(1436)，苗衷侍經筵，預修《宣宗實錄》成，升侍讀學士。正統七年(1442)，苗衷為會試讀卷官。
河內荷花何日放？
道旁稻子到秋收。
相傳，這是苗衷回鄉省親期間，攜小兒到縣城東邊的田野（現定遠縣城東三里橋附近）賞景時，為試子出的上聯，苗衷小兒對的下聯。在該聯中，上聯“河、荷、何”和下聯“道、稻、到”發音相近，對仗工整，呈現了一副田園意境。
苗衷由一名榜眼到官拜明英宗、代宗時大學士、兵部尚書，並以侍讀學士入閣參與機務，得益於兩位朝廷重臣的提攜。一是楊士奇。1435年，宣德皇帝去世，9歲的太子朱祁鎮繼位，次年改元正統。正統初，首輔楊士奇推薦苗衷為經廷講官，與馬愉、楊溥、高谷、曹鼐等五人專門負責給小皇帝上課。二是大學士楊榮。小皇帝朱祁鎮登上皇位後產生了新的問題，一個幼帝使這個專制的君主國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雖然沒有人能正式成為攝政，但一個實事上的“攝政集體”必須建立起來，去處理國家大事。這個“攝政集體”包括張太皇太后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及王振（明朝第一代專權宦官）等三位宦官。
一日，不懷好意的王振對楊士奇等人說：朝中之事有勞三位楊大人，可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且心力已疲倦，你們打算以後該如何作呢？楊士奇說：我等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報效國家。富有智謀的楊榮卻不動聲色說：先生不要這樣說，我等已年老體弱，無力再為國效力，應當選用一些年輕人，以報聖上恩德。王振聽後，暗喜。第二天楊榮便舉薦了苗衷等人，結果均被一一提拔擢升。楊榮事後對楊士奇說：王振已對我們很厭倦了，我們縱然堅持下去，他哪肯善自罷休呢？一旦朝中傳出聖旨，命某人入閣，我們豈不束手自斃了，如今，提拔入閣的苗衷等人都是我們自己的人，可以同心協力輔佐朝政。楊士奇聽後，非常佩服楊榮的高超見識。
苗衷做官期間為人正派，慷慨有大志。且學術醇正，為士林器重。在政期間對百姓照顧有加，減少他們的勞役，深受老百姓們的尊敬。他外和內貞，諳於世故，每與人談論總能耐心啟發，循循善誘。居家十餘年，樂道人善。
苗衷去世後，回葬故里，苗衷墓現在定遠縣城城西3裡處（解放水庫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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