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回忆录
我是陕西绥德县薛家峁乡石家沟村人，生于1914年3月9日，奶名虎儿。我家是贫农，只有十垧无人种的山梁地，因而又租种地主的十垧地。如风调雨顺除付出地租外，尚能勉强维持生活，如遇干旱就要借地主高利贷，春借一斗，夏还一斗半。受如此盘剥，苦日子永无到头之日。
我父亲不识字，常受地主高利贷讹诈，为此我六岁时父亲供我上冬学，冬学在旧历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办。1921年我七岁那年，村里成立一所塾学堂，请了一位清末的秀才许尔杰先生做老师。我家境贫寒本上不起学，父亲用借贷供我上学。头四年上的是百家姓，三字经，五言诗七言诗，四书等。1925年，村里开办了一所新学堂，请了一名新学教员名叫韩宗愈，给我们教算数，国文，常识等。我学习一直很好，总是前三名，第一名时居多。那些地富子弟不好好学习，还欺负我们。以我为首的穷人子弟常和他们斗，有时打架。老师总是护着他们，因为他们有钱。因此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痛恨地富的种子。
1926年，在中共党员陕西第四师范校长李子洲领导下，学生开始闹革命。游行宣传自由平等，打倒军阀列强，解放小脚，不缠足。组织农民协会。我在村里参加农民协会活动。1927年，我考入绥德第一高等小学。学校根据贫富分三个伙食灶，富家子弟吃细粮，中灶一粗一细，穷人灶都是粗粮。校长指定大地主的儿子当灶长。这个灶长贪污我们的伙食费，我的学长好友崔田民领导我们进行了一场反贪污斗争。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撤了这个灶长，退赔了两百大洋。
1927年冬天为反击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学潮。成立学生自治会，向校长提出到杨家沟旅行，国民党右派校长拒绝批准，由此开始了罢课，罢考，出宣言发传单，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因为我年纪小，几个年纪大的就煽动我打校长，结果没几天，反动校长就叫来军阀井岳秀的一连兵镇压，强迫复课。并将我们十几个闹学潮积极分子开除。
参加共青团搞地下工作
1929年5月由我的同学好友崔田民介绍我加入共青团。我村发展了3个团员，有我，石琨和雷为烈。石琨是书记，雷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崔田民和马文瑞先后来我村讲国内外形势并布置任务。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利用合法的口号去号召群众向国民党和官府进行斗争。1930年陕北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党组织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宣传说是英国资本家在绥德开的打蛋厂祈祷天不下雨，如把该厂打掉，天就下雨。这样上万群众进城赶走英国资本家，把蛋黄蛋清一抢而光。我们还号召群众将薛家峁区政府的粮库打开，几十个村的群众抢走了粮库的粮食，这两次行动缓解了饥荒。同时我们采取各种形式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发动群众抗粮抗租斗争，我除参加上述工作，还负责传达党团文件。
1934年5月得到上级指示，要农村赤化。组织贫农团和赤卫队。六月，因杀了替大地主白登高逼租的狗腿子遭到报复，由白登高带领一连白军将石家沟围困，支部决定派雷伟烈到苏区找崔田民请示，雷伟烈找到崔田民汇报了情况，崔田民指示说要组织武装，但没枪。你们趁此机会打入白军做士兵工作。如能策动兵变带人枪过来最好，如不能你们也可相机拖枪回来，雷回来传达指示后，我们支部几个人就执行指示，参加了井岳秀的85师白军。
在白军工作看到他们围剿苏区杀人放火很难受和无奈。只有忍耐。在白军很困难，上层无关系，又得不到上级指导。在士兵中交朋友做工作也不顺利。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找机会在战场上倒戈，里应外合，这样作用更大些。
1935年5月白军开到横山石湾镇围剿苏区。我们机会来了。5月的一天，白军连长带了第一排（我与石琨都在这个排）和机枪连的一个排去打红军，白军进到距离石湾镇20里的羊圈山，和红4团交火，当时我们向士兵喊话:不要与红军打，交了枪红军优待。随即就有十几个士兵不打枪了，连长要制止，我当场将其击毙。战斗很快结束。红四团未伤亡一人。我们带来十几只人枪。随后我们向红4团政委刘国尧同志作了汇报，他很高兴留我们住了几天。并写了介绍信要我们到永坪镇苏维埃省政府找崔田民汇报了情况
参加工农红军
1935年5月下旬，崔田民介绍我参加红军，任26军42师2团3连排长。7月部队开赴延川县马家沟进行整训。9月由刘志丹率领北上攻打横山城，途中召开动员会，由2团政委呼应永介绍，我由团员转为党员。随后部队开始攻城，从拂晓打倒下午5点未能攻下，部队伤亡很大。弹药消耗也很大。刘志丹撤退，用三天行程返回老根据地永坪镇。此时从鄂豫皖撤出的红25军开到永坪镇，与陕北的26军27军会师。在纪念918事变那天，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红15军团。由中央代表聂洪鈞宣布成立。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分别编为75，78和81师，我在78师232团二营任排长。
劳山战役
15军团成立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因此15军团与9月下旬从永平出发向南行进3天，进到劳山一带布置，围困甘泉打延安南援之敌，我们进到劳山东部设伏，敌人3天未来。我们就在山上露营，战士们忍饥挨饿等候敌人到来，10月1日东北军何立中率领3个团南援甘泉。当敌人进至我伏击圈，军团发出冲锋命令，我们75,78两师从东西两山头向下冲击。从10时战至下午4时将两个团和其师部歼灭，一个团逃脱。俘虏4000人，缴枪3000枝。轻重机枪百余挺，迫击炮十多门。电台一部。及其他物资。此战使我军装备大大改善。烂79步枪都换成了马步枪。
榆林桥战役
1935年10月25日，我15军团围攻驻榆林桥的东北军王以哲部，敌人利用城墙和碉堡顽强抵抗，我军进城后看展开巷战，一墙一屋地争夺，战至黄昏才将敌人全歼。俘虏敌团长高富元以下一千余人。缴获包括数门迫击炮在内的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次战役我方伤亡也很大，但此次战役意义很大。俘虏的团长高福元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做工作后释放回去，他向张学良转达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来我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关系也是高福元牵线搭桥的。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组织了直罗镇战役。此战役由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协同作战。两个军团隐蔽设伏。东北军109师进至直罗镇一带，师部住在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我军发起攻击，经几小时战斗将敌人大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在山头土寨固守待援。当时我78师232团是负责主攻任务，我是二营五连的指导员。我们正准备强攻，周恩来和彭德怀来到我团阵地，命令停止进攻。要我围而不攻。23日夜敌残部突围到牛头山下，被我歼灭。牛元峰被击毙。此战缴获各类枪支5千余枝，机枪180挺，迫击炮数门。电台两部，子弹数十万发。此战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
组成北路军二打横山
直罗镇战役后，我军做了短期休整。1936年1月军委为保陕北北部安全调我78师北上，进至瓦窑堡中央所在地。周恩来检阅了我78师并宣布了命令。由78师和28军及军委骑兵团组成北路军。刘志丹为司令，宋任穷为政委。当晚刘志丹和宋任穷召集我们连以上干部开会，讲了北路军的任务。第二天就向横山县开进，此时雪下得很大有一尺多厚，北风刺骨。指战员连鞋袜都没有，用毛毡裹脚当鞋又当袜子穿，身上穿的是空心棉衣，口粮是炒高粱花。部队进到横山城周，布置围城打援的战役，由28军围横山城，我主力78师和骑兵团设伏在城北响水堡一带，准备歼灭榆林来援之敌。此地是沙漠地带，吃饭饮水都很困难。指战员吃高粱花充饥吃雪团解渴。设伏三四天，敌人发觉我军意图，不敢增援。我军为保存实力，没有强攻横山城。随即返回瓦窑堡，我78师在此休息了一个星期，过了春节后又开到文安驿一带，回归15军团建制。
