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百多年曆史的比利時銀行浩如煙海的檔案中，如何能找到一張你事先不肯定是否存在、但卻與你遠在中國的家族有關的照片？這近乎大海撈針的舉動，如何能夠達到目的？
（左手第一人即為我爺爺何伯良先生。）
2009年6月，我來布魯塞爾工作。安頓之後，我就著手尋找我爺爺在富通（BNP Paribas Fortis）銀行、或者說在比利時、在歐洲的痕跡。他應該從來沒有出過國，更沒有來過比利時。不過，我相信他在這家“外企”工作多年，這家仍然存在的企業一定會有一些資料，與他有關，更與當時的中國有關。
當年的中秋節，於我來說沒任何痕跡。那天中午吃飯，要了一個Gauffre當甜點。那東西我從來不吃，那天也不怎麼了就想吃這口。——後來才明白，那天原來是中秋節！
這是我一人的事，不關大家的事。不提。
當天晚上，應該是這裡的夜裡大約3點，我按約定給遠在紐約的一哥們兒打電話。我的兩個大學同學那天要去這哥們兒那兒過中秋節。幾個朋友和我都是多年未見，其中一位女同學更是已經二十多年未見！噓寒問暖、慢語輕聲，彷彿之間，似又回到了大學時光的中秋節。那都是在剛開學不久，各位帶來各自家鄉的美食，饕餮之後還少不了輕歌曼舞。
這是我們幾個人的事，二十多年而已。不提。
第二天下午卻是個奇妙的下午！我按聯繫好了的時間，去比利時富通銀行，就是那家被法國人收購了的前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查一個與我爺爺有關的資料。我爺爺在日本佔領中國之前，曾在這家公司的北京分行服務過約20年。家裡還有一些老照片，但沒什麼文字材料。查的結果是，也幾乎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但找到一張老照片，照片上坐在最前面的，應該就是先祖！你們知道，我這老北京，和中國差不多所有的城市人一樣，已經不可能找到祖墳。當時的我家祖墳，現在應該是東二環路了。所以，能在異國他鄉找到一點先人的真實記錄並悉心照料，就跟能為祖墳添把土差不多。我這激動心情可想而知！
我爺爺何家驥，字伯良，號濟生，是1885年生人。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1911年至1931年在華比銀行工作。華比銀行是與比利時通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在中國的分支，北京的辦事處在東交民巷東口路南，現在是中國旅行社簽證部。
比利時通業銀行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富通BNP Paribas Fortis銀行。前幾年BNP Paribas併購這家比利時歷史最悠久的銀行時，發生過許多故事，甚至導致比利時政府的更迭。可想而知，百多年曆史的這個銀行，擁有的歷史檔案該有多少！檔案涉及歷史上的100多個獨立的公司活動。從管理紀要，到會計記錄；從海報、照片，到信用檔案......其中，光是有關該銀行海外分行的檔案材料，就佔據了大約50米長、近3米高的書架！在不可勝數的材料中，有關該銀行在20世紀初期在中國天津，上海或香港的活動，有很多，但有關北京分行的材料，只有寥寥兩本檔案，和20多張照片。當垂頭喪氣的檔案管理員尷尬地將這幾樣千辛萬苦才挖掘出來的“古董”交到我的手裡的時候，我也感到有點無望——這麼點材料，想找到我要的東西，怕是難了！
