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說帶著偏見看世界，那我就帶著基於歷史事實的偏見來看看明朝。
首先說結論，明朝是一個在各方面都爛透了的王朝。
在我看來，明朝無論是與宋相比，還是與清相比都是遠遠不如的。
在前朝和後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基礎下，中國歷史又是一個以漢人為中心的歷史，僅僅是因為明朝是一個漢人建立的王朝就產生了那麼多明粉。
這實在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偏見，也是漢人自尊心脆弱的表現。
再來具體談談明朝到底爛在哪。
政治
從政治上來講，明代是經歷元代之後的傳統漢人政治的再建，但這種再建卻是一種惡化。
惡化的主要原因在於洪武帝朱元璋廢相。
自秦漢始，宰相的存在就將宮廷與政廷一分為二，皇帝是宮廷首腦，宰相是政府首腦。
皇帝與宰相無論在權力還是在政治上都形成相互輔助和制約的關係。
秦漢以來中國政治相比於先秦封建時期的進步在於政府逐漸脫離皇室的獨立性增強。
即便在家天下的專制集權體系中，宰相作為政府首腦也能對皇帝的權力形成制約。
王室代表貴族特權之世襲，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進退，而宰相作為政府領袖，君權、相權互為節制--錢穆《國史大綱》
皇帝與丞相的共存在傳統專制集權的政治體系中是一種較為合理的存在，也是維持政治清明和政府穩定的有效手段。
然而人類對於權力的慾望是無限且不可遏制的，皇帝總是想從宰相手中奪權。
在歷史的進程中，由於皇帝擁有相較於絕對的權力，宰相的權力就不斷的被削弱。
由於帝王的權力慾望和私心，往往更加信任同姓藩王、宦官乃至外戚。
在漢代皇帝與宰相相安的局面也沒有維持下去，外戚與宦官專權讓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相權一旦被制約和瓜分的結果就是政府的政治決策能力下降，在各個集團的權力鬥爭中導致政治的惡化。
宰相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兩千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明代並沒有完成制度和社會上的有效變革就廢除了宰相，必然就惡果無窮。
很明顯，明朝也嚐到了廢相的惡果。
自朱元璋廢相始，中國歷史便進入了專制集權的巔峰，皇帝掌握了近乎絕對的權力，由此宦官也獲得了極大的權力。
傳統下的宦官不得干政是有道理的，因為宦官總體上是沒有什麼文化的，而且深居宮廷而不知世事變遷，讓其參與政治實則一大謬誤。
然而明代廢相以後就讓宦官參與了政治，還獲得了決策權，其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權力依然超過了宰相的權力。
政府文臣與宦官總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既是因為傳統，也是因為權力的爭奪，更是因為宦官的確不宜干政。
政治上的惡化就為明朝走上下坡路埋下了禍根，廢除宰相是一種違背歷史潮流的行為，因為宰相是適應當時社會形態的存在。
士人與文化
在明代朝廷當官可謂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每一次上朝都可能與人世訣別。
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草木子謂：故其時文人多不仕。
中國的政治歷來都是依靠士人力量的，士人在歷朝歷代都得到了很好的尊重和待遇，這體現的是我國古代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要說對知識分子的尊重還要首推宋代，宋代雖然缺少了唐代的開放，卻形成了政治上獨有的開明。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並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作為一個國策而實行的，士人知識分子獲得了特別的尊重和優待。
這種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宋詞的興盛和程朱理學的出現展示出宋代文化上的繁榮。
反觀明代，士人在社會上的勢力和話語權已經無法和漢、唐、宋相比。
明代以一種嚴刑酷罰來震懾士人，使士人僅為其用而不為其患。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
明代廷杖之刑的施行是對朝廷知識分子最大的侮辱，士可殺不可辱在明代朝廷儼然成為了一個笑話，更無法與宋代刑不上大夫的開明相比。
廷杖亦始太祖時，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其後流而愈甚。
武宗正德三年，劉瑾矯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
頃之，下朝官三百餘人獄。及諫南巡，十四年。
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罰跪午門五日，晚並繫獄，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
餘繼疏爭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
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時嘉靖三年。
大禮議，逮下詔獄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編修王恩等病創卒者十八人。