红军东征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遣军东征山西，我15军团为右翼纵队。从清涧的东河畔河口渡河，渡河一船坐一连人，骡马拴在船尾随船涉渡，我们78师为2梯队渡河。渡河后攻克晋军在贺家凹的碉堡，消灭两个连。摧毁其火力点。乘胜占领晋西北重镇义牒镇。后得知显县的北门镇驻一个营，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果断决定我2营绕道敌人后山上占领制高点，从上往下攻，1,3两个营由川沟猛攻守敌，并切断其退路，敌人一个连在北山顶上防守，我营前卫一连向其猛攻，敌人逃跑，我们追击下去，敌人乱成一团，在两面夹攻下用半个小时就全歼守敌，该敌人是阎锡山的505团第一营，俘虏敌人营长以下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枝，机枪数挺。此战是我78师旗开得胜第一仗。
在孝义县开辟群众工作
1936年2月进到石楼城下准备攻打，后又接到命令由少数部队围而不攻，主力继续前进。26日我78师开到双池镇休息数天后，就地开展群众工作。由于阎锡山多年的欺骗宣传，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纷纷逃避。经过耐心宣传解释和实际行动，百姓逐渐回村。我们每到一村就调查研究，调查出来的土豪劣绅，经师政治部批准就没收其钱财衣物，粮食和牲畜。除军用外，都分给劳苦群众。在双池镇我们打开了一个高利贷当铺，群众当的财物，我们宣布开当主。周边几十个村子的百姓都来认领当物，群众非常开心。我们趁此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反动政策，和剥削压榨百姓的行为。群众也表示了对我们的拥护和热爱。
大战兑九峪
红军东渡后，阎锡山很恐慌。他集中十几个团的兵力于兑九峪企图与我决战，逼我西渡。我军情报失误，以为敌人只有两三个团。方面军集中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兵力，准备歼灭此敌。于三月十日从兑九峪东西山头围攻兑九峪之敌。在冷风刺骨的天气下，我与敌人反复冲杀。打了一天之后才发现敌人不是两三个团，而是十四个团。因此方面军司令部决定黄昏时撤出战斗。我们78师仍回双池镇原地待命，继续开展群众工作。
雨雪天气大战演武镇
1936年3月18日，方面军司令部决定两个军团分开行动，调动敌人。一军团向晋东南的洪洞，赵城，临汾一线开进，15军团向晋西北挺进威胁太原。19日我78师进至汾阳东北之演武镇，敌人为了阻止我进逼太原，出动步，骑，空三军与我大战演武镇。正是雨雪天气，百米以外开不清目标。但我师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战斗，连续反冲锋。终将敌人击退，击毙数百名缴获各类枪支百余枝。军用物资一部。此战受到军团首长表彰。
奔袭交城县
1936年3月21日，我78师在敌机轰炸扫射下用二十小时的急行军走了一百多里，夜里12时进到交城周围，三个营从南，东，北三个方向攻城。凌晨两点打响，因部队疲劳，地形不熟，攻城器材也准备不足，敌人防守又有准备，激战四小时未能攻克。于天亮前撤出战斗，向岔口镇转移。
圪洞镇的运动防御战
1936年4月5日，我15军团和刘志丹、宋任穷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一带会师。阎锡山调集二十个团的重兵企图与我决战。为避免决战，我78师急行军二十个小时，行程140余里进至方山县的圪洞镇，修筑防御工事，进行运动防御，掩护15军团全军摆脱敌人。4月8日，敌人前卫部队与781师激战一天。敌人为攻下一寸阵地。九日敌人全力进攻，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运动防御，因此主动放弃两个山头。到下午，红28军来协同我师进行防御战。，到10日黄昏撤出战斗。我15军团绕道南进，红28军西进袭击三交镇，此战刘志丹中弹牺牲。我15军团在二十几天里转战晋西北十几个县，行程千余里，大都是夜行军和急行军，没睡过一个整觉、指战员十分疲劳，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和浮肿病。，而且大都是打的遭遇战：3月31日在曹家坡遭遇战中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炮兵连；4月12日的遭遇战消灭敌人392团，俘虏团长高登瀛；这几次遭遇战共歼灭敌人两个团，缴获小炮三门，无线电一部枪支弹药甚多。扩大红军数百人。随后在摆脱敌人后，全军团开到大麦郊一带休整。
为适应战斗部队进行整编
我15军团在大麦郊修正了两个礼拜。这是红军东征以来唯一的一次休整。指战员体力有所恢复。为了适应战斗，部队进行整编。全军团的营都编为小团，每团4个连，一个重机枪排。全军团编为三个师：73,75和78师。我78师师长为田守尧，政委崔田民。整编后全军团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军团政委程子华讲话，总结了转战晋西北的战绩。
掩护红军主力西渡回师陕北
由于红军的东征威胁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要求蒋介石派兵支援。蒋介石派了他的嫡系部队10个师由晋南渡黄河沿黄河北上封锁黄河，企图协助晋军把我军消灭在晋西北。在此情况下，总部决定红军西渡回师陕北。我78师奉命在娄家峪和罗正堡一线进行防御阻击，掩护全军回师西渡。从5月2日早上与蒋军25师关麟征部打响。我采用运动防御，延缓敌人北进，有时短促反击一下给敌人以杀伤，经过3天两夜的战斗，给敌人大量杀伤。4日下午摆脱敌人，晚10点开到黄河渡口，12点渡河，5日全军成功回师陕北。
西征甘宁
回师陕北后，我15军团进驻延川贾家坪和枣坪子一带休整。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经验，布置西征任务。讲解西征的目的和政策。修整两个星期，进行了军政训练。恢复了体力。西征前78师师长田守尧调红军大学学习，副师长韩先楚担任师长。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1936年5月19日出师西征。一军团为左翼，15军团为右路军。一军团向甘肃曲子，环县开进。15军团向陕西三边开进。我15军团从贾家坪出发，走了三四天才走出苏区。进逼安边城。并奉命强攻安边城。敌人城防坚固，几小时激战，敌人打断我云梯，部队不能登城。我们再次准备器材，并买了大量黑色炸药，又捡来敌人飞机投弹时未爆炸的炸弹，在距离城墙50米处挖坑道至城墙下，埋下炸药。师首长命令我三团为突击队（团长彭义隆，政委周庆安，我为党的总支书记），由于我们没有爆破经验，部队离城墙太近，结果爆破后，部队有的被压在下面，有的震聋了，有的昏迷了。结果敌人先我占领了爆破口。攻击失败撤回部队。
78师五天连克两城
1936年6月，78师奉命将围困安边城的任务移交28军。我师西进和军团部汇合，16日进到距离定边三十余里的地方。侦查得知定边城只有一个营和民团驻守，韩先楚和崔田民决定夜袭定边城。晚八点开始向定边运动。晚一点打响，我团三连率先登城，上到城墙后，我直接跳下城墙，结果摔倒，右手骨折，当时并未理会，战后才发现骨折，因当时无条件，落下残疾。经激战部队从几个地方突破，佛晓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打开定边后休息了两天，19日向宁夏盐池挺进。并确定当晚奔袭盐池，19日夜攻城未成，部队撤围休息，20日夜1点再次攻城，激战1小时各团先后登城，4点结束战斗。歼敌敌一个骑兵营和县保安团。缴获战马100匹，长短枪400多枝，50瓦电台一部，及其他物资。
西进和军团部汇合
我78师攻克盐池后，休整了一星期，随后将防务移交红28军。我们6月28日从盐池出发西进与军团部汇合，部队通过的地方不是戈壁就是荒山秃岭，人烟稀少。缺粮缺水。我们行军300余里到达予旺县与军团部汇合。，我师在予旺休整了两个星期，进行军政训练。此地为回民聚居区，我们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得到了回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随后我师进驻洪城水与马鸿宾的部队相持，并开展群众工作。洪城水是个大村子，水源丰富。但缺粮缺菜，吃粮要到100余里外去买，根本吃不上菜。因此生活非常困难，一日只能吃两餐。我们一面进行训练一面和马鸿宾的部队开展抢粮战斗。到8月间，上级通知要迎接二、四方面军，我们每人发半斤羊毛，给二、四方面军打袜子和手套，慰问他们。我们对和二、四方面军回师都很高兴。
阻击敌人掩护二、四方面军安全进驻我区
