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經常爆發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東漢黃巾軍、隋朝十八路反王起義軍、唐末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明末李自成等，這些農民起義都無一例外地動搖了當時的封建統治王朝的根基。可有意思的是，夾在這些王朝中間的宋朝，卻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要知道，宋朝也是一個農民起義頻發的王朝，其起義次數為歷朝之最，僅北宋160餘年時間就有203次，規模較大又出名的農民起義有北宋初年的川蜀王小波起義、江南方臘起義、山東水泊梁山宋江起義等，但這些起義都帶有區域性的特點，並沒有像星星之火在全國各地燎原起來，更沒有動搖宋王朝的統治根基。
農民起義，一般都伴隨著百姓失地、苛捐雜稅、繁重徭役、官紳壓榨以及天災人禍等，只有滿足了這些全部條件，起義才會爆發起來。宋朝相比於其它朝代，統治者對百姓的壓榨也一點不甘落後，百姓的負擔也非常重，但是，為何宋朝就沒有爆發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呢？
其實，任何一個朝代爆發農民起義，其原因除了有統治者的人禍以外，還有自然災害，如蝗災、旱災、瘟疫、地震等，而這些天災往往是壓垮百姓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就是說，中國百姓是最能忍受的，只要這根稻草沒有落下來，或者統治者把這根稻草移走了，百姓就不會起來造反。
宋朝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歷史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各類自然災禍發生111次，南宋發生825次，其中特大型災情23次。
但是，宋朝對待民變，除了採取軍事手段外，還非常注重非軍事手段的運用，如招安、募兵養兵，把常年掙扎在貧困線上的農民招為士兵，但饑民太多，總不能全部招入軍中；因此，朝廷也會及時執行救助策略，讓受災的農民活下來。
這些救助策略，總是能在大規模起義爆發的臨界點，及時地拿走那根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拿走稻草的方式，就是“救荒之政”。
宋朝的救荒之政一般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中、大以上災害的救助；二是災傷發生之後的減災。在宋朝初年，這項政策主要由中央政府來完成，隨著政權的穩固，再加上各項管理制度的完善，朝廷漸漸地把救災責任轉移到了地方政府手裡。
也就是說，宋朝從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視對民眾的救災工作；如公元989年，京師及河南、河北大旱，宋太宗把災禍的發生歸咎於自己的罪過，認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為了表達對上天的悔意，宋太宗“直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足以答謝天譴”，把自己置身於烈火之中，來答謝天譴。雖然這種方式很有政治作秀的嫌疑，但在唯吾獨尊的皇權時代，能這樣做已經非常難得，至少表明了統治者對災荒的重視以及消除災荒的決心。
災荒的發生，一定會伴隨著偷盜現象的增加，特別是一些饑民，為了活下去不得不走上偷盜之路。但是，宋朝針對饑民偷盜，都會有一副寬容之心，往往不會大加懲處；按照宋朝法律，“因飢持仗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者，其悉以減死論”，百姓因飢餓去搶了別人家的藏糧，除了誅殺為首者，其餘脅從者都不會處死。如淳化五年（994年），蔡州許多饑民去搶了地主家的糧食，被官府捉拿歸案了，首犯有318人，按照法律，這些首犯必須處死。
但是，當時的官府內部商量了一番，並沒有殺那318人，而是“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棍棒杖責一番就了事。事後，這件事上報朝廷，宋太宗“下旨褒之”，說做得對，這些人本來就是平民百姓，如果不是為了活命，也不會去偷糧，不能把饑民當成強盜，從輕發落。同時，下令蔡州官府賑濟災民。
