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引言


由是枝裕和執導的電影《小偷家族》,講述底層家庭關係裡善與惡的故事,曾摘取過第71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的桂冠。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導演以十分嫻熟的技巧,刻畫了“一家五口”歡樂和諧生活的情節與細節。柴田信代是一對夫妻,下有一子祥太亞紀是柴田的妹妹,她喜歡依偎在奶奶初枝的懷裡。

五個人擠在一間昏暗、狹窄且破敗的房子裡,卻頗有人間的溫暖與煙火氣。

然而在小女孩由裡來到這個家之後,這微妙的平衡卻被漸漸打碎了。

這是一部會令人質疑三觀的影片,因為編劇先給故事定義了一個灰暗的基調,即“小偷家族”,之後又帶我們領略這一家老老小小的天倫之樂,歡笑、溫存與羈絆。然而當世俗意義的善與惡同時出現在同一對象時,不免令人疑惑,到底是該對“偷盜”之人嗤之以鼻,還是該對辛苦而樂觀生活的一家人,投以憐憫與諒解?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在海邊玩鬧的一家人

在這部討論家庭關係的影片裡,我卻看到了倫理與道德的影子。善與惡的呈現,都顯得如此真實,卻又十分無奈剋制,引人深思。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劇情安排的4次反轉,牽動著觀眾的心,從憤怒、溫暖、懷疑再到諒解,最終留下的是深深的對家庭與倫理道德的沉思


①第一次反轉:開篇偷竊(家族小偷)後,進入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


電影一開始,便是柴田帶著祥太在超市裡鬼鬼祟祟地偷東西的場景。

明明像是“父子”,但這位“父親”卻在教著孩子去做“偷竊”這種見不得陽光,也不會有未來的事情,不免令人憤怒。

然而鏡頭的畫風一轉,卻又是父子倆其樂融融,吃可樂餅的溫馨場景。並且明明白天還做著“惡”的偷竊行為的父親,卻因為在漆黑的路上看到飢餓孤單的小女孩由裡,而生出了惻隱之心,將她帶回了家。那麼到底是孩子自己選擇了偷竊的生活方式?還是被這位“父親”強行灌輸了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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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

②第二次反轉:家庭裡的6個成員都沒有血緣關係,所以維繫關係的是他們之間的所謂“牽絆”


導演用了許多零散的場景與臺詞,交待了同一屋簷下的五口之家。

柴田在工地做臨時工,一日傷了腿丟了工作;信代在洗衣店工作,因為經濟不景氣而被裁員;祥太被“爸爸”告知,“只有沒法在家學習的孩子才會去上學”,頗得柴田偷竊“技藝”真傳的他,整日穿梭在各個超市商店裡,偷竊家庭生活用品;亞紀在“風俗店”從事軟色情服務,一次賺3000日元與店裡對半分;奶奶初枝每月領著“養老金”,勉強支撐一家人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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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俗店工作的亞紀

原本生活拮据的家庭,因為對小女孩由裡的“收留”,更加雪上加霜。

電影中有許多一家六口相伴在一起的溫馨場景,比如多次的一起吃飯,一起去逛商場給由裡買裙子,一起去海邊遊玩, 一起在漆黑的夜裡仰著頭聽煙花的炮竹聲。還以為這一家人便是這樣了,儘管有著無法啟齒的職業,但到底內心純淨善良,一家人孝順老人,照顧孩子,心連心其樂融融。雖有遺憾,但也勉強算是幸福之家。

然而越往後看卻越發疑惑了,原來這6個人,根本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而更像是被社會或家人遺棄的“社會邊緣人”,經過“相互選擇”而組建成的貌似完整的“家庭”。他們之間通過愛與善的紐帶,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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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枝奶奶和亞紀

到這裡,導演已經在催淚了。觀眾心中的憤怒、欣慰與憐憫等許多情緒交織在一起,變成了十分複雜而辛酸的感慨。


③第三次反轉:奶奶的死,牽出除“偷竊”以外的每一個人的惡,原來維繫在一起的不只是親人間的牽絆,更現實、自私甚至惡的東西,將他們捆綁在了一起


奶奶的死,是一個劇情的高潮,因為這件事牽出了除“偷竊之惡”以外的每一個人的惡。

因為經濟拮据不願承受救護車、葬禮與火葬的費用,信代和柴田決定,對初枝的死,隱而不宣。甚至他們一致同意將奶奶的屍體,埋在家裡。

那一刻,我對他們是失望的,因為這件事的動機,除了不願意掏錢外,更有對奶奶遺產的覬覦。在金錢面前,所有的牽絆、親情、溫暖都蕩然無存。儘管導演還安排了一些溫馨的臺詞與細節,比如陪伴奶奶,為奶奶梳頭等等,但終究還是掩蓋不了這些溫柔背後赤裸裸的人性的自私與冷漠。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初枝奶奶死後,信代和柴田決定秘而不宣

原來初枝被自己兒子一家拋棄在破敗的老房子裡,是她選擇了柴田和信代來頂替她缺失的兒子兒媳的身份。而因為殺死前夫而鋃鐺入獄後的柴田,與信代相依為命卻無處棲身,所以他們選擇留在初枝身邊,渴望過起正常人的生活。祥太是夫婦二人撿來的孩子,養育多年。妹妹亞紀是初枝前夫再婚後的兒子的女兒,因為被父母冷落忽視,而離家出走與初枝一起生活。

這“一家人”,每個人的停留,都有背後的算計與緣由,正是因為這些“雜質”的存在,令人對真正的善良與溫情產生了質疑與遺憾。然而劇情與人性,也因此而顯得更加立體而真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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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銀行取完初枝奶奶銀行卡里的錢後......

