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文字)

裕固族的先民在古代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字，亦称鄂尔浑、叶尼赛文、鲁尼克文等。古代突厥文保留下来一些碑铭，主要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和《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突厥文是裕固族先民回鹘人最早使用的文字，大约从8世纪中叶开始使用这种文字，后来，在回鹘汗国崩溃以前，又开始使用用粟特字母创制的回鹘文。甘州回鹘时代，也在使用古代回鹘文。到11世纪甘州回鹘退出河西走廊以后，很可能仍在使用回鹘文。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敦煌、甘州成为裕固族先民——回鹘人的佛教中心。这期间他们用回鹘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始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献约占整个(包括新疆)出土的回鹘文献的三分之一，这些回鹘文献是裕固族珍贵的历史记忆遗产。

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于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区境内）所得，先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外两叶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于1927—1935年问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回鹘文楷书体，几近于刻本体，清晰易读，语言古朴流畅。此经译自唐义净的十卷汉文本。译者为10世纪回鹘著名学者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本写于1687年，抄经地点是敦煌。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所以此抄写本就显得特别重要。法国学者沙畹认为《金光明经》是裕固族先民“萨利回鹘的遗物”；中国学者认为这部佛经虽然是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译自汉文，但是抄写时间是1687年，新疆的维吾尔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所以它的抄写者不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很可能是裕固族佛教徒，这份文献说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还使用回鹘文。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立于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夏）人善居。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到兀朝末年150年问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据学者研究，此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回鹘文撰写者是肃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吾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还有如下几种：回鹘文叙事诗《帝唏和法上的故事》；回鹘文秘宗文献《吉祥轮律议》；回鹘文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回鹘文《俱舍论颂注》残卷；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回鹘文《阿毗达摩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回鹘文《阿昆达摩顺正理论》节本残卷。上述回鹘文文献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们和敦煌藏经洞的汉文典籍一样，几乎全部流落到国外，目前它们分别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只有很少几件残文保留在我国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兰州博物馆。

明代文献《商昌馆课》中，保存了当时西域各地给明驯廷的公文，且都附有回鹘文释文。其中有几件是来自曲先卫的公文，均为汉文、回鹘文的对照公文。另有来自罕东左卫的公文，是用汉文和回鹘式蒙文书写的。说明在明代，撒里畏兀儿地区，以撒里畏兀儿人为主的曲先等卫中，仍在使用回鹘文，而在以蒙古人居多的罕东左卫等卫中，也在使用回鹘式蒙文。到裕固族东迁，再度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一带以后，古代回鹘文就逐渐失传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裕同族先民势力的不断衰落，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迁徙之后，使裕同族与同语族其他民族相对分离，生活在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中，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较大。在清代，裕固族也曾有限地使用过藏文，一是在寺院中使用藏文；一是给上级的奏折中使用藏文。今故宫博物院中尚收藏有清代各民族地区给清朝廷的奏折，其中就有清光绪年间裕固族为增选贺郎格家副头目而给清政府的奏折，该文书是用汉文和藏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这份奏折说明，裕固族也曾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过藏语藏文。

清代后期，裕固族人口急剧减少，整个民族处于衰落状态。总之，今天的裕固族人民，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现在裕固族人书写通用汉文。20世纪80年代初，有些学者曾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部分地区的一些裕固族人中推广国标音标，记录本民族的语言，但效果不佳，只有个别人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国标音标。

裕固族人最早使用的是古回鹘文，明末，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裕固族人中的上层僧众开始使用藏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汉文在裕固族地区广泛传播，直至现在，裕固族群众普遍使用汉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