10月中旬一天，突然崔田民政委叫我去接受任务。到了崔田民政委那里，他对我讲：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哥）要到西方野战司令部去，他从陕北苏区来，今天到予旺堡。你带一个连到予旺堡去接送林育英同志。我当即带领二连出发，行程100余里，第二天到达予旺堡。接到林育英并将他护送到野战军司令部。随即回归78师。这时我师奉命由韩先楚带二团进到海原县掩护二、四方面军安全进入苏区休整。韩先楚带二团进到海源以北20余里与敌人打响。我们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头两天敌人不知我军实力，不敢冒进，第三天用飞机侦察知道我军实力后，开始猛烈进攻，步兵师从山上进攻，骑兵师进行迂回包围。我军分三个梯队抵抗，伤亡甚大。弹药也很少，指战员又饥又渴。第二天下午，我奉命带一个排掩护全团撤退，激战一小时以后，子弹耗尽，人员只剩十几个人。我下令跳崖，会跳的顺崖壁下溜还可能活命。我跳下去后昏迷了一会，醒来时看到只有一个班长还活着。我带领他向预定集结地走，到那以后，发现这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我们两人被俘。随后押倒海源县俘虏营，那里关押着上千名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半个月后敌人挑选我们几个身体较好的当挑夫，一个月后敌人到达韦州城，又将我们关押起来。
敌人准备叫我和二、四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去黄埔军校学习，刚开始我们断然拒绝。后来我们几个商量不如将计就计，答应去，然后乘机逃脱。敌人给了我们每人路费让我们自行去。我们五个人离开敌人营地后，就成立党小组一起跑回红军。我们跑了一天，第二天东北军骑兵三师把我们抓住。到中午，东北军的一个团副对我们说，昨晚西安事变了，老蒋被抓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现在放你们回去，并给我们每人一个银元还画了路线图，我们经过一星期的爬山越岭风餐露宿（12月西北很冷）。历经艰辛回到甘肃庆阳找到红军教导师。师长周昆把我们介绍到总政治部，我们又走了四五天才到了延安。在总政组织部谭政部长与我们谈了话。休息了一个多月后，1937年二月介绍我们各回原部队。我经过一个月行程，先到西安附近的三阳县，又转到甘肃的驿马关，回到了78师。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我没有承认是党员，我说我是司务长。如果我说我是指导员，就等于承认是党员了。回来后，我调到78师政治部当技术书记。
十年内战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红军三大主力回师后，胡宗南十几万重兵尾追我军，使我们得不到休整和喘息的机会。因为二、四方面军刚过草地，十分疲乏。因此一方面军一方面掩护二四方面军后退，一方面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山城堡地形有利，接近老区，有利于伤员和物资的运输。是一个有利的战场。因此以一方面军和我15军团为主，在二、四方面军的配合下，组织这场战役。时间是1936年12月21日。胡宗南的主力78师的丁师长率领两个旅进到山城堡，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我军三面出击，经过激烈战斗，下午5点结束战斗。俘虏敌人数千人。敌人的师长和旅长改换士兵制服脱逃。后被胡宗南查办。此战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扩大了苏区，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进一步认识了红军的实力(统一战线也要以实力做基础）。
抗战开始
七七事变后，我们开到西安的泾阳县土桥一带，8月中旬红军改编，我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78师分别被编在687团和688团。我在687团，团长张绍东，付团长常玉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我当时担任营书记。1937年九月初，我344旅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到同浦路的侯马镇车站，因等火车休息了二三天，随后我687团才登火车。都是货车车皮。因沿路火车站有日本特务，所以每到一站，火车停的时间很长，从侯马到太原我们走了两三天。刚到太原日军飞机就开始轰炸太原，但没炸车站。我们在车站吃了干粮喝了水。下午继续向北开，21日进到原平车站，我们下车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出发。沿途到处是石头，很不好走。23日下午开到距离平型关20余里的一个山村。24日休息了一天，25日晚一点出发，拂晓到达平型关的东山头。敌人从灵丘出发沿公路向平型关进发。公路两侧是大山，我343旅在西山头，344旅在东山头埋伏。准备伏击敌坂垣师团的部队。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战斗打响。我军从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冲下去，敌人很顽强，我们二营五连（我是指导员）与敌人一个分队打了两个多小时，将敌人消灭，俘虏一个，但敌人拼命反抗将我战士的耳朵咬下一块肉，，结果还是用刺刀将他刺死。此战我们连伤亡五十多人。两个排长和副连长都牺牲了。整个平型关战斗给敌人重大杀伤，但我军损失也很大，杨勇和田守尧两个付团长都受伤了。
转战五台山
平型关大战后，我687团转战灵丘和广灵一带。开展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兵工作。1937年12月我团又转到五台县休整了十几天，三八年一月我旅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一带进行整编，687团和688的第二营加上几百新兵组成了689团。团长为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二月初，因为国民党扣发经费，崔田民带我们二营到阜平一带筹集抗日经费。二月底，我旅通过正太路进入太行山武乡进行整训。
四月底，日军发起九路围攻。朱总司令指挥129师和我344旅，以及国民党的地方军的几个师在太行山转战。到五月上旬组织了长乐村战役，我们689团受命攻击马庄，敌人有一个连固守山顶。韩先楚团长亲自指挥战斗。经过几次冲锋才攻下马庄，消灭了敌人。此战非常激烈，仅白刃战就挑死日军七八十名。我们也伤亡很大。但这一战打的硬，对粉粹九路围攻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此战结束后的第三天，朱总司令来到我团给我们讲话，表扬我们这一仗打的好打的硬，并给我们补充了五百新兵。
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粉粹九路围攻后，我689团在辽县修正了一个星期，补充了兵员。5月底我团由徐向前率领通过平汉路，挺进到南宫县。这时已是6月了。我团休整一个星期后，就进行平原作战训练。随后我团受命攻打威县。威县住有日军两个连，还有汉奸何梦九的保安团。我团晚上12点开始攻城，我们2营攻东门，两个连攻上城墙后，因地形不熟又没有掩蔽物，结果遭到敌人火力杀伤，两个连几乎全部牺牲在城墙上。特务连攻入城门洞也遭到敌人大量杀伤。因此我们在拂晓前撤出了战斗。此战全团伤亡200多人，二营长牺牲。部队撤到威县城周围的几个村子。形成对威县包围的态势。准备再次进攻，敌人非常恐慌，第二天就逃到邢台，同一天其他地区的日军由于受到震动，也都逃到邢台。这样我689团夜袭威县迫使四个县的日军逃跑。从而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6月中旬收拾反共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将头子交南宫县抗日政府处理。此时由于特务连伤亡大，又要整训扩兵，就将我调到该连任指导员。7月我们受命打临清的土匪，，等我们赶到时土匪已逃跑。部队随后返回威县进行宣传动员，组织基层政权，扩军等工作。到九月底，我团奉命返回太行山，回归344旅建制。在返回途中，消灭了几股伪保安团，通过平汉线时，消灭了伪军扈全录的一个师，缴获一千多枝枪，和大量面粉，回太行山时我们每人扛一袋面粉。10月上旬我团进驻林棋镇南菜园一带，，这时疟疾流行，部队很快就被传染了，并很快蔓延起来。卫生队采取措施，用两个礼拜把疟疾病控制住了。并将百姓的病也治好了。
1938年11月我团从林棋镇出发，经三天行军到达长治县。随后开始整训，并在此过了春节。这个春节很热闹，军民联欢演了各种文艺节目。
1939年3月，我离开689团，调到旅政治部做组织工作并兼任旅直党总支书记。我们政治部驻高平县，日本鬼子经常来轰炸。因此我们白天都在山坡挖的防空洞里办公。有一天日本人的三架飞机轰炸高平，炸死很多百姓和牲畜，七八月间，敌人扫荡，我们转移到平顺县，壶关，黎城等地活动。下属三个团分别与敌人周旋。到1940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既要打鬼子，又要和蒋阎斗，形成三角斗争。因此在太行一年多里，转战了十几个县。
东进冀鲁豫