“彼皆平民，因飢取餱糧，以圖活命爾。若其情非巨蠹，悉為未減，不可從強盜之科。”
也就是說，宋朝針對饑民偷糧，往往是法外開恩，不會一下子堵死災民的活路。雖然，朝廷這樣做有點不厚道，等於變相鼓勵饑民去偷地主家的糧食，也遭到部分士大夫的反對，“今眾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大家都去搶糧倉，都寬容對待，不利於社會穩定啊。但是，針對反對意見，宋太宗的態度卻是，天下百姓都是我的臣民，遇到災荒了，地方州縣又不能有效賑災，飢餓所迫，不得已才去偷糧，如果以偷盜罪殺了饑民，更不利於社會穩定。
“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賑恤，飢莩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在宋朝最高統治者的眼裡，只要國家與社會保持整體上的穩定，就算窮苦人去偷盜地主富人，這只不過是臣民的財富重新分配罷了，對於整個宋朝統治者來說，自身並沒有損失，等於就是鼓勵社會“抑強扶弱”，有點打土豪的意味。
饑民去搶富人的糧食，而朝廷又變相鼓勵，富人等於是在一種不情願的情況下，被迫交出糧食幫助朝廷來賑濟災民。同時，朝廷為了讓地主富人主動交出糧食，就出臺了一項政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推廣勸分救荒”。勸分，是勸導人們互相幫助、有無相濟。朝廷讓富民捐錢糧救災，授他們官爵作為回報，而且，根據所捐錢糧的多少，授不同的官爵，具體制度如下：
“許有物力戶及職員等情願自將斛鬥充助官中賑貸，當與等第恩澤酬獎：一千石賜爵一級，二千石與本州助教，三千石與本州文學，四千石試大理評事、三班借職，五千石與出身、（三班）奉職，七千石與別駕，不籤書本州公事，一萬石與殿直、太祝。”
朝廷出臺這項政策，等於就是在賣官了，當然，這個僅限於危急時刻的救災。在古代，士農工商是四種民眾的總稱，商人甚至排在了農民和做工的人之後，地位是很低的，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下，商人的後代是不能為官的。雖然宋朝商人的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總體來說，商人還是因為身份的原因成為被歧視的對象。而現在朝廷為了便於救災，讓富人出錢出糧，這就給了富商提高身份地位的機會，自然會大力捐錢糧來換取官爵。
後來，北宋的這個“捐糧授官”的政策，被當作官府救荒的補充措施之一，到了南宋中後期，就成為了官府賑災不可或缺、備受依賴的主要救荒措施。宋朝通過“勸分”的方式來推行救荒之舉，“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認為要想成功救濟災民，唯有通過勸分。
宋朝賑災圖
“勸分”是官府通過以爵位官職、優惠價格、免役等條件為感召，鼓勵或者激勵富民、士人、商人等家裡有大量存糧者，把糧食拿出來賑濟災民。但是，自北宋中後期至南宋，“勸分”由自願發展成為一種強制性的救災措施，州縣衙門勸富人捐糧，根據富裕的程度，劃分為五個等級，根據等級向富人徵糧來賑災。
“州縣勸諭賑，乃有不問有無，只以五等高下，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糶。”
到了這時，“勸分”已經名不副實了，已經成為強制逼捐的代名詞了，有點類似於現代，每次國家遇到災難，輿論就會向企業家、明星等富裕階層逼捐，你不捐款，就是沒有愛心，甚至捐少了還會被罵。
宋朝之所以會出現逼捐的現象，主要還是與宋朝統治者把“摧豪強，惠小民”的方式標榜成王者仁政分不開，每到民間有災難需要救助之時，統治者就理所當然地“打土豪”來救民了，併為此舉感到自豪，認為是“王者政教之美也”。
因此，每到災荒之時，宋朝的救荒之政都取得很大成功，其救荒之舉，除了有著最基本的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防止農民因饑荒之時作亂或起義，鞏固其既有的統治秩序，這才是救荒之政最主要的目的。
宋朝農民起義的參加者，除了少數工商業者、漁民、鹽販、士兵等，大多數還是貧困的鄉村下戶和鄉村客戶。宋朝將鄉村戶人分為主戶和客戶，主戶為有土地的農民，根據財產的多少，分為五個等級，第四、五等主戶是有少量財產的主戶，就是鄉村下戶；客戶指的是沒有土地的農民，靠租種他人的田地生活。鄉村下戶和鄉村客戶在宋朝總戶數中佔比很大，約佔總戶數的78.2%至93.5%，因此，宋朝救荒的對象主要是針對這類龐大的人群。
