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席勒，德國， 魏瑪）
章樂天/文
出於愛慕而讚美一個人，是越來越難了。“情到濃時情轉薄”，這句很有人文氣息的話已經較少聽見，大行其道的是“粉到深處自然黑”。在這種時候，我們只能把視線投放到那些還沒有“粉”一說的年代，那時候的人留下的、至今還能讀到的那些對他人的讚美，總歸是出於真心的了。
《歌德談話錄》的作者艾克曼，是這樣敘述自己第一次到魏瑪並見到歌德時，對這位文化名人的印象的：
“他堅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滿是皺紋，每一條皺紋都富有表現力。他的整個神情是如此誠摯而又堅定，寧靜而又偉大！他說話緩慢、安詳，談吐如同我們想象中一位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氣定神閒，已然超乎於世間的譭譽之上。待在他身旁我感到說不出的愜意……”
艾克曼那年31歲，歌德則年過七旬了，他的名聲其實已經在下降，早年由《少年維特的煩惱》《威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等作品獲得的聲譽，年輕一輩並不買賬。他是屬於十八世紀的人，而進入十九世紀後，德意志文學進入所謂“晚期浪漫主義”，歌德認為他們要麼太激昂，要麼太多愁善感，要麼就虔誠，要麼就過於乖巧，跟他所張揚的那種健康明朗的生命體驗相去甚遠。至於政治，一生都跟王公貴族攜手並肩的歌德，更是厭惡時人的激進。
對“背時”的擔憂是難免的。他畢竟活得夠長，到了晚年，像他這樣的人也要為“一世英名”之類多加考慮。但在艾克曼的記錄中，我們看到，歌德似乎從未真正有過孤獨淒涼的感覺，因為他是如此一個交遊廣泛的人，幾乎每一條記述都是他又見了誰，誰又來見了他，即使只有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歌德也會在談論往事中說到誰誰的名字，帶出一些令人心儀的交往史。
歌德需要朋友，需要陪伴，各種伴侶和朋友的陪伴刻寫在他早年的“漫遊”和盛年的忙碌之中，在他往往元氣淋漓的文字中，我們會感到他的自信：顯然，他從不擔心自己寫東西會無人喝彩。
他的第一好友，當然是魏瑪的公爵——卡爾·奧古斯特。1775年，歌德25歲左右，青春帥氣，往來不乏佳麗，可也遇到了許多青春帥氣往來俱佳麗的男人經常遇到的問題：害怕結婚的束縛。為了躲開戀人麗莉，他開始旅遊，從法蘭克福經斯特拉斯堡入瑞士，又上得阿爾卑斯山，回到法蘭克福後，就受到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在那年秋天來到了魏瑪。奧古斯特公爵欣賞他，歌德當時已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作者，絡繹不絕的讀者登門拜訪，生生把他的住宅變成了“名人故居”。但只有奧古斯特這樣的人的喜歡，是歌德真正看重的。他去了魏瑪，當時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今後就要在魏瑪安家了。
