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一個其來有自的國家

印度尼西亞:一個其來有自的國家

許振華/文

“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快謹慎完成權力轉移及其他事宜。”這是印尼國父蘇加諾與哈達在1945年宣佈脫離荷蘭殖民統治時所發佈的獨立宣言。寥寥數語,未見過多慷慨激昂的情緒與鼓動人心的理念,只見到一個即將誕生的、面目模糊的共和國,以及耐人尋味的“其他事宜(etc.)”。

前路透社駐雅加達記者、流行病學家與作家伊麗莎白·皮薩尼便以“其他事宜”為題寫就《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這本覆蓋印尼各個方面的遊記。生於美國的皮薩尼熟諳多國語言,擁有中國古文、醫療人口學、傳染流行病學等多個專業的學位。尤為難得的是,因為1988年至1991年派駐印尼的記者經驗,皮薩尼說得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語。這讓皮薩尼能暢遊“千島之國”的大小群島,也讓皮薩尼引起爪哇外島人民的疑惑——她究竟是一個洋鬼子(印尼語bule),還是像一個爪哇人?

在1998年民主化前的印尼“新秩序”時期擔任記者,無疑要與蘇哈托獨裁政權拉鋸與磨合。一方面,以軍官為核心的右翼獨裁政權允許她出入高層與上流聚會,甚至誇讚她是真誠地熱愛著印尼;另一方面,當局對她的採訪屢設障礙,更在1991年因不滿皮薩尼的亞齊省內戰報道而取消了她的簽證。

2001年至2005年,皮薩尼以流行病學家的身份重返印尼,並在2011年乃至2012年遊歷了爪哇島以外的印尼世界。她將印尼形容為她的“壞男友”,熱情、幽默、有趣而可愛,偶爾也會撒謊、出爾反爾甚至是對人暴力相向。

印尼一共有34個省份,她一共去了26個,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的外國人,甚至還比大部分印尼人的足跡還要深入。一幅印尼地圖就此在皮薩尼的腳下與筆下展開。

無窮無盡的etc.

印尼讓知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往情深、自願成為“入戲群眾”,是其傳世著作《想象的共同體》中最經典的案例。這個幅員遼闊、族群複雜的“不可能的國度”,人口達2.4億,居住著幾百種民族、有著上千種語言,官方承認六種宗教的多元共存。不過,掌握文化與政治霸權的爪哇人僅佔全國人口的45%,即使是在蘇哈托時期的懇邊移民政策下也無法佔領印尼全景。

在安德森看來,印尼依靠馬來語(商貿網絡的通用語工具)、反殖民主義(群起激昂的反殖獨立運動)和殖民體系(荷屬東印度劃下的版圖與各地土著精英群島內流官的集體記憶)成為可能。

獨立以來,印尼一直在處理所謂的“其他事宜”,矛盾、混亂甚至是暴力未曾斷絕。為著維護這一想象出來的印尼民族國家,以爪哇精英為核心的國家機器不斷使用著暴力。對外(以及對於爪哇島外的印尼),印尼開國左翼總統蘇加諾發起“印馬對抗”試圖“粉碎馬來西亞”,鎮壓蘇門答臘等大島另立政府的叛亂,操控另一荷屬殖民地巴布亞的獨立公投將其併入印尼;右翼政變上臺的蘇哈托看似放棄了“大印度尼西亞”的夢想,卻不忘吞併葡萄牙人本土革命後匆忙退出的東帝汶,也一直不願放棄在資源肥沃、文化迥異的亞齊鎮壓蓬勃的獨立運動。

對內,從蘇加諾到蘇哈托,印尼切換於冷戰格局的光譜兩極,被看做是“爪哇統治者”的總統總是要在政黨、軍方和伊斯蘭教士等幾大集團中危險平衡。期間,群眾運動與暴力現象頻發,1965-1966年的反共運動造成的傷痛至今未能彌合,印尼華人於1960、1966、1998三個年份所遭受的民間與官方暴力更決定了華語世界對印尼的想象。

爪哇以外,被遺落的珍珠

1998年民主化之後,印尼仍有許多“未盡事宜”有待處理。蘇哈托時期的經濟至上與政治集中策略雖然有效,卻也讓資源更加集中於爪哇本島,政治精英和跨國公司所操控的掠奪生意經在外島更為暢通。1999年,已於2019年逝世的過度總統哈比比一反前任常態,允許東帝汶舉行獨立公投、在全國範圍將權力下放至省與縣。皮薩尼轉述印尼人對這一時期的形容,稱政治分權如綻放出巨大花朵並朝四面八方灑下“燦爛煙火”一般,“遍地開花”。

但這似乎依然沒有解決印尼國族建構的內在矛盾。一面是引以為傲、寫入憲法的多元一體,另一面卻是未曾掩藏的爪哇霸權。蘇哈托政權垮臺後,舊政治精英紛紛走入新的政黨,在選舉中成為國會議員與地方要員。民主選舉與地方分權均為建國以來反蘇加諾、反蘇哈托的民主人士不懈奮鬥的目標,卻在今日成了生意和政治合流之處,政客畫下的大餅仍未分到廣大群眾手中。