在救助災民時，為了更合理地將糧食分配給災民，還建立了一種“抄劄 ”制度。抄劄是宋朝在救荒和社會救助活動中普遍實行的一種排查、核實登記制度，統計每家每戶的人口，是一種比較科學的賑災登記制度，為朝廷和各級政府救助災民提供依據，其救助對象主要是因各種自然災害失去生活來源的人群。
在統計過程中，提前根據家產的多少，劃分取民和養民。取民，意思是國家想取之於民的時候，你就是出錢的對象；養民，就是被救助的對象。你越有錢，你出的錢糧就更多；你越窮，獲得的救助就越多。中產以上家庭不僅“無所得食”，還要被“勸分”，拿出錢糧來幫助各級政府賑濟災民，有時候就免不了發牢騷，“
吾薄產之家，歲輸秋夏二稅以報國家，今吾田荒不種，無所得食，而國家止濟無產之家耶？”我雖然是有產之家，但家底也薄啊，每年向國家繳納兩次稅，是納稅人，現在我家的地也沒種糧啊，而國家卻只賑濟無產之家。其實，在救助過程中，不同人群區別對待，這是自唐朝中期以來土地、賦役制度的改革，即有土地者（有產者）直接向國家納稅，而無地或少地者，向土地佔有者繳納地租。因此，當災荒發生之時，無產者就直接得到國家的特別賑濟，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權益。
不過，在災難之時，政府也不是完全一點都不照顧“有產之家”。因為，救荒之政分為三類：賑濟、賑貸和賑糶。
“有曰貸糧種子者；有曰藉助振貸者，以息振濟者；有曰振糶者，減價糶谷以振之也；有曰振濟者，直與以振之也。”
賑濟，對孤寡、貧弱、疾廢和乞丐等貧困戶發放口糧，以延續他們的生命。
賑貸，對有一定家產的人，以比較低的利息或無息借糧種給他們，幫助他們恢復生產。
賑糶，對有一定家產的人，官方通過平抑糧價的方式，把低於市場價的糧食賣給他們。
而要想順利推行這三種救助制度，“抄劄”制度就開始發揮作用了，為了確定實際的救濟人群，將災傷分作四等抄劄，分為仁字、義字、禮字和智字。
仁字指有產稅的富豪之家；義字指雖有產稅，但也受災歉收者；禮字指五等下戶及佃戶；智字指孤寡、貧弱、疾廢和乞丐之人。
除了仁字的富豪不賑救外，義字者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救濟。這說明，宋朝的救濟制度非常完善且詳細，這保證了救濟效果。
縱觀歷代農民戰爭發生的原因，最終社會矛盾激化成全國性的大起義，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較大範圍和特別嚴重的自然災禍的發生，如隋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導火索是山東等地的水災，三十多個郡被大水淹沒；唐代後期農民戰爭是因關中地區大旱；明末農民起義是因陝北、河南、山東等地大旱、蝗災；也就是說，每次都是自然災害發生的地區，總是會爆發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二是統治者在自然災害發生之時，不僅不採取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反而變本加厲地剝削民眾，前面提到的歷代大規模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無一不是如此。
而只有宋朝，在面對災荒之時，採取了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如養兵、救荒等，令豪強出錢糧救濟災民，既緩和兼併、富人與低層民眾的矛盾，又減輕了政府財政負擔，同時又安撫好了饑民，使百姓不至於走投無路進而鋌而走險，這就將起義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當然，宋朝之所以能很好地扼殺農民起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百姓太善良了，只要讓他們有一息生存的條件或機會，就不會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而宋朝救助災民的荒政總能使瀕臨絕望的民眾看到一線生機，不得不說，宋朝的“平亂、止亂”策略非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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