④第四次反轉:信代替柴田入獄,結局處“真正的善良”


祥太在超市裡行偷,為掩護“妹妹”由裡而故意被抓,逃跑途中摔斷了腿。這是第二個劇情高潮。之後柴田和信代一家在企圖逃跑的夜裡,被抓捕。

許多的人物背景信息,都是在審案過程中清晰的。

然而令人意外的反轉,卻是在篤定眾人的“惡”之後,又見人性真實的“善意”。信代一個人扛下了所有的事,奶奶的屍體,由裡和祥太的“誘拐”等等,因為柴田在上一次殺死前夫的過程中,曾留下過案底。這件事裡,我看到了信代真實的愛意與善良,她將柴田看作了相依為命之人,寧願自己承擔牢獄之苦,也要救他脫離險境。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被捕後的信代

人們總不明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到底要怎樣才算得上“真愛”?其實答案十分簡單,當有一天你願意為了另一個人,犧牲自己十分珍視的東西時,你的愛便在歲月的沉澱下,變得醇厚而真實了。

結尾之時,信代說出了撿到祥太之時的具體細節,並告訴他若是順著這些信息,一定能找到親生父母。他們夫妻倆,因為無法生育而無法成為父母,所以撿了兩個孩子,努力扮演著父母的角色,終於在這最後一幕,成全了真正的“父母”。所謂“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一時貪戀兒女繞膝的溫存,卻從未考慮過是否負擔得起孩子的未來,是他們在為人父母之時,犯過最大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在最後的時刻,被糾正了。

整部影片的敘事,都透露著剋制。無論是“善”的渲染,還是“惡”的述說,都極盡剋制。導演想要表述的,便是這人性的複雜,性格的兩面性從來都是普世的道理,而善與惡從來都不會單獨且絕對地出現在某一個人身上。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被捕後的柴田

這性格的刻畫背後,是整個日本文化心態的呈現。“菊花與刀”,這個日本民族性格的象徵物,在其中亦體現的淋漓盡致。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菊花與刀:日本民族性格中既衝突又剋制的“善與惡”


在研究日本文化諸模式的著作《菊花與刀》中,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章節,講述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德之兩難境地”。

作者對比了美國人與日本人的性格,並指出西方人對人的性格擁有根深蒂固的“統一人格”信仰,因此他們將芸芸眾生,貼上不同的標籤,或是慷慨之士,或是吝嗇之徒,或是樂善易處,或是存心多疑,或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並且,人們一旦被貼上“標籤”,便被默認為終身如此,轉向相反的意識形態是不被允許的。

這一點與中國文化中的“善惡”理念不謀而合。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而日本人的性格中沒有“同一性”,相反的,“矛盾”深深地紮根於他們的人生觀中。因為日本人將人生劃分成各種不同的“圈子”,包含“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人情的圈子”、“義理的圈子”等,而這些“圈子”中不包含任何“惡的圈子”。這意味著日本人從未把人生看成善惡兩股力量相爭鬥的舞臺。

“他們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場戲,這場戲要求在一個”圈子“與另一個”圈子“之間,在一種行動方針與另一種行動方針之間,刻意保持平衡。每個”圈子“與每種行動方針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如果每個人根據其本性行動,每個人就都是善的。”

日本人掩藏在“菊與刀”下的道德標準,衍生了日本影視劇中“道德模糊”的基本生態。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柴田

一,“人物性格的統一”在日本文化中的缺失


“人物性格統一”這一西方人的認知理念,簡單來說,便是一個人物生存於世的基礎,需要有“特定”且“單一”的性格標籤。

比較典型的,我們可以從諸多歐美影視劇中,看到“英雄主義”的陳述。一個人物焦點,被貼上“正義”的標籤,因此他只能做人們能夠臆測或理解的行為舉動,比如一個英雄,他一定不能做損人利己之事,一個小人,他的鑽營之地便一定逃不出“殘害眾生”的指向。並且人的性格一旦成型,便不能來回反覆,否則便會被視為“反覆無常”的小人,從而失去在世界這個角鬥場中一展身手的機會。

然而日本人卻不這樣定義一個人,或是他們的“定義”裡,沒有我們普遍意義的“統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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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傳授祥太和由裡偷竊技巧

