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清明節，生者對逝者的緬懷追思籠罩在一種特別的氛圍之中。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們對生死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會先到來，一旦意外來臨，我們能否讓自己和親人更加從容地告別？
疫情下的清明節，讓思考更有了一種緊迫感，寫“遺書”“遺囑”也成為人們的一個選項。中華遺囑庫管理服務部負責人湯婷婷告訴南都記者，疫情期間，線上諮詢和和預約量都較平日暴增數十倍，在國內疫情最嚴重的2月，每天線上諮詢量更是達到了400人次。自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中華遺囑庫共收到遺囑預約的3562份。（Jlls）
中華遺囑庫開通“微信遺囑”，今日不到一天就有1427人留“遺囑”
據悉，中華遺囑庫在疫情期間開通了“微信遺囑”小程序。在這個小程序中，用戶可以用文字、照片、視頻的方式創建“幸福留言”，中華遺囑庫會按照用戶約定時間將留言寄送給留言對象。這項服務將持續到清明期間，公眾可免費使用。
湯婷婷介紹，清明節後“微信遺囑”的用戶數量暴增。清明節即4月4日當天，有249人留下”微信遺囑“。而4月5日截至當天晚上8時，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有1427人留下“遺囑”。
據她統計，今年以來，通過“微信遺囑”留下“幸福留言”的人數已超過5000人。
微博上，有網友說體驗了一把“微信遺囑”。
在這次疫情之下，給親人寫遺書、留遺囑的想法，變得不再突兀。“微信遺囑”也稱作“幸福留言”，因為人們能夠寄期望它在某個不得已的時刻，成為自己與親人的最後一次對話。
然而，“微信遺囑”如果涉及財產，是無效。中華遺囑庫武漢預約中心主任馬珂珂告訴南都記者，“微信遺囑”只能定位為情感遺囑，也就是想給家人朋友說的話，而不涉及財產。“如果要立正式的遺囑，可以先辦理預約，後期疫情解除後在線下來立遺囑。”
疫情下的遺囑故事
近期，南都記者採訪了幾位在疫情期間寫下遺囑人。有在抗“疫”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也有參與疫情防控的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當然也有人沒有來得及完成這最終的表達。
聽聽他們寫下遺囑的故事——
疫情之下，他們提前寫了遺囑。
2月3日，54歲的民間志願者何輝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漢搶救無效死亡，這一消息突然讓許多人意識到，疫情中的志願者也面臨著死亡威脅。作為武漢80後志願者，王超很早就想到過這個問題。“大年初二在手機上寫了遺書，然後把開機密碼取消了。”他告訴南都記者。
那天是大年初二，武漢“封城”第四天，疑似和確診病例暴增的前夕，整個城市氣氛緊張、凝重。
在手機上敲完字後，他取消了手機的開機密碼，“方便別人打開”。
武漢是王超的老家，但他這次是被困在這裡的。1月23日即武漢“封城”當天，他從十堰駕車進入武漢，後來才知道自己出不去了。
由於從事醫藥行業，他不斷收到來自武漢朋友的求助，請他幫忙聯絡醫療資源。在這一過程中，他進入“影子夢之隊”當起了志願者，負責接收、聯絡各地運來的捐贈物資，以及採購、分配醫療物資等工作。
他們這些志願者像毛細血管一樣連繫著城裡城外。“封城”初期，城內醫療資源極其緊張，志願者們忙到凌晨兩三點“是常有的事”。
這項工作更大的危險在於被感染的風險。在前線，王超除非去醫院，否則捨不得穿防護服。直到現在，他戴的依然是普通的醫用口罩。他怕家人擔心，起初都沒有告訴家人自己在做志願者。
2月18日深夜，王超在武漢火車站卸貨時，發現自己發燒到38℃，他急忙自我隔離，好在這次只是虛驚。這件事他也沒敢及時跟家人說。
王超並不忌諱談及死亡。當南都記者問他為何要寫遺書，他說最初決定當志願者時，自己就對整天在外面跑的不好結果做好了心理準備。“我人在外地，還住在別人家，萬一我死了，誰知道？所以要把一些後事都安排好。”他說。
許多與他一起奮戰的志願者也做了類似的事情。“當時我身邊的志願者都擔心，尤其擔心萬一自己出事家人怎麼辦？所以各自就寫了遺書。”他說。
遺書放進了行李箱：“父母很牴觸”。
“等武漢疫情由一級響應降到三級響應，我才能安心回家。”廣東清遠人黃春明說，他也是一名80後。
武漢的一個多月內，他從北上批發砂糖桔而滯留的客商，轉身變為忙碌在貨運站、醫院和社區之間的志願者，熟練地協調醫療和生活物資的配送。
1月21日，黃春明與業務經理驅車來到武漢給家鄉的砂糖桔找銷路，兩天後武漢“封城”。他隨即做起了志願者，負責為醫院和社區配送醫療生活物資。
“你怎麼知道來接貨的是不是病毒攜帶者？我們的確每天是在跟死亡擦肩，而他們（醫護人員）每天都是直接面對死亡，我們怕什麼呢？”黃春明說，他與其他志願者都已寫好了遺書。
黃春明認為武漢需要自己，他不能置身事外，但身在疫情中心，還整天在外面當志願者，黃春明的父母非常不理解。當父母看到武漢有醫護人員殉職，就會說缺乏醫護常識的志願者更危險。“每天都在嘮叨，說不要老往醫院那個地方跑。”黃春明說。