穩定的友誼非得起於愛慕不可。薩弗蘭斯基的歌德傳記《歌德：生命的傑作》裡，一個有特色的地方在於兩篇“階段觀察”，分別是薩弗蘭斯基對於少年和中年歌德的總體人格變化過程的總結。他寫道，歌德是個“自己沒什麼問題的男孩”，家境好，不缺錢，又受到寵愛，他一直沐浴在友誼的暖日之中，得以健康地探索生活之誘人的秘密，直到他開始戀愛，才開啟了“生命的陌生”，“失去了最初的直接和純真”，開始有了真正的煩惱。這個時候，奧古斯特公爵的出現，一下子就把他引到了他最樂於去遵從的生活軌跡上面——揹著一個樞密顧問的公職，可以繼續寫作，繼續漫遊。《歌德》一書的內容很豐富，薩弗蘭斯基也是一個深受德國人推崇的當代傳記名家，不過，要點評這部傳記，我不得不找出一條相對清晰的線索，那就是社交。奧古斯特公爵地位很高，同時又有一種年輕人的魯莽，正因此，他服帖於歌德的才華，並相信他能成為自己最好的伴當，這對歌德而言簡直是天賜良友。
歌德來到魏瑪，一方面堅定自己投身寫作的信念，另一方面，他又決定“讓文學從屬於生命”，這是他表達對“高估文學的價值”的一種異議。十八世紀後半期，德意志“狂飆突進”運動起來之後，將文學看得高於一切的潮流很旺盛，其中不乏歌德的朋友和熟人，但歌德卻認為，他們被文學所誤導了，以文學的名義，他們過分地要求社會現實達到文學所描繪的水平，而一旦未能如願，他們就像患了疑心病一樣不斷重申自己的激情，最後幻想被社會和其他人所傷害，從而損害自身。
他的見地的確高，但其個人的優越條件也擺在這裡。其他文藝青年面對的障礙是他所沒有的；他的維特的遭遇感人，但他本人絕不會成為維特那樣的人，反而是那些本就因各種原因而苦悶的文藝青年，在這個悲劇人物身上找到了共鳴。他們擁抱文藝卻不能超脫於上，他們的文藝頂多是用來填補生命的缺陷的，在更壞的情形下，文藝是用來壓制生命固有的痛苦的。他們豈能像歌德那樣抽離呢？來到魏瑪後，歌德和奧古斯特公爵形影不離，正如薩弗蘭斯基所寫，這兩人都與維特式的情緒毫不相干，“感傷對他（公爵）來說是可笑的。宗教對他不意味著什麼……他喜歡指揮士兵，同他們四處行軍，利用奢侈的狩獵活動發洩自己，征服姑娘。”
在生命蓬勃的道路上歌德越馳越遠，他的老友維蘭德很早就抱怨說，歌德現在被“官場的冷漠所包裹”，以往的感人熱情不見了，“他依然與人為善，待人溫和，但是不再敞開心扉了”。可是歌德很厲害，他不是那種對自己毫無知覺的人，相反，他會用明朗的眼神注視著那些對他失望的朋友，說：是的，我自己也不喜歡自己這個樣子。
1780年9月13日，在寫給夏洛特·馮·施泰因的信裡，歌德打了一個精妙的比喻。他說，他是一隻“懷抱著良好願望衝進水中的鳥，眼看就要溺水身亡，這時，天神將它的翅膀逐漸變成了鰭。那些圍繞著它的、幫助它的魚兒不明白，為什麼它在他們的環境裡不能立刻感到愜意。”
厲害的人都是如此，他們總能比外人更早一步地認識到自己所呈現的樣子，他們不會等待別人動手，就自行修改維基百科上自己名下的詞條。比如，當別人還把歌德看作“狂飆突進運動”的旗幟性人物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掛冠而去，並將那段時期稱為“混亂的年代”。他在一則日記裡，說他“在那些充滿奧秘、含混不清和虛幻的事物中感到狂喜”，說他“不加深入思考地就在對待人和神的事上發生轉變”。這些話彷彿都是留給日後的傳記作家用的——薩弗蘭斯基也是照單全收。就像那個從鳥到魚的比喻所反映的，歌德其實一直在肯定自己，“不能立刻感到愜意”一語則包含了他的超越自我之心，當然，也包含了他睥睨其他人的願望。
在這則日記的結尾，他總結說，自己如今是一個從水裡逃生出來的人，而“太陽開始樂善好施地把他曬乾”。之前的“天神”，這裡的“太陽”，都流露著他自視寵兒的心態。