但是，首先映入我眼簾的，在第一張照片的左手中央，一位身材魁梧、戴眼鏡的青年人坐在辦公桌前，他的對面和旁邊則坐著幾位埋頭工作的同事。他們的辦公桌上有文件架，他本人的桌角上，還擺著一個咖啡杯，放在小磁盤中。照片前面的桌上放著一臺打字機，還有一些凌亂的辦公用品。
根據我通過家中存留的老照片而形成的對我爺爺的印象，這個身材魁梧、戴眼鏡的青年人，應該就是先祖！
按照富通銀行總行檔案部專家讓-路易·莫羅（Jean-Louis Moreau）和勒內·布里庸（René Brion）先生，參照同期的其它照片所做的考證，這張照片應該攝於1917年4月12日前後。這是從另一張照片中所顯示的牆上掛的日曆判斷出來的。那張照片背後還寫有：“12 Mars 1923”（ 1923年3月12日）字樣，這應為這些照片被髮往歐洲總部的時間。可以假設這些照片、特別是北京分行的照片，應為同期所攝，並同時進入總部檔案。
富通銀行的檔案顯示，與中國合作的“華比銀行北京分行”應成立於1911年12月1日。總行檔案中沒有北京分行何時停業的記錄，但北京分行的年度報告到1932年止，故總行專家判斷，1933年後，因為經濟危機原因，北京分行從此歇業。
（華比銀行北京的辦事處在東交民巷東口路南，現在是中國旅行社簽證部。）
據我的表姐林滿的文字記述，我爺爺的祖上有十三代在朝廷為官，最高做到二品。爺爺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七世祖何毓福，字子秀，號松亭，又號崧生，是咸豐二年（1852年）壬子科進士，做過泰安知府。當官清正廉潔，口碑極好。當年輔佐山東巡撫丁寶楨，直接參與除掉了“老佛爺”慈禧身邊的紅人、無惡不作的太監安德海，為民除害，深得人心。何毓福的家安在京城的手帕衚衕，就是後來的二附小，現在的實驗小學，之後老爺子告老還鄉就是在那所院子裡安度晚年直到去世。
（圖為北京孔廟裡的進士名錄碑林中，編號為125的碑上，刻有“何毓福 廂紅旗 漢軍人”字樣）
何毓福的父親何允元是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進士，現北京國子監孔廟的清朝進士碑上刻有他爺倆的姓名。
爺爺的父親何晉秩，字康候，是個弱智，據說家裡還給他捐了個官，是知縣。這位爺有兩位太太，大太太姓李，李氏（1863-1937.8）生有老大、老三、老五三個兒子。二太太是原來的丫環，生有老二、老四兩個兒子。據說大太太不願終生陪伴這位傻爺，就把丫環收了房。丫環嫁給傻子當然也是一百個不樂意，可憐的丫環她先後兩次吞火柴頭，均自殺未遂。這位爺具體傻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據我姑姑講：傻爺爺穿著皮襖出去，一會兒的功夫，穿著裡面的軟緞棉襖就回來了，手裡還拿著花花綠綠的煙盒，原來是人家用紙菸盒換走了皮襖。姑姑小時，傻爺爺也知道疼這個孫女，還往我姑姑嘴裡塞糖球。
傻爺的這五個兒子個個聰明能幹。我爺爺是長子。爺爺身材魁梧，年輕時去上海，上海人管他叫“大塊頭”。估計身高有1.8米，體重有180斤。那時他常帶著我姑姑坐馬車出門，我姑姑就心疼那馬，說：“爸，您趕快下去吧！別把這馬累壞了。”童言無忌，我爺爺對此也並不生氣。
爺爺交際廣泛，認識很多朋友，還結交了京劇界的馬連良、金少山，劇作家翁偶虹等。他喜歡聽戲，最喜歡聽楊小樓、馬連良等。有一次帶我姑姑去聽馬連良的《四進士》，散了戲，請馬連良一起吃飯，我姑姑看馬連良臺上是個老頭，說：“臺下怎麼這麼年輕啊！”當時的馬連良才二十多歲。爺爺熱愛京劇，與朋友一起去照戲裝像，他扮《群英會》的孔明；《回荊州》的劉備；《黃鶴樓》的趙雲；《四郎探母》的楊延輝等等。
