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生者对逝者的缅怀追思笼罩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之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生死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一旦意外来临，我们能否让自己和亲人更加从容地告别？
疫情下的清明节，让思考更有了一种紧迫感，写“遗书”“遗嘱”也成为人们的一个选项。中华遗嘱库管理服务部负责人汤婷婷告诉南都记者，疫情期间，线上咨询和和预约量都较平日暴增数十倍，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2月，每天线上咨询量更是达到了400人次。自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遗嘱预约的3562份。（Jlls）
中华遗嘱库开通“微信遗嘱”，今日不到一天就有1427人留“遗嘱”
据悉，中华遗嘱库在疫情期间开通了“微信遗嘱”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中，用户可以用文字、照片、视频的方式创建“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会按照用户约定时间将留言寄送给留言对象。这项服务将持续到清明期间，公众可免费使用。
汤婷婷介绍，清明节后“微信遗嘱”的用户数量暴增。清明节即4月4日当天，有249人留下”微信遗嘱“。而4月5日截至当天晚上8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有1427人留下“遗嘱”。
据她统计，今年以来，通过“微信遗嘱”留下“幸福留言”的人数已超过5000人。
微博上，有网友说体验了一把“微信遗嘱”。
在这次疫情之下，给亲人写遗书、留遗嘱的想法，变得不再突兀。“微信遗嘱”也称作“幸福留言”，因为人们能够寄期望它在某个不得已的时刻，成为自己与亲人的最后一次对话。
然而，“微信遗嘱”如果涉及财产，是无效。中华遗嘱库武汉预约中心主任马珂珂告诉南都记者，“微信遗嘱”只能定位为情感遗嘱，也就是想给家人朋友说的话，而不涉及财产。“如果要立正式的遗嘱，可以先办理预约，后期疫情解除后在线下来立遗嘱。”
疫情下的遗嘱故事
近期，南都记者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写下遗嘱人。有在抗“疫”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也有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当然也有人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最终的表达。
听听他们写下遗嘱的故事——
疫情之下，他们提前写了遗嘱。
2月3日，54岁的民间志愿者何辉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消息突然让许多人意识到，疫情中的志愿者也面临着死亡威胁。作为武汉80后志愿者，王超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大年初二在手机上写了遗书，然后把开机密码取消了。”他告诉南都记者。
那天是大年初二，武汉“封城”第四天，疑似和确诊病例暴增的前夕，整个城市气氛紧张、凝重。
在手机上敲完字后，他取消了手机的开机密码，“方便别人打开”。
武汉是王超的老家，但他这次是被困在这里的。1月23日即武汉“封城”当天，他从十堰驾车进入武汉，后来才知道自己出不去了。
由于从事医药行业，他不断收到来自武汉朋友的求助，请他帮忙联络医疗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进入“影子梦之队”当起了志愿者，负责接收、联络各地运来的捐赠物资，以及采购、分配医疗物资等工作。
他们这些志愿者像毛细血管一样连系着城里城外。“封城”初期，城内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志愿者们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这项工作更大的危险在于被感染的风险。在前线，王超除非去医院，否则舍不得穿防护服。直到现在，他戴的依然是普通的医用口罩。他怕家人担心，起初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在做志愿者。
2月18日深夜，王超在武汉火车站卸货时，发现自己发烧到38℃，他急忙自我隔离，好在这次只是虚惊。这件事他也没敢及时跟家人说。
王超并不忌讳谈及死亡。当南都记者问他为何要写遗书，他说最初决定当志愿者时，自己就对整天在外面跑的不好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人在外地，还住在别人家，万一我死了，谁知道？所以要把一些后事都安排好。”他说。
许多与他一起奋战的志愿者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当时我身边的志愿者都担心，尤其担心万一自己出事家人怎么办？所以各自就写了遗书。”他说。
遗书放进了行李箱：“父母很抵触”。
“等武汉疫情由一级响应降到三级响应，我才能安心回家。”广东清远人黄春明说，他也是一名80后。
武汉的一个多月内，他从北上批发砂糖桔而滞留的客商，转身变为忙碌在货运站、医院和社区之间的志愿者，熟练地协调医疗和生活物资的配送。
1月21日，黄春明与业务经理驱车来到武汉给家乡的砂糖桔找销路，两天后武汉“封城”。他随即做起了志愿者，负责为医院和社区配送医疗生活物资。
“你怎么知道来接货的是不是病毒携带者？我们的确每天是在跟死亡擦肩，而他们（医护人员）每天都是直接面对死亡，我们怕什么呢？”黄春明说，他与其他志愿者都已写好了遗书。
黄春明认为武汉需要自己，他不能置身事外，但身在疫情中心，还整天在外面当志愿者，黄春明的父母非常不理解。当父母看到武汉有医护人员殉职，就会说缺乏医护常识的志愿者更危险。“每天都在唠叨，说不要老往医院那个地方跑。”黄春明说。
他很理解父母，也经常解释在正确的防护措施下，没他们想得那么严重，但毕竟风险还在，尤其想到家里有老有小，他也很怕。
黄春明说，武汉“封城”最初那段时间，整个城市的情绪，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