1939年10月，调我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北方局与18集团军总部合办）。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时间三个月。校长是杨尚昆，陆定一教联共党史，李大章教中国革命史，戚克昌教政治经济学，傅钟教党史。部队学员是营以上干部，地方学员是县以上干部。许世友、陈锡联都是我们的同学。学习结束后我回旅部任组织股长。1940年初我旅689团、687团在黄克诚率领下，东进冀鲁豫。我旅过平汉线时，日军发现我主力动向，集中了一个联队向我侧击，分两路向我进攻。我军除了我旅两个团外，还有赵谭支队共一万余人，我们在路东几个村庄与敌激战，从早晨打到黄昏才撤出战斗。击毙敌人二三百人，我们也伤亡二三百人。特务营营长牺牲。转移后刚休息几天，敌人又集中了一万多人向我进攻，为避免决战，我们转移到濮、范、观一带休整。
1940年6月，黄克诚率领687团和689团主力南下（688团留太行编入129师序列）苏北，编入新四军序列，茂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为师长。旅直属队留冀鲁豫由杨得志和崔田民领导开辟冀鲁豫根据地。从此344旅分为三摊，8团留太行，旅直留冀鲁豫，7、9团南下编入新四军。
成立冀鲁豫军区
1940年7月冀鲁豫军区成立（又称第二纵队）。司令员为杨得志，政委是崔田民，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唐亮。下属第4团（688团一个营扩编而成），新编第三旅。此旅是赵谭支队和几个大队合编而成。旅长韩先楚，谭甫仁任政委，赵基梅为副旅长。同时调我担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旅党务委员会书记。这是个新组建部队，但在韩旅长领导下很快成长为劲旅。可惜的是他10月就调延安学习去了。部队在赵、谭领导下战斗力下降，恐战情绪严重，减员很大，干部不安心工作。我将这种情况反映给杨得志和崔田民，不久把谭甫仁调到军区任民兵武装部长。同时将我调到8团担任代政委。
宋南游村战斗负伤
我们8团在濮阳南一带活动与鬼子周旋。此地是游击区，敌我经常拉锯。日军有一个中队驻扎这里，另有一千多伪军，配有6辆坦克和十几辆汽车。敌人经常想寻求与我决战。12月10日我团天未亮进到黄河堤下的宋南游村，6时左右敌人乘着汽车开着坦克向我开来。为避免决战，由团长吴大明（解放战争时牺牲）带两个营转移，我带一营掩护。我们在黄河堤上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从8点一直打到12点，我们居高临下给敌人大量杀伤，敌人利用坦克进行冲击，我们用集束手榴弹炸坏两辆。我们不足6百人与敌人一千多人拼杀，并且武器和弹药也远不如敌人。打到下午1点，我们伤亡过半弹药也将耗尽。我下令突围，在突围中我被敌人炮弹炸伤，滚到黄河堤下。敌人冲上来后，将伤员全部刺死，我趴在地上装死，敌人踢了我一脚，我没动，敌人以为我死了，就没用刺刀刺我。敌人撤出后，老百姓来扒我战士尸体的衣服，我就向他们宣传我们是为不当亡国奴而打鬼子伤亡的，希望他们不要扒衣服，并将战士遗体掩埋。百姓听了我的话，将牺牲的几百烈士掩埋了。一位老人很好，他说你先躺着，天黑我叫儿子来抬你，现在村里有汉奸。天黑他带着几个儿子将我抬到家里。老人用白布为我包扎，并让儿子去找部队，找到部队后，几个儿子又将我抬到旅部，随后我被转到后方医院。
东西路村养伤及其后的工作
后方医院在内黄县的东西路村，当时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马夫。后方医院实际分散在几十个村，一个礼拜医生才能来一次检查，两天护士来换一次药，一个村有三四名伤员，都隐蔽在农村党员家中，白天抬到地荫子里，晚上抬回来。因敌人经常扫荡，生活很艰苦，每天吃红薯和高粱饼子。三个月了伤口还没好，经院长检查，伤口内还有炮弹皮，院长动手术取出后，两个礼拜伤口就好了。1941年1月，我出院来到军区政治部，打算休息一下，恢复一下腿（左路有困难），仍回战斗部队。唐亮主任说，你腿不好，不宜到战斗部队，你先做直工科长，负责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和后方的党政工作。我们考虑你合适，因为你敢提意见，敢向不良倾向做斗争，我说我还是愿意到战斗部队去打仗，唐主任说等你腿好了，有机会再让你回战斗部队。这样我就留了下来。我到直工科后就到各部去检查工作，结果第二天鬼子就开始412大扫荡，所有机关都到外线去了，只有我和警卫员及马夫没转移。我们就换上便衣与敌周旋。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我们沙区南北一百多里根据地摧残殆尽。中心区成了焦土。抓到的百姓一律杀死，到处是死尸和死畜的臭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大柴村的三口井，每口井都捞出七八十具尸体，真是惨无人道。我们几个人几经周折转移出去回到军区政治部。
扫荡结束后，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合并为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二纵队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1942年，日军对根据地反复扫荡，根据地经济也很困难，军民生活很苦。都是吃糠皮野菜和树叶。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当时部队思想也很混乱，不少人想离开部队，同时部队伤亡也很严重。这时调我担任组织科长兼干部科长，主要是做思想组织工作。这时干部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这段时期，我是哪困难我去哪，到处做调查和说服解释工作。
1942年秋，日军向我黄河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坚持该地的教7旅21团处境很艰苦。该团政委右倾情绪很大，被调出该团。我被任命担任该团政委。我9月1日到职。这时该地区三角斗争很激烈，除日本人外，国民党顽固派也和我们争地盘。我们采取分散活动集中战斗，敌人强时分散打游击，敌弱时集中兵力打击。11月，顽固派进犯我区，占领李楼村，我们夜袭李楼，将其全歼。在三四个月中我们打了十几仗都没吃亏，伤亡小缴获大，部队士气大大提高，军民关系也改善了。
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3年，中央决定向各个战略区调一批干部到延安整风学习，同时也是保存培养干部。军区决定让我去。我离开21团时，指战员们恋恋不舍，依依惜别。此行共有五人，因为要通过敌占区和封锁线，我们就化妆成商人模样。3月出发，通过敌工关系，由伪军护送我们通过平汉线。又走了3天到达八路军总部麻田村。在总部休息一天。第二天总部开介绍信要我们通过白晋路到太岳军区。由太岳军区派部队护送过同浦路。可是刚到太岳军区就赶上日军扫荡。我们随太岳二分区转战二十多天。直到4月初才由一个参谋带一个连护送我们过同浦路，过去以后走到一个村子，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活动，我们在一个大庙里隐蔽，村里的党员同志，给我们挑了两桶高粱面条，真好吃。到下午5点，我们向吕梁山区进发，刚到吕梁，敌人又来扫荡。我们在吕梁又转了十几天。这个地区比太岳区情况好一些，还有兵站。我们跟着兵站还比较安全。到5月初，兵站将我们送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在黄河岸边就有一个中央建立的兵站，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换上了粗布军装，又像八路军了。然后又走了四五天，到了绥德。第二天向中央处理委员会报到（到延安的干部要由该委员会考试，考上的去中央党校，考不上的去抗大）。委员会同志说，你们休息几天，等各地的人到齐了再考试。我离家八年了，就回家住了十几天。等到6月10日才考试，我被中央党校录取。我从绥德到延安又走了五六天。我在党校二部学习，二部在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北面二百米处。我们三四个人住一个窑洞，每人一个木床，一个板凳，还有一个长条桌共用。一个煤油灯，冬天有一个火盆。我们三十个人一个支部，每十人一组。
当时边区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从中央领导到基层人员都要生产。我们也是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每人一分山坡地，种南瓜，到冬天每人交一百斤南瓜。另外自己可到山沟里开荒种玉米和土豆。其次，还进行手工业生产，纺棉花和羊毛线，棉线两股合起来做机器缝纫线用，可卖给边区公家收。羊毛线主要是自己打手套和毛衣袜子等。我在老家的妻子来延安找我，总政批准当了随军家属。她自己开了很多地种了南瓜，玉米和土豆，我还种了三分地的软谷米，我们两个又纺线，因此收入还不少。日本投降后，我去前方时，将边区票子换了几十块大洋，都给了她。党校学习整风主要是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和组织上为七大做准备。