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朝，有杖畢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
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圜扉為滿。」
十四年，大學士範復粹疏請淸獄，言：「獄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報。
莊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
明廷之漤刑、漤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
明史流寇傳評莊烈帝，謂：「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煥之見殺，則並非罰之明而馭之嚴矣。其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
--錢穆《國史大綱》
明朝大臣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不僅是嚴苛的刑罰，還有恐怖的特務政治，每天提心吊膽的活著，毫無尊嚴可言。
被東廠特務暗中監視，話也不敢多說，更不敢得罪宦官，一旦被抓住把柄，就可能下昭獄，九死一生。
在文化上，理學傳到明代已然發生了畸變，儒學喪失了其應有的青春活力，由此從政治到文化上有明一代可謂暗無天日。
好在有陽明心學的誕生為中國文化揭開了精彩的一頁。
帝王
明朝的皇帝幾乎沒有什麼好貨色，與清朝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明朝的帝王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元璋可稱雄才大略，然而這兩人可謂是殺人狂魔。
無論是以怎樣的目的，一個嗜殺的人所做出的惡行絕不應該被歌功頌德。
有人將朱元璋和朱棣的殺戮視為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有效手段很明顯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開國帝王進行權力的回收與清算不必然要以殺人為途徑，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就是最好的例證。
朱元璋父子倆不僅殺人，還比以往君王殺得人更多，這種屠殺必然是其人生的汙點，再雄才大略也無法掩蓋。
胡惟庸之獄，株連被誅者三萬餘人。
又藍玉之獄，株連一萬五千人。
太祖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戶部侍郞郭桓，贓七百萬，而自六部侍郞下連只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據明詩綜，如汪廣洋、魏觀、高啟、朱冏、蘇伯衡、張孟兼、王彝、揚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賁、黃哲、郭奎諸人鹹死非命。
如李仕魯、王樸之死，尤暴殘。太祖又有「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科。
靖難之變，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屠殺都是令人類歷史蒙羞的殘忍行徑，而朱元璋父子倆就幹了這樣的勾當。
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
朱元璋常常以好心辦了壞事，制定了很多貽害後世的組訓。
太祖窮苦出身，十分反感當官的過於富有，於是有明一代官員俸祿極低。
但這並沒有讓明代官員養成清廉的品性，反而讓其貪汙成性，於是在明朝當官就是為了受賄，為了發財。
以至於王陽明說讀書是為了做聖人是還被人嘲笑。
為防宰相專權而廢相，導致了後世宦官干政的慘痛教訓。
皇室子孫由政府財政供養，卻成為了明代財政巨大的負擔。
明朝皇帝也不是全都平庸，也有嘉靖這樣能力超群的帝王，可惜他一門心思修仙。
長時間不上朝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也不是很多，而明朝就佔了兩個，嘉靖和他孫子萬曆。
嘉靖有能力依靠權術將大臣玩的團團轉，就是不肯好好治國。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皇帝便是明武宗朱厚照，一個放蕩不羈，崇尚自由的人，
可惜他是一個皇帝，一個爛到家的皇帝。
自宋代始，中國就從開放和擴張的氣象轉為內斂和含蓄的氣象。
自明代始，中國的專制集權和自我緊固就進入了一個巔峰。
這種現象無疑是一個文明走下坡路的徵兆，其中明朝時期是這條下坡路上最大的一次跌落。
所謂“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只不過是明成祖朱棣逃避內心的罪惡而遷都北京，最終國門屢次被攻破，社稷也沒保住。
明朝的爛還遠不止於此，無論政治、軍事還是文化和經濟都在惡化，再也不復漢唐時期的大氣象。
如果明朝作為一個漢人王朝就足以為人稱道的話，那這就是一種偏見，而我也正是以一種偏見的眼光來看待明朝。
歷史是很難客觀的，每個人都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歷史。
中國已經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這種以漢人為中心的歷史觀也應該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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