“那个时候空气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都很悲观，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没去干，太多的心愿没有完成，太多的话没有对家里人说，真的害怕突然有一天自己就这么‘过去’了。”他说。
于是，他在一个本子上写好了遗书，然后放进了行李箱。关于遗书的内容，他说主要是对孩子教育、父母赡养等家事的嘱托。
他写遗书这件事后来家人也知道了，妻子始终在后方鼓励支持他，但老爸老妈对此非常抵触。
“如果不是距离死亡那么近，我永远想不到要写那个遗书，但是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要给自己身边的人交代一下。”他说。
女医生立遗嘱请战一线：“请领导优先考虑”。
“眼下除湖北，各省疫情相对得到控制，但湖北各市战况仍吃紧，我自愿请战，到更前线的湖北支援。”广东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生陈芳（化名）用键盘敲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她交给医院的请战书。
陈芳是这家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六年的“老主治”。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近13年。“我在我们科一线的医生当中，年资是最老的。所以我们科我肯定是要去（前线）的。”她说。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月份成立了儿童救治组，陈芳是儿童重症救治组的成员。她说，救治组成立1个多月以来，儿童总病人数一直控制在5个以内，未出现重症病例，所以她还在原来的医院上班。
不过，看到湖北疫情仍然很严重，她不想让自己闲着，而是想立刻上去支援。她在写请战书时列举了自己上前线的多项优势，例如，她有居家健身的习惯，参加过数十场半程、全程马拉松和越野跑，身体素质过硬；再比如，她不戴眼镜，穿防护服更为方便；其中还有一条，自己单身未婚，“一人独居小榄”“零家庭负担”。
她写道，“不用实在可惜，与其继续待命，不如先让我做点实事”，“如有需要，随时接受调动”，“请领导优先考虑！”
为给上前线做最充分的准备，陈芳还想到要立一份正式的遗嘱。黄强是广东百誉律师所的一名律师，他所在的公益律师团队得知陈芳的需求后，组建了微信群，一起在群中协助她立一份有法律效力的遗嘱。
陈芳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单身的她把主要财产留给了在广州的妹妹，妹妹刚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以防万一嘛，安排好就没有什么负担”。
为了不给妹妹增加压力，陈芳没有告诉妹妹自己想上前线以及立下遗嘱这件事。“如果家人知道，担心我，我也要去的呀，在这个岗位就必须做这个事情。” 陈芳说。
3月4日，黄强律师告诉南都记者，陈芳的遗嘱已经立完，接下来就剩下代管的问题了。
有人未来得及立遗嘱，业内倡议从容安排身后事。
中华遗嘱库武汉预约中心去年底刚成立，就赶上了这次疫情的暴发。该中心主任马珂珂告诉南都记者，中心年后线上复工后，每天来咨询的能有四五十人，还有一些市民通过平台以网上留言的方式留下遗嘱。截至3月4日，武汉预约中心正式办理预约的人数已有133人。
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患者，如全家感染的，希望在这期间留下一些话，或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还有一些抗疫一线的人。“有些人提到自己将去参与隔离服务，我们判断是志愿者或医护人员。根据总部的信息反馈，各地去支持武汉的医护人员中，也有在中华遗嘱库做了留言的。”她说。
身在武汉，马珂珂看到疫情让许多人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家庭，人们在心理上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告诉南都记者，疫情刚发生时，大家还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武汉一下子“封城”，很多人都突然陷入生死问题的思考中。“如果不是在武汉，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她说。
这次疫情也带来了许多遗憾。去年底，省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表达了想立一份遗嘱的意愿，这既是为了从容安排身后事，也是为了支持武汉预约中心，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前期，该中心已在为这名老干部走程序，并打算将其作为中心的第一份遗嘱。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老干部疑似感染新冠肺炎，于1月31日下午去世，没有来得及留下正式的遗嘱。
“我们听到噩耗时非常难过，他和我们说想提前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不要劳累孩子和朋友，但是现在成为一个遗憾了。”马珂珂说。
相对于正式立遗嘱，疫情期间，人们更多还是自书或上网给家人、朋友留下一些话。作为女儿，也作为母亲，马珂珂也在“微信遗嘱”里写了“幸福留言”，当作疫情中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对于处于疫情中心的人，黄强律师则建议，如果计划立遗嘱，可事先在网上了解遗嘱的构成要件，尽可能规避无效情节的出现。“可以自己录制视频来留下有效遗嘱，也可以找亲戚朋友作为代书人，以及找没有利害关系的邻居作为见证人。”他说。
马珂珂说，人们应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并从容安排身后事，避免意外突然降临而留下遗憾，“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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