1944年9月党校开民主大会，在党校礼堂开了几次民主会，学员们畅所欲言，各个战略根据地的干部对根据地的领导提了不少意见，129师的干部对刘伯承有两个老婆提了很多意见，有人骂他是独眼龙，说他两个老婆一个去过礼拜六，一个去过礼拜天。
七大在1945年4月召开，毛主席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解放区的报告，刘少奇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统一战线的报告。我们党校团以上干部列席了会议，因此我也听了这几个报告。
日本投降我们又开赴前线
抗战胜利没几天，中央决定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立即开赴各个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和部队，不让蒋介石争夺我们的胜利果实。大概是8月24日，在党校大礼堂召集我们晋冀鲁豫在党校学习的干部开会，薄一波主持，邓小平讲话。动员我们立即上前线准备打仗。并说将家属留下，以后组织上给往前方送。我服从组织决定立即开赴前线。晋冀鲁豫的干部编了一个大队两个中队（个别人带了家属），石新安为大队长，徐运北为政委，我为参谋长。实际工作都是我负责。九月一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的兴县。中央来电，要我们准备向东北进发，我们兴县休息了三天，中央又来电，要我们去冀鲁豫。通过同浦路进入太行，到涉县和武安、邯郸。得悉我们与蒋签了双十协定。这时平汉战役已近尾声。冀鲁豫部队到了漳河与临安县一带，我们又走了一天，来到部队。我被调到一纵二旅任政治部付主任。
部队在临漳县一带休整了几天，同时教育和争取俘虏。我们2旅补充了三千多俘虏，连队有三分之一是俘虏兵，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重要，是中心任务。11月下旬，命令要我1纵队开到东北辽西，为此部队都换了棉衣，又准备了干粮，12月初出发北进。走了一星期到了河北南宫县，，此处是冀南军区所在地，军区请我们旅以上干部吃了饭，洗了澡还看了戏。12月中旬又从南宫县出发，途径冀县，衡水，河间，固安通过京津线到达蓟县邦均镇。在此休息了几天，但冀东军区司令陈伯钧，政委詹才芳二人要求我纵队攻打遵化城。纵队令我二旅攻打。此城的守敌头领是陈天喜，是原抗联的军政委，后投降日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委任他一个师长。我们从邦均出发经石门到达遵化城西的五里铺，用两天侦察地形，随后攻城，未克退回驻地。又侦察了两天决定用炮摧毁城楼上的火力点，用云梯登城。结果又未奏效。又准备用挖坑道爆破的方法攻城。结果敌人5号晚上从城墙挖了洞向唐山逃跑。发现敌人逃跑后，我和旅长尹先炳带4,5两个团尾追敌人。追到玉田县一个村，与敌人后卫部队交火一个多小时，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逃跑。我旅俘虏了二百多人，军用物资甚多。随后返回遵化休息。冀东军区请我们旅连以上干部会餐了一顿。10号接到命令，13日国共停战，要我旅三天急行军赶到热河平泉，在停战前与国民党抢占平泉。
我旅急行军通过喜峰口，13日下午五点我们5团即到达平泉外城。但国民党石觉部已经乘火车先占了平泉。我5团就与敌人展开战斗。一直打到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时止。结果是敌人占城，我们站外围。我旅奉命进驻六沟一带，以5团与敌人相持，无大打但天天小打，形成似停战非停战的局面。
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基层政权保卫张家口
热河日本人统治了13年，百姓民不聊生。在日本鬼子的毒化下，家家户户吸食鸦片，一家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真是惨不忍睹。部队动员大家向百姓捐献衣物。我自己除了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捐了。连我马鞍上的垫子都捐了。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向汉奸，恶霸清算，我们向他们征税，征粮，救济难民。奉纵队指示，各旅抽一名旅级干部负责地方工作。向各团抽营，连。排干部一百人组成工作队。旅党委决定此工作由我负责。主要任务是建立基层政权，反奸反霸，征税征粮。我带的一百多人分成两个工作队。由民运科长翟家俊带第一队，二营教导员何渠若带第二队。分别开展群众工作。3,4,5月主要是反奸反霸和征粮并建立政权，6,7,8月是征税。当时家家种鸦片为生，我们按亩征收鸦片，又从关内买了大量粗布，用它换鸦片。到8月共收集数百斤鸦片。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进攻承德和张家口，我纵队放弃承德，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率领下参加保卫张家口。由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三个旅的工作队暂时留热河收尾。8月底，我们集结在隆化县，将征收的鸦片用汽车运到哈尔滨换黄金。九月二十五日我们三个工作队在隆化集结，西进与纵队汇合，经多伦，张北进到张家口，当晚我们就坐火车到怀来与主力汇合。10月5号，我旅开到怀来的镇北城打击进犯张家口的敌人。我们在下花园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团，配合兄弟部队消灭敌人一个师，我们正接连胜利时，接到紧急命令撤退。事后得知，因傅作义从绥远出兵从张北迂回占领了张家口。
10月中旬，纵队由怀来向南转移，途中与傅作义的部队有一些小接触。整个行程500多里。原计划打涞水，又折返满城，后又准备打保定未打成。就在满城休息了两星期。此间中央命令调我们一纵队到陕北，当时杨得志和曾思玉调到华北野战军了。纵队只剩苏振华，他不愿到陕北，借口说，我纵队是平原纵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要求和陈赓纵队交换。中央同意了。
一纵队回归中原野战军
1946年12月，我们一纵通过平汉线，一路到达阳谷，敌人正准备进攻阳谷，发现我们到达，就退回菏泽。当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是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纵队在刘邓指挥下向菏泽，曹县挺进。我旅在西台集包围了刘汝明的一个团，由4团主攻。二营长柴挺左率领全营突破敌人防线，4团攻进村后，与敌人展开巷战，五团从东面也攻进去，两面夹击全歼守敌。击毙数百俘虏一千多。此战得到刘邓的表扬。
1947年刘邓集中五个纵队发动陇海战役，目的是打断东西联系，以利于各个歼敌，我们一纵和二纵打陇海线上的野鸡岗车站，此战有敌人一个旅驻守。此地是敌人的供给线和进攻解放区的出发地。我纵以一旅七团为主攻。晚上10点开始进攻，数小时激战未能攻下。部队撤出战斗。准备迎击敌人进攻。纵队在曹县，巨野运城一线布防。但敌人并不猛进，每天用飞机侦察，直到三月初黄河改道，使我可能背水作战，因此部队撤到黄河以北。因当时河水尚不深，我们是涉水过河。此战主要是陈再道指挥的，打成了消耗战，战果不大。
战役结束后，在鲁西南转战一段时间，部队撤到黄河北休整待命。这时我得了十二指肠炎，腹痛难忍。经纵队批准，我到后方休养。我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马夫，坐担架走了五天到达位于南宫县的明华镇，休养所就设在这里。这里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我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与他们的关系十分好。在四十多天的休养中，生活条件也不错，因为警卫员和马夫天天到河里摸鱼，因此天天有鱼吃。故而很快恢复了健康。
调往冀鲁豫军区工作
当我回到前方时，一，七两个纵队合并。六个旅编成四个旅。剩下两个旅的干部。当时冀鲁豫军区要组建二线兵团，向一纵队要老干部，纵队将我，邓存伦，温永生和裴志耕四个旅级干部调给冀鲁豫军区。军区任命我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该军分区，位于黄河北，靠近济南。因此战斗频繁。八月初我分区部队归渤海军区指挥打齐河县，目的是牵制敌人增援鲁西南。配合鲁西南战役。我军分区部队的任务是歼灭五里墩敌人一个保安团。因敌人发现我意图，缩进城里，我攻击未果，撤出战斗。九月六，九两军分区合并，我们回到冀鲁豫军区，等待另行分配工作。