爺爺為人仗義疏財，慷慨大方。他的朋友秦爺、秦錫純，字嘏庵，是位名票，唱老生的。他是我爺爺的盟兄，他的兒子秦紹庵（此人走票,唱武生的）欠了人家的錢，還不起，債主找上門來。這位秦少爺受不了啦，要自殺，把家裡人急得團團轉。我爺爺聽說了，斷然決定賣掉後宅，即現在文華衚衕18號的房子，替秦家還債，救了秦爺一家。1940年我爺爺突然病逝，爺爺的朋友舒大爺幫助料理後事，叫來秦紹庵問：“何大爺喪事你準備出多少錢？”秦答了。舒大爺聽後即罵道：“你混蛋，才出這麼點錢？！當初要不是人家賣宅子救你，你能有今天！”有一位胡爺，叫胡香府，是我爺爺的老友，爺爺去世後他主動找上門來對我奶奶講：很早以前跟我爺爺借的錢，現得知伯良公去世，決定每月來還錢。可見他們朋友的情誼和信用。
我爺爺待人厚道，與朋友出去吃飯、聽戲一般都是他花錢。朋友家的事也愛幫著張羅。誰家辦事都請何大爺“提調”。我爺爺就領著幾個小兄弟，把事辦得有條不紊，讓親戚朋友都挑不出理來。賓客送的禮物、份子都登記造冊，帳目一清二楚。事過之後，他還自己掏腰包請這幫小兄弟吃飯、道乏。
爺爺對待下人也很寬厚，家裡的老媽子、聽差的、拉車的都是一跟就是很多年。有一年我爺爺花錢定做了一輛洋車（人力車），銅活很多，挺講究。拉車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姓李，是個大個兒。過了不知多長時間，這洋車丟了，車伕小李急得滿頭大汗，外界朋友都認為丟車跟小李有關，攛掇我爺爺把小李送局子裡去。爺爺看小李這人挺老實，就沒聽大夥的，又花錢打了一輛，仍舊讓小李拉車。
（在比利時富通銀行總部發現的前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 比利時通用銀行北京分行1910年代的照片。照片上沒有我爺爺，但他老人家一定熟悉這個地方。）
提起我爺爺，不能不提的就是我爺爺的一位重要朋友陳爺，陳劍潭，與我爺爺絕非一般的友情。他比爺爺大幾歲，他們這些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打牌、聊天，吃飯等等。我爺爺結婚多年一直沒孩子，他又是一個非常喜歡孩子的人。有時朋友聚會喝酒互訴衷腸，我爺爺想起自己如今已是三十多歲，膝下仍沒有一男半女，不免傷心落淚，飯桌上幾次提起，傷感之情溢於言表。飯桌上的陳爺也是一位仗義之人，見朋友這麼難過就慨然道：“兄弟彆著急，你嫂子又有了，趕明兒生了，不管是男是女給兄弟就是了。”在飯桌上為了安慰朋友說出的話，做出的決定，回家跟太太一說，太太非常不高興。誰也捨不得把親生子女送人啊！丈夫給她做了很多工作，最後礙於丈夫的情面，只好同意了。到了瓜熟蒂落之日，一個白白胖胖的健康女孩出生了，她上有哥哥姐姐，這就是我的姑姑，1919年（已未）三月初八陽曆是4月8日生人。她在親媽身邊呆了三天，陳爺就把她給我爺爺送來了。我爺爺、奶奶自是高興，家裡早已做好了接待新生兒的準備，從此我奶奶就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姑姑帶大。自從抱來這個孩子，爺爺奶奶都十分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一家三口常出去逛公園、聽戲、吃西餐，去朋友家應酬，也常去陳爺，也就是我姑姑的生身父母家家。
我爺爺雖說收入不少，可由於開銷大，始終沒攢下什麼錢.以至40年突然病逝, 家中失去頂樑柱。我奶奶帶著一雙兒女心中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憐的我父親才10歲就沒了父親）。
