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並起的戰國,秦國為什麼能夠從貧弱中強勢崛起,統一天下?

秦國原本是西北邊陲一個貧弱的諸侯國。但它最終成功逆襲,滅掉六國,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統一王朝——秦朝。

那麼,在群雄並起的戰國年代,秦國為什麼能從貧弱中強勢崛起,統一天下呢?


群雄並起的戰國,秦國為什麼能夠從貧弱中強勢崛起,統一天下?


一、思想上,憂患意識促使秦國成功崛起,樹立起統一天下的宏大抱負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一直被楚國、齊國、燕國、趙國、魏國、韓國六國所鄙視。其原因主要在於三個方面:首先,從地位上看,西周時期,秦國只不過是替周天子抵禦戎狄的看門封邑,後來雖然隨著秦國抵禦戎狄有功,被衰微的周王室破格晉升為諸侯,但在當時各諸侯國眼裡,秦國曆來就是一個卑微的小國;其次,從地理位置上看,秦國處在陝西關中、漢中、甘肅東南部、四川中東部的荒野地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秦人生活困苦;第三,秦國身處邊陲,在與戎狄常年戰爭中,其文化遠遠落後於中原諸國,具有“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的特點,故成為中原文化的另類,被視為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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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不僅長期面對戎狄作戰壓力,還要備受六國鄙秦的心理壓力,所謂“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就是秦孝公當時痛定思痛的真實心理寫照。這些因素的刺激,促使秦人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並由此演變成謀求發展的慾望和動力。於是,自秦孝公開始,秦國就發奮圖強,樹立起以統一天下為己任的宏大抱負。

二、文化上,傳統剽悍奔放民風的薰陶和功利觀主導,成為統一天下的取勝砝碼

秦國在與戎狄長期戰爭中,由於與戎狄文化不斷碰撞,形成了既開放又務實的極具進取精神和競爭意識的獨特文化。一是剽悍奔放的崇武尚戰精神。秦國地處西北邊陲,與中原諸國交往較少,加之與戎狄文化碰撞的影響,與中原諸侯國相比,其文化、文明程度長期落後於東方諸國,故其民風顯得尤為剽悍奔放,表現為野蠻粗魯、勇猛頑強的秦人性格,加之軍功爵制的大力推行,於是就形成了驍勇善戰、不畏強敵、血戰到底的崇武尚戰精神;二是重實利的功利觀。面對當時六大強國環伺的虎視眈眈,濃厚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一直成為秦國取勝的主導思想,使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國事處理均以“實利”為至高無上的標準。這種功利觀不同於儒家所講的“仁義、道德”等虛榮,而是一切均以是否獲利為主要考衡目標,如奪取土地多寡、殺敵數量多少、掠奪人口數量如何等均成為獎勵軍功、賜爵和賜田宅的標準,而君主亦以霸權政治統治和國土為主要渴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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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剽悍奔放民風的薰陶和功利觀主導,雖然使秦人成為“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的代名詞,但是,這一切畢竟均有利於秦國在統一戰爭中,能夠不斷取勝,故成為其統一天下的取勝砝碼。

三、政治上,通過商鞅變法強化了中央專制集權統治,形成了統一天下的強大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

為了加強中央專制集權統治,形成強大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間,秦孝公通過商鞅變法,進行了政治改革。

首先,制定統一的大秦法律。在法律中,規定賞罰分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臣子要守法,庶民要守法,君主也要守法,且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商鞅還強調,必須嚴格遵守法律,不能憑主觀好惡之情而破壞法制,更不能親疏遠近而妄行賞罰。

變法之前,商鞅派人將一根三丈之木放於鬧市,下令:“誰能把木頭移至北門,可獲十金”,老百姓紛紛來看,但都心存疑慮,無人去搬。隨後,商鞅把賞金加至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將木頭扛起,搬到北門。商鞅予以賞金,如數兌現自己的承諾。此舉在臣民中確立了法令的誠信。新法推行後,秦太子犯法,商鞅剛正不阿,令太子的兩位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代為受罰,此舉使得貴族、大臣等都不敢再觸犯新法,同時在秦民中也樹立了法律不可動搖的威嚴。由於賞罰分明,公平公正,使秦人對新法心悅誠服,於是秦國得到了大治,形成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的良好社會風氣,有力地加強了中央專制集權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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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力推行郡縣制。規定全國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 廢除分封制,合併鄉邑為三十一縣。每個縣都設縣令,負責縣政,由國君派出,直接聽命於國君,亦不世襲,並設縣丞,輔佐縣令;設縣尉,掌管軍事。以郡縣制取代世襲分封制,標誌著秦國最早完成了從宗法分封制國家向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的過渡,有效地集中並控管國家資源,進一步加強了秦國中央專制集權統治。由於上述兩項措施強化了中央專制集權統治,故在秦國展開的統一天下戰爭中,一方面凝聚了民心,另一方面,亦促進了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從而形成了統一天下的強大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