到军区后，军区副政委甘渭汉问我，你从延安出来时，带老婆了吗。我说她是小脚，无法带到前方。他说，小脚无法跟随行军打仗，你就单方面离婚吧，再找一个能跟随你行军打仗的人。不然你只能当一辈子和尚。我说你批准吧，他说我批准。我就写了报告，甘渭汉让警卫员送到组织部盖了章。后来我到一纵队后方明化镇，当地干部介绍了现在妻子。并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
10月初，任命我为黄河南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此处是个战场，是敌我往来的拉锯区。战斗十分频繁。另外军区领导不和，政委范阳春和参谋长孙大坤与司令员张志杰有矛盾。我想从中调解，结果范对我也有所不满。
调往独立第三旅参加淮海战役
1948年4月，我调往独立第三旅任政治部主任。该旅是冀鲁豫军区的机动部队，任务是坚持黄河南的斗争。军区司令员赵建民率领我们一，三两个旅在黄河南与敌人新五军周旋。六，七两个月粟裕率领三个纵队在黄河北休整，命令我们在黄河南牵制敌人，为秋季组织淮海战役做准备。因此从4月到9月，我们真是很苦，几乎都是白天休息，夜间行军打仗。部队疲惫不堪。旅长闵学胜和政委张云又不团结，我只能做调解工作。九月开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们1,3旅的任务是牵制徐州之敌，不许其东援。二野打黄维兵团时，我们紧紧抓住徐州之敌。在歼灭邱清泉，李弥，刘汝明兵团时，我们直接参加了淮海战役。我们和10纵队在宋时轮指挥下尾追南逃之敌。12月上旬将敌人包围，后奉军委命令围而不打，以配合平津战役。这时天下大雪，我们在坑道备战了一个月。敌人粮食短缺，经常成建制地投降。敌人空投也投到我们阵地上，我们将食品放在中间地带，让他们来取。这样也瓦解了敌人。直到一月八号，总攻击开始。我旅是歼灭刘庄的一个加强团。7,8团主攻，9团预备。战斗从晚8点打到拂晓，经过激烈的巷战才将敌人消灭。我们伤亡很大，伤亡了一千多人，牺牲了一个团长，一个团参谋长，两个营级干部，连排干部伤亡更大。九日我旅奉命退出一线，移到南面防止敌人向南突围。10日全歼杜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结束。
回冀鲁豫军区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1,3旅回师北上，途径砀山到单县驻扎。1月20日接到军委整编命令，我们1,3旅和11纵队合编为二野五兵团第17军，本决定我到17军任师政委，但冀鲁豫军区坚决要我回去。我回到军区后，被任命为湖西军分区付政委（正师级）。我在单县过了春节，当时群众生活十分艰苦，我的房东过节都没饭吃，我们节衣缩食救济百姓。过完春节1,3旅南下与11纵队合编。我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马夫，到军区报到，休息几天后又走了四天才到湖西军分区。，
当时湖西军分区组织结构很不健全，司令部就一个刚提拔起来的参谋长。政治部也只有一个新提拔的副主任。各个部门也不健全。部队只有一个团和十几个县大队（相当于营），一共不到一万人。原来这个分区是最大的，后来将两个主力团和司，政，供，卫，机构都编到二野五兵团了。我的任务就是健全军区组织，成立二线兵团。三月份，接到命令，我区改称单县军分区。全区下辖16个县。面积大人口多，有五百多万人。此区过去是拉锯区的战场，地处徐州北。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特务很多。我们的剿匪任务很重。青纱帐起来后，他们与我们打游击，大股敌人有上千人，小股有几十人。攻击我基层政权。我军区的警备团和新成立的特务营配合徐州军分区的一个团对敌人进行围剿。历经一个月将敌人消灭。俘虏敌人一千多人。
当时部队没有营房，都是住百姓的房子。我们决定自建营房，建房的砖都是我们从废墟挖出来的，从而节约了建筑经费。同时为了组建二线兵团，支援解放全中国，我们开展扩军运动，除警备一团扩充到三千多人，又组建了一个特务营和一个独立营。16个县都扩充县大队，每个县大队编4个连，成为营的架子。如果野战兵团要扩编，我们军分区可整编6个团到野战军去。从10月份开始整训，冬季开始练兵。随时准备升级到野战军去。11月全军分区召开党代会，总结一年的工作，布置1950年的工作.在选举党委会时，我得票最多，几乎满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致远也来参加了大会。
调往聊城军分区工作
1950年初，接到命令让我担任聊城军分区副政委（正师级）。当时聊城军分区的任务是：修黄河堤，由谭光汉参谋长带一个营去修。另一个任务是剿匪。这个地区历史上就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因此惯匪很多。肃清匪患任务很重。我军分区与邯郸军分区成立剿匪联合指挥部。从1950年7月至12月，用不到半年的时间肃清了匪患。社会得以安宁。1950年12月，军区命令我们20天组建一个团奔赴朝鲜，从团到排的干部都由我们配备。1951年2月组建完毕，部队开赴朝鲜。1951年华北军区召开高干会议，我到北京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觉得什么都新奇。在开会休息时，参观了一下，去了颐和园，卢沟桥，都是集体去的。我自己带着警卫员去了故宫。会议最后华北军区请我们吃了一次西餐，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
到军事学院学习
1951刚过完国庆节，接到平原军区电报：华北军区命令我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接到命令我就开始准备，并交接工作。当时爱人和孩子先留在聊城军分区。25日，开了欢送会，我向军区同志告别。26日，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骑兵班送我到禹城火车站，坐火车到石家庄，倒车到新乡平原军区司令部。在军区休息了三天。和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30日坐火车到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华北军区派车将我接到军区招待所集结待命。我们集结了6个人，除我之外，其他人都是野战军的师政委。我们在军区休息了十多天，军区首长请我们吃了一次饭，欢送我们去学习。11月，我们包了一辆软席车皮，奔赴南京学习。到了南京下关，军事学院将我们接到宾馆休息了两天。然后将我们送到政治系所在地小营。我们报到后二十天，宣布开学。学院80人，是政治系第一班。开学后先上半年预科。学完高中课程。主要是语文和数理化。预科结束后考试，我四门全都及格。1952年9月开课。政治系课程比例是政治理论课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30%。理论课主要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政治工作主要总结过去政治工作的经验。有总政治部的主任和各部部长来讲各部门的工作经验。军事课是学苏联的军事学术。有苏联的顾问。学战术从营到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战术。教员都是俘虏的国民党将官，我们有些不服。另外学习完全是背条条，教条主义的方法。只学苏联的战术，不结合我们自己的战争实践。这方面刘伯承有责任。他对苏军的教材全部接纳不走样。考试也是苏联方式，搞三堂会审。三个考官，采用抽卡片方式。有的学员因此紧张的晕过去。政治课主要是自习为主，讨论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才做解答。
我们政治系搬了几次住房，，开学时在黄埔路国民党国防部旧址，1953年1月搬到江苏路，7月又搬到半山园，后又搬到小营。条件都很好，一人一间，配一套沙发，一个写字台，一个棕床，木地板，配有卫生间和洗澡设施。爱人孩子住招待所，。学校伙食很好，除了按小灶标准，国家还有补助。6人一桌，每人选一个菜，大都是海味鱼虾等。外出野外作业，有面包，汽水，鸡蛋。1953年，南京大热，40到44度，一直热了四十多天。那年热死了不少人，热的气都出不来，汽车自行车都不能走，一走轮胎就沾到路上。1954年我们毕业前夕，由系主任钟曦东率领我们参观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这是第一次住高级宾馆。在上海参观了7个工厂，和永安商场，乘坐太行舰过黄浦江参观了吴淞口炮台。
接受审查和处理
1954年7月我们正在举行毕业典礼，我们都穿上整齐的军装列队准备接受毕业证书。忽然前面喊我出列，我出去到后台时，政治部的干事对我说，你到政治部的干部部，有事要谈。我到了干部部后他对我说，西安市公安局来了材料说你有历史问题，不能给你发毕业证。你是从北京军区来的，现在要你回北京军区接受调查。我就回去收拾行李。正好总政治部的干部部的孔部长来军事学院，了解学院情况，故我到他那里谈我的情况。孔部长说你回北京军区要他们调查，还是安心，不要胡思乱想。谈话后返回住处，正是大雨滂沱。一星期后，买了三张软卧（我和爱人孩子及保姆），作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北京前门车站。雇了三个三轮车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住下。几天后我为保姆买了车票送回南京，另外在北京找了个保姆。我到北京军区要求调查我并给出结论，军区政治部派了一名科长带了两个干事去我的家乡调查了一个多月，回来说没什么问题。军区准备给我分配工作，当时干部部的部长张正光给我谈了两个工作，要我到63军任师政委，后来又要我到65军任政治部主任。我要当师政委不愿当军政治部主任。结果军区政委朱良才不同意，还要审查我1936年红军西征时被俘问题。此问题我在延安整风时向组织做了交代，组织也有结论，现在他又要查，我和他吵了起来。他就此开始对我进行调查。
