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简介
胡问遂（1918-1999），浙江绍兴人。生前为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
1952年，成为沈尹默先生入室弟子。“文革”时，沈尹默与胡问遂两人受到批判，造反派曾令胡问遂揭批沈尹默。胡问遂说：“老师学问深，学生不懂，没法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胡问遂仍尊师重道，优秀品格由此可见。在“文革”中胡问遂仍坚持读帖临帖，即使不能读帖临帖，他就背帖手书，苦练指法，以手指代笔，作“无字膝书”。
数十年坚持不懈，尤得力于北碑，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擘窠行书最为著名，是海派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在长期笔墨生涯中，他不断吸取古今书家长处，使自己书法艺术日臻完美，终成自家风范。作为书家，他为人谦虚坦诚，一身正气，所以他的书风雄伟磅礴、大气凛然，皇皇然有庙堂之气，且气势肃穆，有威严之仪。
作品欣赏
胡问遂对海派书法复兴的贡献 ——— 周志高
胡先生1918年7月24日出生于人文氛围浓厚的浙江绍兴覆盆桥，绍兴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王羲之、陆游、徐渭都曾小居于此，近代大文豪鲁迅也是从此走向全国。胡先生有方印章“家邻三味书屋”，的的确确，他的祖居与“三味书屋”仅一墙之隔。胡氏系绍兴望族，父朴斋公在上海经营安定烟草公司，伯父胡之光也是浙东名书家。哥哥姐姐都热衷书法，耳濡目染之中，他自小就挥毫习字，与哥哥姐姐练习书法，五岁就开始临习柳公权《玄秘塔碑》，十一岁时由伯父亲授技艺，改习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他将颜字放成径尺大字，日书百字，此后二十余年临池不辍。然而，苦于不得良师指点，只是遵着民间的习俗方法，始终无法达致较高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先生定居上海，为学书法到处寻师访友，期间虽然接触到一些当时的名家，有所得益，但总有非为良师之叹。直到三十四岁那年（1951年）9月托柳非杞向沈尹默转达了拜师学书之愿。沈老当时虽已是素负盛名的教授，桃李满天下，但却从未收过书法方面的弟子，沈老在写给胡先生的信中曾说：“尹默平生未尝以书教人。”据胡问遂回忆，“沈老平时颇不以海上授徒作风为然，但独独对我的诚意请求颇为重视，从我的书法作品到经历、品行，几经考核，终于答应我的请求，并亲订授课时间。就这样，我成了沈老书法方面的第一个入室弟子，师从沈老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此后，胡先生视野大开，在书法创作日趋精进的同时，逐渐开始承担传道授业的使命。胡先生擅长诸体，尤工真书和行书，数十年坚持不懈，尤得力于北碑，并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书法浑厚凝重，洒脱灵动，气韵高雅，意态从容，是海派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人物。
上海开埠以降的海上艺坛，可谓前有吴昌硕，后有沈尹默。吴昌硕诗、书、画、印“四绝”，赢得“海上盟主”美誉；沈老同样集书法创作、理论、教育、组织四位于一体，集诗人、学者、书法家、文学家于一身，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叶众望所归的书坛领袖。
可以说，从创作到理论，从教育到组织，胡先生都是沈老一生书法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沈老生前，胡先生入室成为其弟子，一心一意学习技法、理论知识。在他身后，胡先生坚定地继承发展了沈老的书法普及和书法教育事业。
胡先生对现代海派书法的贡献也可说是对沈尹默在书法创作、理论、教育和组织四个方面的继承。
书法创作
在书法创作上，将胡先生和沈老的书作对比可发现，两者在外形上并无十分相似之处，但在运笔的浑厚而细腻，遒劲而工稳中却透露出一脉相承的内涵。沈尹默是位功力极深的杰出书家，对临帖十分苛求，并身体力行，为后世留下了优秀的范本。大匠之心，诲人不倦，正是这样，沈老所教的是学习古人的大法。胡先生在沈老的亲授下，深究古帖，深谙临帖之道，从形到神，无不刻意追摹。
孙过庭在《书谱》中有言：“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胡先生研习法帖，在读帖、临帖中始终以此为准绳，反复琢磨如何下笔、运笔、转折。其所临书帖送师过目，竟被误以为“印刷复制品”，可见他的书法临习水平之高。
早期，胡先生临习了颜真卿晚年杰作《自书告身帖》，日临一通，四年间达一千余通。非但得其厚重形体，并深究其锋正笔圆，沉着内敛的屋漏痕笔意，细见之下，从形到神无不惟妙惟肖。他曾说，“临帖是手段不是目的，学习古人期在开创自己的书风。”因此，在入帖以后要有所取舍，善学者往往取古帖中己之所需要者，而不善学者则多依形描摹随古人而去。这种人用功非为不深，用心非为不精，但终因缺乏个性而沦为末流书家。因此要自立门户，除广识帖之外更进一步要正确估量自己的道路。
正如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对胡先生的评价：“青壮时期入书学大师沈尹默室，沈老厚爱其才、身教言传。尤可贵者，虽从其师沈老之学而不蹈沈老之迹，终于径畦别开，世所公认。”1968年之后，胡先生以沉痛之心发愤于书法，每日临池八九小时，数年间遍临北魏各碑，于《郑文公碑》《始平公造像记》《石门铭》等尤为用力，书风为之一变。这也是此次展览主题“正大气象”的历史缩影。
1994年10月，“胡问遂书法艺术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和王光英、布赫副委员长亲自接见胡先生并参观展览。在艺术界级别最高的国家美术馆举办展览，充分说明了胡先生非凡的书法艺术造诣，国家级美术馆的个展更是对一个艺术家作品水平的最高肯定和认可，这年胡先生已近八十高龄。
无独有偶，在1963年1月，上海市文化局为沈老八十寿辰举办书法展，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来上海参观展览。展览前言就出自胡先生之手，他在最后一段提出了书法艺术继承与创新的三点论：“从这个书法展览会中，我们看到了沈尹默晚年欣逢盛世，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心情舒畅，老而弥笃，于书法艺术上，取得了坚持继承传统与发扬时代精神和个性相结合的重大收获。
这不仅可使各界观摩欣赏，而且对于今后推广和提高我们的书法艺术，也将起到良好的作用。”胡先生就很好地坚持着在继承传统与发扬时代精神外的个性因素，他在沈老的门室学习中，没有局限于帖学一路，而是广览博取，并经反复实践，选定了敦厚宽博的路径。
同为八十岁左右，一个沈尹默，一个胡问遂，一师一弟子，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着上海书坛的薪火。
书法理论
胡先生理论与实践并重。他十分善于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把对中国书法史的学习研究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对书法史的研究并不亚于书法实践本身。他对中国书法风格的演变转换了如指掌，他的论文和专著在书法理论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的书法创作因此也能根深枝茂、厚积薄发。