四、經濟上,生產力得到徹底解放,不斷增強的國力奠定了統一天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秦國統治者認識到,要想強國,必須在經濟上徹底解放生產力。為此,秦國廢除井田制,實行授田制,獎勵耕織,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對努力從事農業和紡織生產的人,實行免除賦稅徭役的優待。對那些因懶惰而欠債不還者,將其沒入官府為奴婢,同時啟動了影響深遠的土地制度改革,國家以法令的形式承認土地私有,允許百姓開荒,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賦稅按照每個人所佔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此外,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否則要出雙倍賦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以有利於增值人口、徵發徭役和戶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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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的大發展,為秦國統一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糧草保障,私有土地稅和戶口稅的徵收,確保了國家穩定的財政收入,而人口的增殖和徭役的徵發又為統一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員及其人工補充。由此,秦國的生產力得到了徹底解放,國力不斷增強,這一切均為統一戰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五、外交上,以“連橫”和“遠交近攻”的策略進一步分化瓦解敵國,加快了統一天下的步伐

秦國是以功利觀為主導的國家,一切國家事務處理均以“是否獲利”的“實利”原則為考衡標準,故其外交政策亦是均以此為戰略目的。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連橫”和“遠交近攻”策略的運用。

所謂“連橫”策略,是與“合縱”相對應的戰國外交策略,其實質是秦、齊各大國拉攏一些國家,共同進攻另外一些弱國而進行軍事鬥爭的外交方略,以達到兼併和擴展土地的目的。“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稱為“橫”。秦國位於西方,六國位於其東。六國結盟為南北向的聯合,故稱“合縱”;六國分別與秦國結盟為東西向的聯合,故稱“連橫”。秦國主張“連橫”策略最為著名的縱橫家是張儀。如為離間齊楚聯盟,以解除對秦的威脅,秦派張儀以商斺之地六百里許楚為誘餌,使楚與齊斷交。但達到離間目的後,秦國又違背承諾不給,結果引起秦楚大戰,而齊國則乘機與秦結盟,聯合魏、韓進攻楚國,在垂沙大敗楚軍。

所謂“遠交近攻”策略,是指聯絡距離遠的國家,進攻鄰近的國家。這是戰國時期秦國採用國相範睢提出的一種外交策略。范雎認為需要隱藏自己的戰略目標,對遠方的國家表示友好的態度,先攻打自己的鄰國。因為選擇鄰國進攻,打下的土地就是秦國的,但是如果要打遠方的國家,即使打下了也未必能讓秦國所佔有,而且,如果同時樹立好幾個敵方,會迫使六國聯合起來攻打秦國,這樣秦國會失去自己有利的軍事力量。遠交近攻先把鬥爭重點放在近旁的三晉,對較遠的齊楚暫置不顧,從而達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兼併擴疆之目的,破壞了東方諸侯國的“合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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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連橫”和“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國進一步分化瓦解了敵國,加快了統一天下的步伐。


六、軍事上,軍功爵制的實施造就秦軍的“虎狼之師”,促成了秦國統一天下宏願的成功實現

為了激勵士氣,造就一支充滿血性的“虎狼之師”軍隊,秦國在軍事上實施了軍功爵制。所謂軍功爵制,就是以軍功作為賞爵的唯一根據,按軍功的大小授予爵位,並按所授的爵位享受相應級別的富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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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就是在爵位上確定為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二十等級,並制定爵位獲取、升降、繼承等原則,其基本精神就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在戰場上英勇殺敵者,不管其出身是貴族、士人還是農民,都可根據斬首的數量賜予爵位。戰敗者,則要削奪爵級。同時制定爵位降級繼承原則,男子傅籍為成丁時,不能無條件繼承父親的爵位,只能降若干等級,他們若想得到和父親相同的爵位,必須憑藉軍功。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官吏,規定將卒在戰爭中斬敵人首級一個,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各級爵位均規定有佔田宅、 奴婢的數量標準和衣服等次。此外,還規定爵位在當時不僅是身份的象徵,而且還可用來抵罪,同時規定凡是沒有立軍功的宗室子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禁止私鬥(奴隸主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經常發生爭鬥),並把私鬥行為引導至為“國”而戰鬥,樹立了“私鬥為恥,國鬥為榮”的理念。

由於推崇戰功,秦人的血性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軍隊戰鬥力空前提高,從而造就了驍勇善戰、所向披靡,並且讓六國人見人怕的秦軍之“虎狼之師”,最終促成了秦國統一天下宏願的成功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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