1955年5月，我父亲来北京住了两个月。当时身体尚好，就是走路腿有些疼，我带他去扎针灸治疗。还带他去了故宫，和各个大公园。父亲回家时我送到火车站依依惜别，没想到这次就是永别，后来再无机会相见。
1955年7月，开始反胡风运动。组织我们学习抓胡风分子。在学习中我说：咱们这些人连胡风的名字都不知道，哪有胡风分子。要有的放矢，不要小题大做。要实事求是。我的发言被反映到军区，被朱良才抓住，说我为胡风集团开脱，斗了我几天，不了了之。反胡风集团中，总政主任谭政在北京召开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在部队开展肃反，随后，北京军区也开了动员会。当场逮捕一个宣传员。当时是杨成武主持的，还比较稳当，没有乱抓。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说咱们整风让人家提意见，提的对就改正。提的不对，解释一下就行了，抓住不放会影响统一战线和对党外人士的团结。结果我受到了批判，说我是右派言论。小会斗，大会批，北京军区报告中央军委要打我右派分子，军委没批准，说是思想问题，给予批评教育。
1958年7月，全国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北京军区把副司令员王近山，参谋长钟伟，山西军区政委，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和我，一共5人作为拔白旗的对象，在军区礼堂开了二十多次批斗会，毫无根据地乱骂一通，把实事求是的作风抛到九霄云外。军区领导朱良才和张南生负主要责任，就杨成武好，在群众中影响不错。运动结束后我要求专业，给我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结果结论说我有变节行为（不是变节分子），给予警告处分，党龄从1937年算起，我很不忿没签字。
1958年11月，要我转业到农垦部，我到农垦部谈工作安排，江纪学副部长要我做农垦部巡视团主任。我考虑这个工作学不到东西，提出到科研机关学点东西，后军区联系中国农科院，要我到位于河南的中国棉花研究所任副所长。我很同意，不求做官，希望学点东西。
1959年1月我到了棉花研究所，了解一下情况，看到有房子住，就回北京将家属接到了河南，只留下大孩子在八一小学上学，待寒假时再接回来。
我到棉花研究所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搞得大家很紧张。棉花等农作物收一半地里丢一半，简直是浪费。群众敢怒不敢言，其间一个所领导搞高指标，将亩产万斤籽棉写进计划中。我表示反对，为此我们有矛盾。棉花研究所的正所长是党外人士，留美博士，学部委员。那个所领导对他不够尊重，搞得关系很不好，结果这个所长自杀身亡。
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人民日报说一再落实指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我将那个所领导的浮夸的万斤指标落实到千斤指标，他就此利用当书记的权力，将斗了我一个多月。要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报到河南省委和农业部，都没有批准。他就让我去喂猪，我就到畜牧场干了一年多，搞得不错，五畜兴旺。三个猪场有近万头猪，是豫北最大的猪场。1961年6月，中央开始甄别，我被平反了。平反后我把那个书记骂了个狗血喷头，他无话可说。
调回北京
1962年2月我被调回北京任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该所条件还好，但赶上国务院精简人员，因此该所人员太少，只有三个研究室，一共才三十多技术人员。加上其他人员才五十多人。这时我们研究所与八机部的农机研究院都在北沙滩，同处一地却不团结矛盾很深。其实两个单位的性质和任务都是一样的。我和那个单位的领导经过协商，认为合并有利。我们分别向农业部和八机部报告，后经周总理批准，两个单位合并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全院共七百多人，我任副院长主管行政。
1963年春陕北老家的一位姓李的县长来北京，找到我院办公室副主任刘某（其老乡）相聚，谈话中他问你们单位还有陕北人吗，哪位副主任说有我。那个人说你回去问他认识我吗。刘某回来向我询问是否认识，我说不认识他。结果这个县长大怒，说当官不认人了，我知道他的历史问题，去告他。结果院党委派人调查我，翻历史旧账（实际上以前对此事已有结论），并且在调查中将几个知情人（这几个人是一个支部的，后来都回家当百姓了）关起来，搞逼供信和诱供。其中一个人由于不承认我有问题，被关在窑洞里受到残酷打压，连惊带吓后来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拿着这样搞来的材料给我定罪，1964年11月，他们对我宣布结论，我表示抗议，给中央写信也被扣押。并将我看守起来。1965年2月，部里来人召开我的批斗大会，并宣布如果我承认，就给我个18级待遇。不承认送就劳动教养，我当然不承认。会后将我带到办公室，屋里有三个公安局的人，宣布拘留我，部机关的那个人说这是中央领导彭真批准的。我说谁批准都是错的。接着就将我带到市公安局拘留所，过了几天又将我押到北郊的劳改农场，那里集中了几百人，大部分是流氓小偷，或机关干部中的贪污犯。一个屋子住几十个人，睡觉都不能翻身，一天两个窝头和两碗煮萝卜条。我想我一辈子为革命出生入死，几次负伤。结果拿我当敌人对待，这使我心酸。但我又有信心，问题迟早会解决，我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永远不抱怨党。死也是共产党的鬼，死后也要控诉那些假革命之名危害诬陷真革命的人。
被劳教后的生活
几个月后，我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路上派一名大夫送我。那个大夫很好，对我很照顾，心里同情我。当时火车很慢，到茶淀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办了手续后就将我分的二分场。当时算是照顾我，分我一间草房让我和一个唱戏的劳改犯住一起，有人说你还能解点闷。同时发我一把铁锨。劳动时要排队去排队回，剃光头，衣服穿自己的。干的活是挖沟，插秧，拔草，割稻子，积肥。革命一辈子把我和这些流氓刑事犯搞在一起干活。吃的是玉米面，没油水的熬白菜萝卜，还吃不饱。后来看我年纪大了（五十多岁）就叫我看门或者干点轻活。管理人员对我有的较好较同情，有坏的对我不好，却与流氓刑事犯打的火热，这说明当时公安队伍也不纯。文革开始后，将我调到三分场，哪里的管理人员对我不错，有照顾。后来到第四队，那里的管理人员对我就很恶劣。
1968年11月11日上午，我被叫到队部，并带上行李。我以为要解除劳教，结果到那以后，两个警察宣布我被逮捕，给我戴上手铐押上吉普车，一直开到北京。我几年没见北京，这时北京街头，到处是标语，街道上的门几乎都是红色的。车子将我拉到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我一天没吃一口东西，直接将我送到一间牢房里，有十几个犯人，相对无语。我说我一天没吃饭了，狱警给我拿来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牢房很拥挤只能侧身睡，每个牢房一个便桶，大小便都在此解决。空气很不好。吃饭是每天两个半窝头，早晨半个，中午和晚上各一个。菜就是盐水煮白菜或萝卜。每天坐着看报看书。我在这关了11个月，到1969年11月，根据疏散令将我们这些在押人员全部押往外省。北京公安局用火车将数千犯人押往山西临汾监狱，坐面包车去车站的路上，每个人必须低头不许往外看。上火车后两人一个手铐铐上。一个吴队长对我照顾，没给我戴手铐并让我靠窗户坐，可看外面。车上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作为干粮。直到第二天下午火车才到临汾，下车后运输车将我们送到临汾监狱，这里的监狱是窑洞火炕。狱警都是北京去的，是造反派。对关押的干部十分仇恨。监狱管理伙食的狱警贪污伙食费，国家规定的定量是一斤粮食，实际上每天只能吃半斤，在押人员都饿得面黄肌瘦不成人样。一天放一次大小便的风。过春节每人只吃一碗面条，半饱都不够。我们这些北京去的人，半年后被分别押到各县监狱，每个县三十多人。我被押到运城监狱。这个监狱设在一个古建筑的二郎庙里，在这睡觉的面积还比较大，大概有四十公分宽。但吃的更差，每天不到半斤，还是高粱面。吃了拉不下大便。狱警用贪污的粮食喂猪养鸡，然后自己享用。给在押人员买的芹菜大葱，给我们吃叶他们把杆拿回家。食用油也拿回家。有一次我抱怨了一句高粱面发糕太小，一个姓孙的狱警罚我一天不准吃饭。他们还强迫有手艺的在押人员给他们自己打家具。要在押人员在院中给他们种菜。每天只有一杯凉水喝。这段时间就有在押人员饿死。他们还随意打骂在押人员。一次大小便后排队回牢房，我因为浮肿动作慢，狱警就骂我，我顶了一句，他就将我打倒，我站起来要和他拼命，那个人吓跑了，另一个狱警将我扶回去，对我说他失手了，我们批评他。后来他们再也不敢打骂我了。