皮薩尼的群島遊歷之路,某種程度上就是體認這種矛盾的過程。清楚認知到這一點的皮薩尼在遊歷之處就意欲突破對爪哇以外的認知盲區。在東努沙登加拉省的阿多納拉島,熱情好客的麗娜媽媽主動邀請她到家中借住,卻擔心來自爪哇、又為外國白人的皮薩尼嫌棄外島鄉下。

在遊歷過程中,她不止一次地感慨,各地居民總能因其爪哇口音而對她有所好奇甚至是嘲弄。皮薩尼觀察到,蘇哈托希望通過將電視普及全國來塑造統一認同、為民眾提供教化與娛樂,卻沒有想到肥皂劇與電視廣告讓窮困的小島居民們混雜著羨慕與厭惡,有了爪哇人“貪婪奢靡”的印象。

另外,她還看到地方自治引起的地方爭執,讓印尼基建項目頻頻受阻——這被認為是坐擁全球最豐富的年輕勞動力的印尼經濟難以騰飛的原因。各縣只有聯合在一起才能承擔港口或鐵路設施的鉅額投資,縣長們卻互不相讓,無人願意用自己的錢幫助他人,名為領導的省長也因省政府缺乏經費而無法通過賄賂來推動縣長聯合建設。

論及印尼人何以對走向國際缺乏興趣,書中不乏“何必要出國?他們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的戲言。意在吸引讀者興趣的玩笑,實際上也是印尼群島狀況的寫照:從雅加達去往印尼最東端巴布亞的機票價錢甚至可能比去往歐洲還要昂貴。即使要去“另一座島”,巴釐和蘇門答臘遠比巴布亞吸引印尼人——或者說爪哇人。

皮薩尼在書的最後,遙遠地呼應了安德森的論斷。安德森論證稱,在荷蘭殖民時期,來自不同島嶼的土著精英被吸納入公務員系統,升降遷移的過程中有了一個國家的理念。皮薩尼則說:“也有少數人認為,利益輸送促使印尼將破碎的島嶼和不同的族群結合成完整的國家,是國家統一過程中必須投入的代價。”通過精英間的共謀與利益交換,印尼這個國家成為可能。今時今日,這種殖民時代埋下的爪哇霸權與分贓體制陰魂不散。

一個可以思議的國度

“9·11”事件之後,《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基於多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立場,試圖為伊斯蘭教辯護,因而特別看重印尼這個寶貴的樣本。的確,印尼雖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伊斯蘭教國家,卻帶有濃重的本土色彩,甚至還有教士在推進“群島伊斯蘭”(印尼伊斯蘭)理論的構建。與此同時,印尼雖然在法律上規定自己是有一個有神之國,卻允許民眾選擇自己的神,無論祂是安拉、耶穌基督、佛陀還是……

也正是這樣的印尼,催生了種種不寬容的事件。1980年代以來,被蘇哈托壓抑的伊斯蘭教士漸漸走入政治,一方面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反抗政權,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極端化、民團化的不寬容乃至暴力傾向。

西方媒體試圖在極端主義與不寬容之外,尋找出一個“包容”的伊斯蘭,印尼成了最好的樣本。然而如果只是在問題出現了才對日常忽視的地區有所關注,真的能解決本土脈絡的問題嗎?

政治宗教學者JeremyMenchik形容,試圖將印尼作為標本“銷售”給“不寬容”的地區,是對極端主義問題膚淺且逃避現實的思考。如人類學家MahmoodMamdani所說,文化對話(culturetalk)必須回到現象所出現的具體條件,而不能僅僅依照伊斯蘭教的基本特徵來“定義”伊斯蘭,進而區分出“好穆斯林”和“壞穆斯林”——難道因為英國沒有槍支暴力就可以通過引入英國文化來解決美國的問題嗎?

與這些“不可思議”“自相矛盾”類似的排比可以無窮無盡。2019年8月以來,因對巴布亞人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與反腐敗、婚姻與性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倒車”,印尼爆發了20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這場抗議在一位被寄望為“民主新希望”的領導人任內爆發,頗具戲劇性。

2019年10月,曾被譽為“印尼奧巴馬”的佐科·維多多正式宣誓就職印尼總統,開展自己的第二個任期。然而因與蘇哈托政權毫無關聯而被看做政治素人的佐科,與蘇哈托女婿普拉博沃二度對決總統寶座後,最終選擇了將普拉博沃邀請進入內閣,讓許多因反對普拉博沃才支持佐科的人大失所望。

因為不熟悉,才會對這類現象嘖嘖稱奇。為了照顧外國讀者的胃口,皮薩尼也只好如此寫作,用荒誕不經的文字吸引讀者閱讀印尼。但這類掏空了歷史與社會語境的現象列舉,看上去如萬花筒,實際上千篇一律。

每一個擺在印尼人面前的問題都其來有自。針對印尼排華問題,皮薩尼清醒地點出這是蘇哈托政權操弄的結果,華人被當做軍官高層謀利的工具而得以致富,也因此被當成治理失當的替罪羊。而不管是在馬魯古群島還是在加里曼丹發生的族群或宗教暴力衝突事件,實際上都是資源分配的問題,也都在“原住民”與“外來者”的二元對立中讓情緒失去控制,最終讓真正的問題掩蓋在族群衝突之中。

無論如何,皮薩尼所迂迴接近的印尼,真實存在著。如果要談“印尼作為方法”,通過理解印尼本土語境的族群、宗教、治理與發展等問題來思考自身,這本著作是一個好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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