提起我爺爺的死，就想起小日本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讓人恨得咬牙切齒，發誓永世不忘。我爺爺是1940年（庚辰年）七月十九日去世的，陽曆是8月22日，正值盛夏。那天他拉肚子，但還是去上班了，下班坐著洋車到宣外魏染衚衕15號本族家中串門兒。因他身體有些虛弱，本族中人為他請來一位西醫大夫，即騾馬市大街的董大夫。董大夫看完病走後，日寇派人來了就把爺爺帶走了。日本人最怕“霍力拉”了，他們認為是“霍力拉”就把人弄走，後來通知家屬人死了，收屍吧。一個大活人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過了兩天小日本來家消毒，到處噴藥。又把我奶奶、姑姑、我父親連同下人一併帶走，就連爺爺的弟弟一家、叔伯弟弟一家等均不放過，統統帶走。當時把大家嚇得夠嗆，有個老媽子的女兒，叫王淑琴，小名叫三兒，正好在家裡幫忙，這姑娘挺機靈，一見日本人來了，立刻藏在門後，衝大家擺手示意，這樣她是全家唯一沒有被帶走的人，多虧她巧妙地留下來照看門戶。爺爺被日本人弄走後具體情況無從知曉，遺憾的是從弄走至臨終，我那可憐的奶奶、姑姑、我父親始終沒見到老爺子的面。後來屍體放在傳染病醫院（在崇文門外東大地教養院街）。日本人命令趕快下葬，並要求深埋。喪事也來不及辦，在眾人的幫助下就埋在崇文區隆安寺廟旁東側。
再說我奶奶他們被帶走後集中在一個大屋子裡，每天量體溫、（試肛表）打針，就這樣緊張地度過了幾天，才放回來。等事消停了家裡才辦喪事，搭棚，設靈堂，糊紙活，進行開弔，親友行禮，來了很多人。
據奶奶講爺爺每年夏天都要鬧幾天肚子，吃點藥就過去了。這次也不見得就是霍亂。家人懷疑我爺爺是被日本人弄死的。爺爺的死是家人心中永遠的痛！
爺爺過世早，之後家裡又經歷多次搬家，沒能留下什麼老人的字跡，這是非常遺憾的。現僅存的只是在一本《英漢字典》的封頁上有爺爺的英文簽名。還有在一本《清史》書裡夾著一張紙，這是一張被歲月的汁液浸泡了多少年的普通的紙，上面有爺爺用毛筆抄寫的《優待清室條件》，熟練的草書，蒼勁有力。第一次見到它令我激動不已。這張紙已泛黃、發脆，彷彿煙燻後留下的痕跡。已經不敢往出拿了，只能夾在書裡看，這張紙也有一百年的歷史了。
說到我的奶奶，奶奶姓丘，名秀恆，是1890年生人，是個高個兒，估計有1米65左右，不胖不瘦，長著一雙美麗的大腳。
奶奶的孃家是西單邱家，開果局子賣酸梅湯的。奶奶雖然沒什麼文化，但她對老北京的一些歷史掌故知道的比較多，能講很多故事。講起來相當生動。奶奶喜歡聽戲，會背很多戲詞、童謠。
奶奶十歲趕上庚子之亂，就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西太后嚇得跑西安去了的那年。老百姓見到那些個洋鬼子兵都很害怕。女人臉上抹上鍋灰，來躲避鬼子的糾纏。在那年深秋，奶奶的父親邱世祺，字惠卿，是位老實、本份之人。那天他上街打油回來的路上碰見美國兵，美國兵老遠地就衝他喊：“苦力！苦力！”邊喊邊跑過來一把抓住邱爺不放，這時路上又過來一個行人，美國兵把那個人也抓住，然後把兩個人的長瓣子繫到一起，又去抓別人。邱爺當年三十歲左右，正是青壯年時期，在八國聯軍眼裡，正好給他們當苦力。美國兵前腳走了，這被抓、被系在一起素不相識的中國人，倆人一商量，咱們跑吧！於是把瓣子解開，說好了別往一個方向跑，就分別跑開了。邱爺對這一帶比較熟悉，就拐彎跑時一條衚衕，到了一個小鋪前就使勁踹門，掌櫃的出來一看也認識，趕忙把邱爺讓到屋裡問明情況，掌櫃的聽完一想：“藏我這兒也不是事啊！萬一美國兵找回來就麻煩了。”於是拿出板凳到了後院，讓邱跳牆上別處躲著去。此時的邱爺穿著長袍，手裡提著油瓶子，慌慌張張地登著板凳爬上牆頭，咕嗵一聲跳到一個陌生的院落，看見院子裡有一間堆煤的屋子，趕忙鑽進去藏起來。一直蹲到天黑才敢出來。回家一看油早已灑了一身，瓶子倒一直沒撒手。不知過了多少日子，邱爺上街居然碰見那個一起被抓的青年，問起他後來是怎麼脫身的，他說：跑出沒多遠，進了一個小院，看見有一堆牛糞，就鑽到那裡躲了起來。也是天黑才回家。
