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政治與糧食安全
——重新思考全球動物衛生工作
世界農業與糧食系統正在發生變化，同時也在改變著影響人類、動物和自然環境三者健康的疾病性質，而這三者都是糧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變化的發生並不是孤立的過程，而是在與全球政治、發展和更廣泛的糧食安全問題的密切互動中展開的。2004年，H5N1亞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暴發，這種動物源性病毒跨越物種壁壘，在17個國家造成了人類感染。2018年，非洲豬瘟（ASF）傳入中國，並蔓延至整個亞洲，造成大批生豬死亡。這些疫病的傳播，給國家動物衛生體系造成巨大壓力，並對相關動物產品市場造成衝擊。這說明我們在防控疫病傳播的同時，更應關注和探討這些疫病產生的過程和其中的關鍵因素。今天，全世界正再一次經歷著類似的疫情，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全球大暴發提醒我們，亟需從同一糧食系統視野下審視人類、動物和自然環境三者的關係，關注如下三個方面的議題。
新思維模式：公共衛生與農業的聯繫
全球化、大規模移民、氣候變化以及人與動物之間因集約化畜牧生產和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侵犯而導致的一系列有形界限的土崩瓦解，正影響著人類、動物、病原體以及生態系統之間複雜的互動網絡，進而催生了公共衛生與全球糧食生產的新挑戰。這一挑戰的規模巨大，而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以至於各國在面對此類挑戰時很容易不知所措。我們採取的控制措施雖然在短期內有效，卻會影響到糧食生產和人民生計，從而引發經濟上的連鎖反應。
通過限制流動和生物安全措施來控制這些疾病將付出巨大代價，也會直接影響糧食供應鏈以及小農戶和弱勢群體的生計，尤其是在脆弱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環境中實施這些措施時將面臨更多挑戰。
因此，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我們頭頂。不論是面對下一波的疾病大流行，還是對付已經眾所周知的動物病原體，我們的準備都並不充分。在這場無形的戰爭中，我們的對手有著數十億年的生存歷史(如病毒、細菌)，這些微小但狡猾的戰士適應新環境比我們更快，他們發生基因變異的速度比我們發現、響應並製造出疫苗的速度要快得多。那麼，這些微小的敵人正在悄悄啟示我們什麼呢? 是的，現在是時候從更大的格局思考並重新審視我們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威脅的做法，以及它們對糧食生產和自然生態系統帶來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需要轉變思維模式，來更好地理解和處理公共衛生與農業之間的聯繫。
“同一健康”概念
及其在全球和地區層面的應用
“同一健康”是一種從“人類-動物-生態系統”的角度來探討傳染病防控的方式，重點關注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互動以及在互動過程中發生的野生動物、家養動物與人類的接觸。美國獸醫醫學協會（AVMA）將其定義為“為實現人類、動物和環境的最佳健康狀況，在地方、全國和全球範圍內開展的、多個學科的聯合行動。”根據聯合國專門機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同一健康”是採用多學科和跨部門的綜合協作的方式，來應對在國內、國際、地區與全球層面的“人類-動物-環境”互動中出現的健康威脅的方法，這種威脅可以是緊急的、持續的或潛在的。
然而，當“同一健康”這一理念在基層實施時，它在定義、範圍和操作性上的許多問題卻讓政府、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和政策制定者感到十分棘手。因此，“同一健康”或許還從未能真正發揮出全部的應用潛力，現在也只是專家之間激烈辯論的話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儘管有許多舉措來創建一些跨領域的委員會、平臺或網絡，但它們通常會在眼前的危機（或資金）消失後很快解散，而政府機構與學術界也通常會劃分責任與專業領域，這使得多學科合作一直是我們的弱項。有些國家一直在努力將“同一健康”付諸實踐且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仍然難以保持（多方合作的）聯合治理結構，維持聯合資助或衡量其影響。最近，越南一項針對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AMR）治理的研究指出，現有的利益相關方需要緊密協作，提供相應資源來改善國家監管體系，並打破現有的部門藩籬。該研究還建議通過適當協作，採用“邊做邊學”的參與式方法來引導、組織和指導利益相關方。
我個人傾向於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理解“同一健康”：它是一種經由整體糧食系統的視角，整合與公共健康密切相關的食品和營養安全問題，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傳染病和大流行病對本地和全球影響的關鍵方法。因此，它涵蓋了食品安全與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AMR）方面的問題。基於在非洲和亞洲多種不同背景下的實踐經驗，我認為“同一健康”為我們提高預防大流行病的能力，同時更快地應對疾病威脅並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提供了機會。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遇到了挑戰，比如出現緊急事態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況（例如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時這一理念的侷限性，還有需要將其進一步發展以應對當今全球糧食系統的挑戰。考慮到過去應對流行病的經驗教訓，聯合國糧農組織建議採用“同一健康”方法，將動物、人類、環境衛生方面的專家與社會科學專家聯合起來，協調各方力量，共同防止新冠疫情進一步擴散並減輕其造成的影響。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跨學科合作：
尋求聯合解決方案
經驗表明，跨學科工作在地方一級遇到的障礙較少，同時還能與地方社區協作來讓他們成為疫情監控過程的一部分。的確，如果不結合社會政治背景和社區參與，疾病控制很可能收效甚微，影響也有限。這在甘地的一句話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為我做的事，如果沒有我的參與，就是對我的傷害。”因此，為解決受影響社區的迫切需求設計方案時，社會科學專家的意見至關重要。
如上所述，疾病防控是更大發展背景的一部分，當地的政治、經濟、糧食安全、氣候變化影響、人口遷移、城市化和貧困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疾病在不穩定、內亂或衝突的情況下出現，從而加劇當地緊張局勢並阻礙有效防控和應對時，這一點尤為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講，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一次真正的警鐘，它突出表明，地方社區對政府、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和衛生當局處理疾病的方式缺乏信任。幾年前，在應對高致病性禽流感時，瞭解疫情發生和傳播的方式以採取適當措施也是防控工作的關鍵，但是，只有在充分了解家禽業各利益相關方的動機以及整個行業的結構後，才能獲得這些信息。在某些地區，我們對農民和貿易商的動機仍然知之甚少，或者沒有適當的方法來激勵他們改變行為方式以實現防控。因此，面對大規模疫情，我們必須深入分析農民、貿易商、運輸商和價值鏈上所有利益相關方的決策方式，並在防控疾病的過程中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這種思路將適用於這次引起全球重視且威脅著人類健康和全球經濟的新冠疫情。
我們需要更多來自社會科學的參與。在疾病應對干預和制定控制策略時，社會科學專家們的視角是無價的。儘管這種做法並不新鮮，並且它本身就是“同一健康”原則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動物流行病學專家與社會科學專家之間的合作完全具有更大潛能。
在非洲豬瘟疫情之後暴發的新冠疫情說明了傳統公共衛生、動物衛生和疾病預防系統的侷限性。它表明，僅僅依靠科技來應對構成全球威脅的疫情的方法已到達了自身的瓶頸。顯然，是時候從整個糧食生產和衛生的角度出發來探索更有效的應對方法了。這種方法必須足夠強大以面對未知問題和不確定性，並將最先進的疾病控制技術與社會、政治和環境科學，及其從業者聯繫起來，合力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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