他很理解父母，也經常解釋在正確的防護措施下，沒他們想得那麼嚴重，但畢竟風險還在，尤其想到家裡有老有小，他也很怕。
黃春明說，武漢“封城”最初那段時間，整個城市的情緒，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
“那個時候空氣瀰漫著死亡的氣息，都很悲觀，突然之間，我意識到自己還有太多的事沒去幹，太多的心願沒有完成，太多的話沒有對家裡人說，真的害怕突然有一天自己就這麼‘過去’了。”他說。
於是，他在一個本子上寫好了遺書，然後放進了行李箱。關於遺書的內容，他說主要是對孩子教育、父母贍養等家事的囑託。
他寫遺書這件事後來家人也知道了，妻子始終在後方鼓勵支持他，但老爸老媽對此非常牴觸。
“如果不是距離死亡那麼近，我永遠想不到要寫那個遺書，但是現在的情況，我覺得要給自己身邊的人交代一下。”他說。
女醫生立遺囑請戰一線：“請領導優先考慮”。
“眼下除湖北，各省疫情相對得到控制，但湖北各市戰況仍吃緊，我自願請戰，到更前線的湖北支援。”廣東中山市小欖人民醫院醫生陳芳（化名）用鍵盤敲下這樣一段話，這是她交給醫院的請戰書。
陳芳是這家醫院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一名六年的“老主治”。2007年大學畢業後，她在這家醫院已經工作了近13年。“我在我們科一線的醫生當中，年資是最老的。所以我們科我肯定是要去（前線）的。”她說。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中山市第二人民醫院一月份成立了兒童救治組，陳芳是兒童重症救治組的成員。她說，救治組成立1個多月以來，兒童總病人數一直控制在5個以內，未出現重症病例，所以她還在原來的醫院上班。
不過，看到湖北疫情仍然很嚴重，她不想讓自己閒著，而是想立刻上去支援。她在寫請戰書時列舉了自己上前線的多項優勢，例如，她有居家健身的習慣，參加過數十場半程、全程馬拉松和越野跑，身體素質過硬；再比如，她不戴眼鏡，穿防護服更為方便；其中還有一條，自己單身未婚，“一人獨居小欖”“零家庭負擔”。
她寫道，“不用實在可惜，與其繼續待命，不如先讓我做點實事”，“如有需要，隨時接受調動”，“請領導優先考慮！”
為給上前線做最充分的準備，陳芳還想到要立一份正式的遺囑。黃強是廣東百譽律師所的一名律師，他所在的公益律師團隊得知陳芳的需求後，組建了微信群，一起在群中協助她立一份有法律效力的遺囑。
陳芳告訴南都記者，目前單身的她把主要財產留給了在廣州的妹妹，妹妹剛大學畢業找到了工作，“以防萬一嘛，安排好就沒有什麼負擔”。
為了不給妹妹增加壓力，陳芳沒有告訴妹妹自己想上前線以及立下遺囑這件事。“如果家人知道，擔心我，我也要去的呀，在這個崗位就必須做這個事情。” 陳芳說。
3月4日，黃強律師告訴南都記者，陳芳的遺囑已經立完，接下來就剩下代管的問題了。
有人未來得及立遺囑，業內倡議從容安排身後事。
中華遺囑庫武漢預約中心去年底剛成立，就趕上了這次疫情的暴發。該中心主任馬珂珂告訴南都記者，中心年後線上復工後，每天來諮詢的能有四五十人，還有一些市民通過平臺以網上留言的方式留下遺囑。截至3月4日，武漢預約中心正式辦理預約的人數已有133人。
這些人當中，有一些是患者，如全家感染的，希望在這期間留下一些話，或表達自己的心情，同時還有一些抗疫一線的人。“有些人提到自己將去參與隔離服務，我們判斷是志願者或醫護人員。根據總部的信息反饋，各地去支持武漢的醫護人員中，也有在中華遺囑庫做了留言的。”她說。
身在武漢，馬珂珂看到疫情讓許多人失去了愛人，失去了家庭，人們在心理上也悄悄發生了一些變化。她告訴南都記者，疫情剛發生時，大家還沒有那麼緊張，但是武漢一下子“封城”，很多人都突然陷入生死問題的思考中。“如果不是在武漢，感受不了這種心理上的恐懼。”她說。
這次疫情也帶來了許多遺憾。去年底，省裡一位退休的老幹部表達了想立一份遺囑的意願，這既是為了從容安排身後事，也是為了支持武漢預約中心，倡導公眾樹立正確的生死觀。
前期，該中心已在為這名老幹部走程序，並打算將其作為中心的第一份遺囑。然而不幸的是，這位老幹部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於1月31日下午去世，沒有來得及留下正式的遺囑。
“我們聽到噩耗時非常難過，他和我們說想提前安排自己的身後事，不要勞累孩子和朋友，但是現在成為一個遺憾了。”馬珂珂說。
相對於正式立遺囑，疫情期間，人們更多還是自書或上網給家人、朋友留下一些話。作為女兒，也作為母親，馬珂珂也在“微信遺囑”裡寫了“幸福留言”，當作疫情中自我安慰的一種方式。
對於處於疫情中心的人，黃強律師則建議，如果計劃立遺囑，可事先在網上了解遺囑的構成要件，儘可能規避無效情節的出現。“可以自己錄製視頻來留下有效遺囑，也可以找親戚朋友作為代書人，以及找沒有利害關係的鄰居作為見證人。”他說。
馬珂珂說，人們應認真思考生與死的問題，並從容安排身後事，避免意外突然降臨而留下遺憾，“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個會先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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