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是岁月的影像，也是时代的印痕。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生态文学的年轮清晰而饱满。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虽然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是生态文学却是关于美的文学。
无疑，新时代有许多重要的标志性特征。但无论如何，有两个重要特征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是“绿”，一个是“美”。“绿”是指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美”则是强国的奋进目标。就生态文学而言，这里的“美”，不光是对绿水青山的诗意描述，它更意味着，新时代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无论是大地、江河、空气、食物，还是人的思想和灵魂。
生态不等于自然，但是，没有自然就没有生态。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存在的状态，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生态文学是随着生态问题不断出现而产生的一个文学门类，所以，生态文学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唤起人类警醒的意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甚至危及人的生存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状如井喷，或许，那就是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端吧。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倾斜的北京城》、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郭雪波的《沙狐》、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公鹿》、姜戎的《狼图腾》等等。文学追求什么呢？我不得而知。然而，我却隐隐约约地觉得，“美”——应该是生态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吧。因为，生态文学不仅仅是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还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何谓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对任性的、蛮横的发展说不，对掠夺性的、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说不。绿色发展是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都伤及了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生态系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地球上约有32亿人的生活遭受着土地退化、河水污染和生态系统濒临崩溃的威胁。地球正面临着两个可怕的危机——其一，气候危机；其二，生态危机。怎样才能避免危机呢？也许，光靠技术手段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何况，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另一个问题又会产生。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及其各种生物之间产生的关系，支撑着陆地生态链。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保护和恢复森林。国土空间按照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定位，划出特定的生态功能区，实行山水林田湖草统筹协调，综合治理。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把自然还给自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蓝天保卫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重大项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生态状况，使神州大地的面貌和样态持续提升，也使美丽中国的气质和品质越来越好。
“文脉与国脉相牵，文运与国运相连”。 回眸和梳理新时代文学创作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此间，生态文学日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何建明的《那山，那水》、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徐刚的《大森林》《守望家园》《地球传》、李青松的《穿山甲》《把自然还给自然》《塞罕坝时间》、刘醒龙的《上上长江》、阿来《三只虫草》、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李成才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杨文丰的《病盆景》、肖亦农的《毛乌素的绿色传奇》、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哲夫的《水土中国》、舒志刚的《野马风云》等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这个绿色发展的时代，呈现了人与自然新的关系，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如果说，21世纪前，人类关注的是“对自然的改造”，那么，21世纪后，人类更多地转向了“对人自身的改造”。
是的，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通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调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生态文学主张，人应当过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同时去感受生命的教诲，在简约中体味生活的意义。生态文学与穷奢极欲逆向而驰，它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里去。我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抗争与征服，而是一种融入与回归。我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和责任。文学，是人学，而生态文学，则是生命万物之关系学。
生态文学不图热闹，远离喧嚣，也无意追逐物质层面的繁盛，它注重的是生命内在的丰沛和高贵。现代生活制造着垃圾，制造着污染，也制造着浮躁、焦虑和惶恐。生态文学恰恰是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为了目的而忘了初衷。要适当慢下来，稳下来，要时常回头看看来处，要时常想想我们为什么出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春夏秋冬，四时有序，山水不可颠倒，阴阳不可错乱。虽然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可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
近些年，生态文学之所以呈现蓬勃的生长态势，与主流媒体和相关刊物及网站的助推密不可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光明日报》“光明文化周末”作品版、《文艺报》副刊、“学习强国”“中国作家网”，以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大地文学》《绿叶》《黄河》《广西文学》等刊物，不吝版面倾力推出“生态文学”主题的作品，为繁荣生态文学创作起到了强力助推作用。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在2019年岁末，专门出版了一本“生态文学增刊”，汇集了刘醒龙、阿来、王必胜、冯艺、黄国辉、黄咏梅、任林举等30余位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在文坛乃至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生态文学创作相比，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评介更为绚丽多姿。首都经贸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程虹、施战军、李炳银、鲁枢元、李朝全、张鹏、朱明东、李乐明等或有专著，或有撰述。特别是程虹女士，长期从事美国生态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美国生态文学经典名作《醒来的森林》《低吟的荒野》《遥远的房屋》《心灵的慰藉》，都是她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的，她曾获得首届呀诺达生态文学奖。
还有一些学术和理论研究刊物对生态文学研究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鄱阳湖学刊》《东吴学术》《环境教育》《创作评谭》等等。各地以生态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活动异常活跃。广东观音山原本不是什么名山，但是，近年来，通过与《人民文学》杂志社合作，不断推出生态文学创作活动，逐渐闻名遐迩。“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了观音山的一张文化名片。
如果说中国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
说到生态文学，当然绕不过美国的代表性作家爱默生。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叫《论自然》，也有版本翻译成《自然论》。他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通过“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可以说，爱默生确立了美国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梭罗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在瓦尔登湖岸边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写出了名篇《瓦尔登湖》。梭罗则被视为美国文化的偶像，他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生态文学作家，他的《瓦尔登湖》在10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里位居榜首。
在中国，早期生态文学的表达方式一般以第一人称为主，文学形式以报告文学和散文居多。报告文学诸如徐刚写沙漠化和环境问题的《穿越风沙线》《中国：另一种危机》、岳非丘写长江污染问题的《只有一条长江》和邢军纪、曹岩写三北防护林建设的《北中国的太阳》等，可谓是第一人称表达的范例。散文诸如苇岸写华北大平原上动物、植物及农事活动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影响深远。
近年来，小说和儿童文学也佳作不断。长篇小说有周建新写人与海的《老滩》、陈应松写森林的《森林沉默》，中篇小说有老藤写生态变迁的《青山在》，以及儿童文学中陆梅写海岛的《无尽夏》，汤素兰写自然圣洁的《犇向绿心》、黑鹤写动物的《黑焰》《银狐》等等，也都可圈可点。
而在国外，生态文学的文学形式以散文随笔较为突出，也有小说和报告文学。美国梭罗的《瓦尔登湖》《种子的信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等鹿来》、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等作品，多为散文随笔；法国米什莱的《山》《鸟》《海》《虫》等作品也是散文随笔，而加拿大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舞》等作品多为报告文学，西顿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等作品则多是小说了。
生态文学的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它的位置感——作者所处的生存位置或者空间状态——那种置身自然中的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和感受，在作品中是必须呈现和表达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那种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正是生态文学与一般意义文学的不同之处。
在大地和生命的意义上，生态文学任重道远。无论是生态文学创作还是生态文学研究，都应该摒弃某种固有的价值观，在更深刻的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目前的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气象，但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全球生存状况继续恶化及生态灾难频发这一现实。对于生态文学作家和研究者来说，或许会感到缺少洞察、体验和激情，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如此，生态文学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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