1973年初，将我们又押往另一监狱，押送途中，用绳子把我们串起来站在汽车上，不准往外看，这个监狱也是窑洞。院落上方有岗楼。生活待遇仍与前一个监狱一样，吃不饱。我们这些在押人员大部分是文革抓进来的，后来有一部分放回了北京，我们就和当地人员关在了一起。在这期间杀了几个刑事犯。到7月30日通知我回北京，一个狱警与我谈话，让我不许说在这里关押的情况（意思是不要讲他们贪污的情况）。并将我存放的物品退给我，我一看其中一个玉石烟嘴给换成玻璃的，他们真是什么都贪。31号早晨一个姓赵的狱警(此人不错）给我们5人送到运城车站，没人发了五个馒头作为干粮。北京来的两个狱警接我们，其中一个姓昌的很坏，把我们都铐起来。经过一天一夜才到北京，下车后两辆吉普把我们押到半步桥监狱。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一看都是从外地回来的，一见面大家都很热情。这里对在押人员的待遇仍与以前一样。吃的比山西监狱好些，但只能六成饱。睡觉还是只能侧身睡。我在这又关了一年多。
1974年中央决定在押的老干部先释放等待审查结论，我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的。11月8日我被释放，一辆吉普将我送回中国农机院，途中看到大街两旁都是冬储大白菜。大约10点到了院办公前楼前下车，带我到了秘书处办公室。这时贾保顺和戈凡珍两位同志看见我，很热情地打了招呼。并把我引到院领导办公室，那个领导对讲了几句官场话后，就说你可以回家了。随后一位同志将我送回家，家里只有老四，我完全不认识了，房子里空荡荡的。我完全傻了。
保外就医后，我每月的生活费50元，后来改成80元。直至后来平反。1977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对我解除保外就医释放回家。78年又宣布撤销逮捕令。随后我向院党委和部党组提出给我平反问题。他们置之不理，1980年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后来我到中央组织部面谈，中组部那个人态度很坏，我与他吵了一架。后来部机关党委那个当年直接处理我的宫某人与院里一些人又搞所谓复查，他们是先定案再搞所谓复查。派人到陕西省委说我们不给石厚刚平反，你们是否同意。到绥德县委也这样说，人家说不了解情况，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到1980年12月，对我宣布结论：不予平反，每月给100元生活费。我将他们骂了一顿。并再次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书记处申诉。此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1943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向我了解过前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1945年冬至1946年春他担任冀热辽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时，我担任一纵二旅政治部主任，归他领导。所以与他有些接触。他批到部里复查，结果仍无结果，这里的关键是管这事的人就是当年制造冤案的人，让他们复查当然不会有好结果。由于中央组织部的消极和农机部，农机院的阻挠，我的问题一直到1983年都未得到解决。我又将信直接寄给主管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同志（红军时期他是我们北路军的政委）。对以上三个部门的行为都进行了指控，宋任穷同志为此给予批示，这次有了效果，中组部叫我去谈话，到了那里他们的态度变了，一位同志说，过去我们不了解情况，偏听偏信农机部和农机院的汇报。随后，中组部派人带上录音机到了我老家，找了几个知情人了解情况。最后中央组织部决定给我平反，这时那些人还想给我的结论留尾巴，我又向上申诉，结果中央组织部不但不留尾巴，还批准我为副部长级。这下那些人又变了，表现出对我的尊重。部里开会让我上主席台。同时也对我的具体待遇进行了安排，党组织生活仍在院里，学习看文件和部长们的集体活动则去部里。从此我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986年，利用出差机会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这时心情很好，一方面是因回家，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回去是为科技开发支援家乡建设。到了绥德县，县里的同志很热情，我们一起就科技开发问题开了会，县负责同志和我分别讲了话。随后县里派车送我回到石家沟村，我先给父母上了坟。我在村里住了三天，乡亲都来看我，可是六十岁以下的人我都不认识，只认识几个七十岁以上的人。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第四天回到绥德县。我想回延安看看，县里安排了车，我和随行的秘书等几个人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住在延安宾馆，然后登上宝塔山俯瞰延安全城，延安与我194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相比变化太大了，完全是两个世界。中午就在大街上的农贸市场吃了面，下午参观了纪念馆，和当年的八路军总部驻地以及中央驻地杨家岭。在参观中央大礼堂时，想起1944年，在此地我们给朱德的母亲开追悼会的情景，当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下午又去了当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住的窑洞，洞还在但现在住上了居民。
解放后，我从来没有旅游过。现在离休了，决定旅游一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的地点是杭州，1987年5月我坐火车和爱人来到杭州，省机械厅派人到车站接我，并将我送到花港饭店入住，我要了一间最便宜的房子，一天三十元。在西湖等地游览了三天。第四天决定去南京看看，我解放初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在此住了几年，这次是故地重游。此次旅游我尽量节省，花费比规定的标准低很多。
1987年11月，中国棉花研究所邀请我参加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我离开二十多年了，很想回去看看。于是接到邀请后，就带了一名技术干部作为临时秘书去了棉花研究所的所在地安阳。在这里呆了三天，第一天开会，第二天去到三个试验农场看了一下，变化不大。居住条件改善较大，职工大部分都住进了楼房。第三天去安阳商谈科技项目。晚上看了一场戏。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对我很热情，当年我当领导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同甘共苦结下了友情，我这次回去还到他们家看了一下。回北京时他们一直将我送到火车上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1989年，我农机院排灌所说需要聚氯乙烯做科研用，我找到物资部长柳随年给解决了一批。，后昆山市塑料管道厂为此事邀请参加开业典礼，我去了一趟，顺便到上海看望了老战友，原东海舰队政委戴润生，我们自解放战争分开，四十多年未见。两人相见甚欢。
1995年一月，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老同志迎春会，我被邀请参加。过去几年也参加过，但近两年未再参加。因为中央老同志都退下来了，新领导也不认识。到会老同志不多了，到会的大都是遗孀，很多不认识。但今年我去了。这是最后一次。中央老领导一个没去，老同志只有洪学智和张震等。我碰到了胡子将军孙毅，穿一身旧灰棉衣，很朴素，走路与小伙子一样，电梯都不坐，自己上楼梯。这次迎春会由胡锦涛讲话。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迎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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