以上的论文发表只是不完全统计，胡问遂在许多著述、讲稿中探讨书史，评说技法，小到执笔拿笔法，大到对王羲之、颜真卿等历史书家的评说，他总能直击要点，文字简单朴实，发人深省。
2000年4月，在胡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由胡先生大公子、著名书法家胡考主编的《胡问遂论书丛稿》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其中既有对技法、临书心得及创作方法的阐释和精深见解，又有对历史书家的杂谈追忆，包罗万千，充分说明了胡先生在书法理论上的建树。
书法教育
1961年4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沈尹默著文说：“为进一步培养书法人才计，我会应市区工人俱乐部、青少年文化馆等机构的请求，与之合作，设立习字辅导班；市出版局领导的出版学校，亦由我会派人教授书法，定三年课程。”于是在1962年11月与上海市青年宫联合创办了前所未有的大型书法学习班（青年宫书法班）。每期三个月，前后三年，共办了七、八期，学员达四千余人次，盛况空前。
胡先生作为该项目的总设计师，秉承师德，全力操持；沈老亲临现场示范挥毫并讲解。白蕉、胡问遂等教授书法，方去疾、高式熊等教授篆刻，开中国当代群众书法普及的先河，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的精英梯队，从中涌现出周慧珺、张森等人，成为当代书法艺苑的中坚和领军人物。历史地看，正是沈老主持下开办的各类青年书法培训班，不仅在当时解决了书法艺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状，而且极有战略意义的是，为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作了基础性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及储备，在全国具有艺术教育的引领意义与书家培养的示范作用。
1980年，由我（时任《书法》杂志执行主编）组织策划的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举办，上海入选的中青年书家中，胡先生的学生占半数以上，正可谓严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
当1952年，三十五岁的胡先生成为沈老正式入室弟子后，每星期一赴海伦路沈宅上课，风雨无阻，达四年之久。像这样严格认真的教与学，对沈老来说，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遵从沈老的教学要求，在“读帖、背帖、摹帖、临帖四个方面去下功夫”，从临一千多遍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到按照沈老要求，超越形似去追求神似，磨炼出坚实的基本功，胡先生完全沉湎于书法学习，每日习字不下十小时。
我们从沈老、胡先生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和普及，看到了作为教育家的特质。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书法，胡先生热衷于书法出版。1961年2月，《大楷习字帖》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再版十余次，发行量达二百多万册；1981年12月，编写的楷书《小学生字帖（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1982年3月，书写行书部分之《常用字字帖》（三、四）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同年七月，《欧体大楷》字帖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小学生描红本（楷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1987年，书写行书部分之《常用字字帖（增补本）》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他还多次做客电视台、来往多所学校进行书法讲演以飨大众。在1961年到1965年间，胡先生任《辞海》书法条目撰稿人，同时还任上海美术学校国画系书法教师，上海出版学校美术班书法教师；1963年和1982年，胡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做电视书法讲座；1985年为上海师范学院拍摄的《中国书法》专题片担任楷书部分主讲；1986年，应广西师范大学之邀去桂林为该院师生讲授书法；1987年为上海大学拍摄《中国书法》教学影片，并于当年主持程十发创办的上海中国画院业余进修学校的“胡问遂书法班”。胡先生的一生也是书法教育的一生。
书法组织
从1956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张鲁盦筹组“上海金石篆刻研究社”到1959年山西省博物馆和图书馆发起成立山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筹备小组，再到1960年在苏州成立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新中国大地上的书法社团组织的萌芽零零星星。虽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建国初期，其燎原之势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阻力，从以上诸多书法社团均为民间自发组织即可洞见。
作为中西文明交流碰撞最为充分的上海也频繁发声，1957年5月22日，白蕉即在《解放日报》第五版上发表《要重视书法和金石篆刻》一文，呼吁党和政府的文化部门支持上海书法团体的筹备成立。此后经过沈尹默的争取，到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终于成立，这是第一个官方背景的书法社团组织。后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也是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二十年以后才开始，所以说沈尹默是新中国书法组织的第一代种树人。
在沈尹默的背后，胡问遂当是他最得意的助手。1961年成立的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中，沈尹默任主任委员，郭绍虞、王个簃、潘伯鹰任副主任委员，丰子恺等共计十五人组成委员会，经沈老推荐，胡问遂成为驻书法篆刻研究会干部（业务干部），主持日常业务。据胡老回忆：“至此，我终于成了一名专业书法工作者，多年夙愿，得以实现”。作为当时唯一的业务干部，研究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期书法学习班和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书法篆刻学习班上都有胡问遂的参与，他与沈老可谓完美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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