奶奶嫁進何家門，要想處理好與公公婆婆、小叔子、妯娌之間的關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奶奶的性格比較直爽，她的公公是個傻子，別人都愛拿傻子開心。有一次家裡烙餅，傻爺的叔伯妹妹走過來對傻爺說：“大哥，這餅頂在腦袋上可好玩了。”傻爺聽罷，拿過餅就往腦袋上頂，我奶奶看見了，一把給搶過來說道：“這麼熱的餅再把頭皮給燙壞了。”
我姑姑十歲那年，奶奶生下了我的我父親。我父親是1930年（庚午）四月初八，陽曆是5月6日寅時生人，那時爺爺家住在石駙馬後宅37號。一家人歡喜異常。當時奶奶已四十歲。我姑姑有了小弟弟自是非常疼愛，姐倆兒感情一直特別好。姑姑與我爺爺、奶奶、我父親的感情非常深，雖無血緣關係，卻是世上最親的人。
（在比利時富通銀行總部發現的前Société Générale Belge 比利時通用銀行北京分行1910年代的行長室照片。）
比我爸歲數還小、但輩分跟我爺爺一樣的姑奶奶何家琳教授回憶說: 論輩分，何家驥是我的遠房堂哥，他與我的祖父同年生，我沒有見過面。他生前經常到天津看我的祖父，據我的堂哥堂姐回憶，小時候祖父讓他們稱呼家驥大哥，他們說不出口，怎麼這個大哥和爺爺一樣老啊！
還有故事呢！無巧不成書，姑奶奶在東交民巷住了近50年，就在華比銀行舊址的院子裡，照片裡的圓門洞、窗戶依舊未改，門前的小樹現在已過百年，長成了一人摟抱的參天大樹了！
何家琳教授還回憶說: 不論輩分，我們都是何毓福的後代。其實解放前京津兩地何氏家族親屬來往十分密切，聽老人講家驥大哥到天津來每次必帶稻香村的點心，是我祖父最喜歡吃的；何農的父親解放前夕曾短期到天津工作，就住在我們家。我的幾個堂哥堂姐到北京經常去三大爺（即思勇先生的祖父）家，大哥家彥、二哥家修在北京求學時，也曾住在他們家。解放後由於各種原因幾乎中斷了往來。直到改革開放後，80年代中期，何農的父親述曾先生到協和醫院找到我才聯繫上，見面時我對他沒有一點印象，因他離開我們家時我只有5、6歲。
在歷朝歷代都努力向上的順民家族、不是生意人出身的家族，能向後代傳承什麼？怎麼傳承？前輩該做什麼？後輩該做什麼？就像我的一個本家堂妹何鐵軍所說，家族的精神是鼓勵後輩的動力，也是最好的凝聚力，百提不厭！
在遠離中國的萬里之外，在一個我爺爺從未踏足過的國度，找到他的一張近百年前的照片，這個略顯離奇的故事，也成為富通銀行負責歷史檔案的專家們詮釋自己工作的意義最有說服力的例證。一家銀行的歷史檔案，絕非僅僅是研究人員或內部從業者的工作對象，它也可能與一段家族的歷史、一份個人的情感、一次旅行、一個奇遇有關。它甚至可能是一種遺產，一種與某人、某企業、某件事情或某個年代或近或遠的記憶相關的遺產。有鑑於此，富通銀行還在網站上公佈了這個故事，併發文向社會徵集與富通銀行有關的歷史材料，哪怕僅僅是一張照片、一封信件、一張磁盤。
為我的這個傳奇提供了幫助的，不僅有上面提到的富通銀行總行檔案部專家讓-路易·莫羅（Jean-Louis Moreau）和勒內·布里庸（René Brion）先生，還有該行新聞官員、講一口流利漢語的Liliane Tackaert女士，和我的朋友、在該行工作的青年才俊熊昀先生。書法家宮元先生聽到我的故事後，一再鼓勵我將之述之文字。我在這裡向他們表示鄭重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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