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和乾隆帝

在民間故事中，劉墉總是被描述成一個遇事化險為夷，乾隆帝對其又愛又恨，偏偏拿他沒辦法的形象。然而事實上，劉墉的仕途並不是十分順暢，他屢次因事受罰，受到乾隆帝的呵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劉墉擔任安徽學政。他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他並賜詩，希望他學習其父的剛正之風，不辱門楣，有所建樹。乾隆二十七年（1762），劉墉任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劉墉任冀寧道臺。次年，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貪汙公款案發，劉墉雖然已經離任，但仍脫不了干係，以失察罪被髮配到邊疆軍隊效力贖罪長達一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劉墉回京後擔任翰林院編修，在一個叫做“修書處”的閒散機構裡蹉跎了兩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劉統勳70壽辰，乾隆帝御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劉墉因洩露了他和乾隆帝關於兩位大臣評價的對話，受到申斥，並失去了本應獲得的大學士一職。同年八月，乾隆帝讓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劉墉因沒有按照禮儀行事被太常寺卿參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劉墉兼理國子監時，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考生向監考官行賄之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劉墉受到牽連，也被處分。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因連天陰雨，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沒有入值。乾隆帝得知後大為惱火，嚴厲訓斥了時任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措辭嚴厲，說他遇事不盡職，於國為不忠，於父為不孝。劉墉被降職為侍郎。乾隆五十八年（1793），劉墉出任會試主考官，辦事失當，以至造成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因此被乾隆帝嚴行申飭。

嘉慶元年（1796），戶部尚書董誥超過資歷深厚的劉墉被破格增補為大學士。以嘉慶帝名義頒佈的上諭中批評劉墉不肯用心辦事，命令他自省悔過。嘉慶二年（1797），劉墉授體仁閣大學士，然而上諭仍然指責他辦事不肯出力，行為懶散，而且說是因為實在無人，才將他擢升此任。雖然這兩條上諭是以嘉慶帝的名義發出的，但因為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帝掌控，所以代表的仍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確有令乾隆帝不滿意的地方，一日，乾隆帝向他詢問官員戴世儀是否可勝任知府一職，劉墉回答尚可，實際上戴世儀是個庸才。乾隆帝很惱火，認為他敷衍塞責，平日對人才選拔全無用心。劉墉為何在地方官任上雷厲風行，果敢勤勉，回到京城後反而遇事模稜兩可、懶散鬆懈？

從劉墉後來的表現看，他絕不是個因處境優越而懶惰之徒，其實，小錯不斷、大錯不犯只不過是他的為官之道。劉墉深知，皇帝是整個官場的主宰者，順他者生，逆他者亡。乾隆帝又是個極為自負的人，曾有一個所謂“本朝無名臣”的理論，認為朝廷綱紀整肅，所以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只有聖主，所有大臣都是遵從聖主旨意辦事的。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得意自滿，在他的身邊，只需要忠心辦事、順從皇帝的奴才。

伴君如伴虎，一旦觸犯了皇上，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這是劉墉用親身經驗體會來的。早年他擔任翰林院侍講期間，其父劉統勳因辦理軍務失宜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一家老少入獄，等候秋後處斬。不久，乾隆帝覺得處理有不妥當之處，便釋放了劉統勳、劉墉父子，並恢復了他們的官位。這次無妄之災給劉墉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事事揣摩乾隆帝的旨意行事。曾經有一個故事，說有一日，乾隆帝與劉墉閒談，說：“朕今年45歲，屬馬的。”劉墉回答道：“臣也45歲，屬驢的。”乾隆帝覺得驚奇：“既然同歲，為何朕屬馬，你屬驢？”劉墉說道：“萬歲屬馬，臣怎敢同屬？只好屬驢了。”

十二生肖中無“驢”之說，劉墉無中生有，乾隆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覺得合情合理，大大嘉賞了他。這個故事多半是後人虛構出來的，然而從中可以看出，劉墉能夠在官場站住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意，拍皇帝的馬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