沒有成就能夠讓他停步不前。歌德迎來的下一場偉大的友誼是跟席勒的。薩弗蘭斯基另有《歌德與席勒》一書詳解其始末。歌德交友甚多，尤其1786年的意大利之旅，讓他收穫了一大批人脈，他們幫助歌德的文學技藝上了一個新臺階。但是席勒不一樣。他第一次見到歌德，是在1779年12月14日的卡爾學堂頒獎典禮上，席勒是領獎的優秀學生，但歌德是符騰堡公爵卡爾·歐根的座上賓，席勒按照傳統走上前去親吻公爵的禮服下襬表示感激時，發現歌德並沒有注意到自己——他感到十分遺憾。
這兩個人，必須在克服這次偶遇所產生的心理落差後，才可能建立友誼。席勒有野心，憧憬像歌德一樣擁有崇高的地位。在斯圖加特開始寫詩時，他就給符騰堡公爵寫信表達了這個想法，並說，自己同歌德的關係——用中國人的典故來說——是“一時瑜亮”。可是歌德的先天優勢，席勒無法具備：他家貧，人脈少，身體也不夠好，他必須趁早搭上1780年代興起的大眾文學市場的東風，去追求銷量上的成功，而不能像歌德一樣，寫作不求賺多少，只要得到公眾的承認，甚至只要得到少數有勢力的人的承認，就可以了。
他倆見面多次，直到1794年才有了真正的往來：那年，席勒的地位有了顯著的提升，因為《強盜》而成名後，他有了“巨匠”氣質，同時通過迎娶夏洛特·馮·朗格菲爾德而實現了階級意義上的“向上流動”，相對的，歌德卻因為同窮出身的克里斯蒂安娜·瓦爾皮烏斯結婚而降低了個人的“位階”（雖然他很是沉醉在愛情的美味裡）。歌德作為耶拿劇院經理，他不能對席勒的崛起無動於衷，他願意同席勒合作，也是為自己考慮，他知道自己因《少年維特》而積累的名望快要被耗空了，而文學市場同他賴以成名的昔日相比，也已發生太大的變化。
歌席二人的友誼，需要講的東西太多，如果用一個理性一點的詞來定性，那麼就是“雙贏”。兩人各自撰寫《威廉·麥斯特》《審美教育書簡》等作品時都互送書稿，隨後各表讚美；席勒給歌德的思想滋養豐厚異常，而且，如歌德本人所說，他是在對塵世開始厭倦的時刻遇到席勒的，後者的青春復燃了他的熱情，也給歌德“生命高於文學“的信條提供了更好的支持。
本來歌德一個人就足以冠名一個時代，現在則要歌德席勒並提，年紀相差一輪的他們，在後人看來完全是同時代的人，推崇一個就得推崇另一個，反過來，想要宣告歌德已是歷史，那麼席勒的名字也得一併撇去。席勒於1805年逝世，二十年後，歌德還在艾克曼的陪伴下編纂他和席勒的書信集，艾克曼多次描寫歌德如何談論席勒。比如1825年5月11日，歌德說：“到今天公眾已經爭論了二十年：席勒與我誰更偉大？其實他們真該高興啊，畢竟有兩個傢伙可以供他們爭論。”
席勒去世得較早，享年才46歲。在這本歌德傳中，我們會看到歌德也難以承受朋友和至親去世的打擊。他沒有去參加席勒的葬禮，當然他自己當時也染病了。日後，對他有啟蒙之恩的前輩維蘭德去世，他也缺席了葬禮。1808年，歌德摯愛的母親去世，他依舊不在場。他並不是無情，而是相信親眼見證死亡的意義不如一曲事後的輓歌，既然文字是他的志業所在。從1776年到1808年，歌德總共只去看望了四次母親，可他寫給母親的信卻是封封都深情款款。
看歌德生平，覺得他似乎能趕上的大事都趕上了：一生中他見證了法國革命、拿破崙的興衰、神聖羅馬帝國的滅亡，還有啟蒙運動的尾聲、浪漫主義的開端，也聽到了工業時代的先聲。在現代世界誕生過程的一本本簽到簿上，到處都有歌德龍飛鳳舞的簽名。他最親近的朋友除了席勒，還有赫爾德、洪堡這樣的聲名赫赫的學者，他還曾跟黑格爾談歷史，跟叔本華談科學。當瑪麗·安託瓦內特途經斯特拉斯堡去同未來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結婚時，歌德親眼目睹了車隊的景況，日後路易十六夫婦相繼被處刑，拿破崙在法國崛起，歌德同這位大人物之間也有過面晤，儘管對此事他沒寫下什麼，但是自有人去寫，去搜集所有相關的記錄，去想象他們彼此對對方的態度。
