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写作是文学的修行 陈嘉俊称天变道亦变

这些年，我们的文化氛围浓了起来，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十年文化浩劫后的补偿性恢复，也是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发展后的释放，是温饱解决之后思想进一步解放的结果。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在吃饱之后，受传统儒家文化复兴的影响，自觉推动了对下一代文化普及的潮流。这也是中国大学近二十年疯狂扩招的前因。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由于偏科，预选都很难过关，连进入高考的机会都极少。当然，比起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的大哥大姐们，我最起码可以读喜欢的书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写些文章，虽然于高考并不一定有用，但至少不会被批斗了。这些话听起来匪夷所思，却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今天，我们的写作，如果不太刻意去涉及政治因素，作家以笔为马、奔腾驰骋的草原还是很广阔的。但你真要参照西方的最理想标准，认为我们的写作还受到禁锢，那么，我无可辩驳。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明确先保障吃饭穿衣的基本人权。这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策略来讲，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何况，我们并不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只能参考他们的部分经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口超十亿的国家作为现代化样板供我们模仿。从元朝之后中国就开始患病衰弱，而我们的文化和科技也基本是停滞的。这除了带来了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之外，还间接产生了一切服从政权稳定的制度设计（好多人可能会用课本上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来反驳，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不是商业自由贸易的结果）。映射到文学层面，可以大致断定，这几百年来，写作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有，也无非是对北宋以来文化的总结。而恰是这几百年，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家的写作，成为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的导火索，进而形成了现代化国家的文学写作体系。

陈嘉俊（90后作家、演员、歌手），中国政法大学新闻评论员、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国学文化传承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CCTV央视决策中国栏目；中国智库联盟专家委员。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世界文化进程中，我们仍在路上。我们的写作体系是发展中国家的体系，但并非处于一个停滞的阶段。所以你用西方的高标准，去要求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学体系，不太现实。好多在以前看来天大的事件，若干年后再看，就会明白那只是个过程。哪有那么多历史时刻啊？

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文化在当代遭到破坏后的修复，同样也是属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革命的一部分，是信息认知、写作方式、读者互动等、传统架构被颠覆后的涅槃期。这个阶段矛盾冲突之剧烈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文学的行者们，如果参透了其中的大道，就会对目前社会中的急剧变革有一份清醒的认识，对目前文学的一些怪象，也会有几分疑惑后的宽容。

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年我对席卷中国的城市化对文化的影响有些感受。在西方和港澳台资本、先富资本、政治寻租资本、寡头资本等各种因素的掺和下，中国底层多达几亿、渴望改变生活的人民，都投入了这个身不由己的欲望永动机里。于是有了传销，有了赌博，有了炒房，有了打工妹，有了富士康，有了海外移民，以及各类一夜暴富的种种神话。从社会经济学层面说，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而我和我的家庭也在这个年代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到城里找工作，进而搬进城里居住。在大趋势面前，我们只是浮萍。除非真正做到思想超脱，否则除了适应，没有其他选择。

目前，城市化的进程仍未停歇，社会仍然在经历着复杂变革。这个时候，作家们的写作，就是要感知这个时代的主题，要明白变革的根本是城市化。比如说，现在好多农村女孩结婚必须要对方买房子，很多人认为这是拜金主义。我想如果你的左邻右舍在城市或县城都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到城里生活是大势所趋，你会怎么办？当然有的人会说，我就喜欢田园，我是自然主义者。但这一般是那些城市里想寻求更高质量生活的人的选择。黄山一带的山水好不好？那些白墙灰瓦的皖南民居好不好？确实好，凡是有些情怀的，都会在那里流连忘返。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一个事实：那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去江浙了。如果有能力，他们首选上海、杭州定居。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而这在山清水秀的黄山却不能实现。近年虽然有一部分人从大城市回流了，但很多是在高房价、高工作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这就是俗世，是有些庸俗，但又有直言不讳的真实。而这一个一个庸俗的故事，渐渐成为文化现象，成为文学创作丰厚的土壤，成为我们文学写作中的具象研究。

我们要看透这个时代的实质，要清楚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但更是一个精神、物质矛盾冲突变化的时期。它给了我们很多眼花缭乱的素材——近7亿农耕文明体系里的农民，要面对城市文明的反差和诱惑，离开故乡到异乡打工、求生活。每一个逃离乡村的人，都在期望生活的改变。这给了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芬兰有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记者感慨：我们的国家只有几百万人，新闻很少上全球的报刊网络，因为热点少。但每天浏览网络，关于中国的新闻却有一大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是我们文化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的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中国这个世界超大型国家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也在目睹着一个世界前所未见的7亿农民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一幕幕由迁徙导致身份改变而产生的人生悲喜剧。

我们农耕文明的先哲们说：“天变，道亦变。”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我们的作家，应该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再次吟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是无法计较的定数，写作是文学身不由己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