我們無法給“一家六口”分別貼上嚴謹的性格標籤,比如柴田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表現得十分懦弱,但他在砸車窗玻璃偷竊時,在殺死信代的前夫時,在偷埋奶奶初枝時,卻都表現出了果敢、無畏與狠厲;奶奶初枝在亞紀面前是十分慈祥、和藹可親的老人,她會給由裡縫衣服,給亞紀暖腳,也會看著在海灘上奔跑玩鬧的“一家人”默默道出“謝謝”,卻用了一生去報復前夫的出軌,每個月都去拜訪前夫再婚後的兒子一家,“索要”贍養費,十分市儈地數著信封裡的錢,一臉貪婪地嫌棄錢少;甚至小小的祥太,一直因為被“收養”而對這個家庭十分順從,十分感激,卻在小賣店老爺爺識破偷竊時的“恥辱感”中,迅速而果敢地轉換了觀念,決定不再讓“妹妹”“入行”,甚至在最終故意暴露,故意被抓住引來警察。

日本人的性格,不可用“懦弱”、“果決”、“大度”或是別的確定的詞來定義,因為他們的行為總是取決於具體的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他們心中有不同的“義”或是“圈子”要成全,所以做出各種“性格反轉”之事,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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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夫兒子家索要完贍養費後的初枝奶奶

二,“善與惡的衝突”在日本文化中的普遍性


小時候看電視劇,最先思考的,便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們天然地對出現在眼前的人物,渴望定義一個簡單清晰的性格或價值標籤,並且通過這個標籤去預測她/他將來的行為表現。

然而這一理念卻在日本行不通。

影片中的“一家人”,是日本“矛盾”性格下的典型,都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角度上表現出了“善與惡”的特徵。比如信代與柴田這對夫妻,他們一時沉浸在“偷竊之惡”的洋洋自得中,十分心安理得、理所當然,毫無羞恥之心,一時又沉浸在“渴望成為父母”的“善意”之中,甚至是對飽受父母嫌棄虐待的由裡的“同情”之中,“善與惡”的情意都十分真實,也十分自然,毫無違和感;又或是“妹妹”亞紀,從事著國人眼中的灰色職業,風俗店的軟色情服務,然而這般的倫理道德之“惡”,卻被堂而皇之地擺到日本人的桌面上,可以和家人朋友大膽的聊起,毫無羞恥或不妥。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亞紀

作為中國人觀看這部電影,多半會覺得這樣的人設,十分矛盾、令人揪心,智商和理智能夠支持我們去理解不同情境之下,人物因為“不得已”而表現出來的神情與決策,依戀與絕決。但是放在一起,卻對這樣的人物性格,十分困惑。

或者,在我們的教育背景和潛意識裡,這般的“善與惡”共存下的人,心中該會有兩個同等強勢的自己,時時博弈。若是異地而處,兩種意念的衝擊,怕早已折騰得你十分難受、抑鬱甚至精神障礙了吧。

然而,這恰是日本文化中特別之處。一方土壤養育一方人,有著深厚歷史背景的民族,早已經學會了在我們眼中“矛盾”的處境中,如何淡然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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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代緊緊擁抱由裡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現實思考


《小偷家族》這部電影,帶我們領略了日本民族性格中“菊花與刀”的冷酷與溫情。

導演既敏感地捕捉到了個體人性的善,又冷靜地審視了人性的惡,既瑣碎又簡練,既溫馨又冷靜,處處透露著“剋制”下人性的微妙平衡,呈現給了觀眾一副真實而清晰的日本底層家庭關係圖譜。

影片中有許多發人深省的“家庭關係”的靈魂質問,“按理說被父母說過‘你就不該出生’的孩子,不會是這樣的,不會對人這麼溫柔的”;“孩子都需要親身母親,真的嗎?怕只有她的母親這麼認為嗎?”;“生下孩子就變成父母了嗎?”

而最令人揪心的一問便是,若是親身父母無法善待孩子,到底是該繼續讓孩子留在父母身邊,還是讓孩子擁有“重新選擇父母“的機會?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回到原生家庭後,繼續孤單無助的由裡

這是一個無解的倫理問題,然而也是日本文化形態下呈現出來的眾多“矛盾問題“中的一個而已。

影片中各個角色間,既彼此利用也彼此取暖,敘述表面煽情卻內裡剋制,不僅多情而且有力,並未把家庭的溫馨和愛當做抹平一切“惡”的漿糊,因此它歌頌了愛的價值,也指明瞭愛的方向。

影片最後一個鏡頭,是回到生母身邊的由裡又回到了當初被撿到的陽臺,唱起了在小偷家族學會的歌謠,這份暖意和心酸的交融,完成了影片的最後一擊。

《小偷家族》:從“善與惡”的衝突與剋制裡,看日本文化的菊與刀

最後的渴望吧?

希望我們對日本文化的理解越深,越能領悟影片中反映的真實的聲音,從而將這些思考帶到我們的世界中,助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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