不過，這種參與精神並不是誰都能有的。良好的自我感覺，“天降大任”的自信，“我得見證，我得記錄”的自我驅動，乃可遇而不可求。如果生命先天地就有許多漏洞需要填補，就曾被傷害過，被憂慮所侵蝕過，他又哪能一門心思地去參與，去表達好奇。1792年秋天，歌德參與到德國的對法戰爭之中。9月20日，在法國東北的瓦爾米，法軍痛擊德軍，從而保住了大革命的成果，四個月後之後法王路易十六就上了斷頭臺。在德軍撤退的途中，歌德感慨舊帝國的消逝，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從現在起，從這裡開始，世界歷史進了一個新的時代，你們可以說，你們曾身在那裡。”
這句話成了他流傳後世的名言，但是，它那深受讚許的雄渾氣魄，究竟是這種表述本身所具備的，還是歌德這個名字所賦予的呢？
他肯定知道自己的書信、日記日後都會變成收集、整理、研究的對象。當艾克曼找上門來的時候，歌德心裡一定清楚：就是他了。這樣一個年輕人，死心塌地地追隨，俯首帖耳地效力，同時毫無私心，也不奢望像席勒一樣青史留名，而甘願讓自己的名字成為偉人言論的一個小小旁註。他曾如試煉一般，長期住在歌德宅邸邊上一個逼仄的小屋裡，只為證明自己是一個合格的私人秘書，不會被歌德所解聘。
哪個文化人都期待有這麼一位秘書。艾克曼的追隨和陪伴，對於歌德成為舉世公認的大文豪，德意志文化中與英國的莎士比亞和拜倫、西班牙的塞萬提斯、法國的蒙田與巴爾扎克彼此齊名的人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歌德談話錄》在1836年出版第一第二卷（此時歌德已去世四年），十二年後又出了第三卷。因為此書的流傳，歌德的名聲完全走出了德語領域，被歐洲其他地方的人所知。
最關鍵的是，“談話錄”中的歌德如此完整，其談話如此高質量，沒有人能夠找出證據證明艾克曼有任何的誇大和虛構。那麼薩弗蘭斯基呢？他是一個符合歌德期待的傳記作家嗎？
他是合格的，在全書的結束語中，他說歌德的生活信念是“成為自己所是的人”，這肯定是“解人之語”。然後，薩弗蘭斯基給這個斷語做了一系列詳盡的說明，尤其是他說到，歌德並不只是自主活動，他也是受到外部所推動的，“許多事作用於他，他接受，改變，對此作答。此外，還有事物下意識地影響他……創造性的行動，對他來說是一種個人與大眾的聯繫。”他還說到十九世紀以來，“新時代”對歌德的種種負面評價，這就更加凸顯出艾克曼“談話錄”的意義了。
可是，遺憾也正在此處，薩弗蘭斯基太規矩也太保守，他對歌德有一種稍微的仰視態度，一種讓他“完成”，變成一座雕像，而非變得更多義也更有趣的渴望。歌德是有極其世俗的一面的，尤其是後半生，上升的年歲帶動著他的春心持續盪漾，他寫下的豔情文字也是成堆成捆，可是書中所援引的歌德的文字，特別是他的詩作，怎麼看都有著一股“主旋律”的氣息。因此，我很期待在歌德的下一本傳記裡，這樣的詩能夠儘量地少一些：
“愛人啊，唉！自由的歌/卻被關進了僵硬的書本中，/它們曾在純淨的天空，/快活地飛來飛去。/時間將毀滅一切，/只有詩歌可以保留！/每一行都要永垂不朽，/就像愛情一樣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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