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人們到哪裡親近自然？談談我國公園的出現和發展歷程

無論中外，公園是城市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礎設施。它面向普通民眾開放，在喧囂的都市中提供休憩、娛樂、休閒、親近大自然乃至防火、避難的空間，還具有改善城市局部生態環境的作用，但具備這種功能的公園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有。在我國，面向民眾的公園之出現和興建，是在100多年前隨著列強來華、

作為外來文化逐漸傳入我國的。

從私家園林到公共園林

公園，顧名思義，是“公共園林”的意思。在我國古代，如杭州西湖、揚州瘦西湖等可供普通人自由進出的公共園林，數量不多。數量較多的是私家園林，其開放性不強，但因所有者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精心修建，往往成為我國園林藝術的集大成者。

按所有者劃分，私家園林共有三種類型：皇家園林，人們較為熟悉的有頤和園、圓明園、避暑山莊等，皇家能夠集中全國的能工巧匠，採用移天縮地、架構山水的手法，營造景觀；其次是屬於王公、貴族、地主、士大夫等私人所有的園林，比較著名的有拙政園、滄浪亭、網師園等蘇州園林，南京、無錫、揚州、順德等地的園林也十分有名。此外還有屬於道觀、壇廟的寺院園林，點綴在山水等自然風光中間，規模較小。

如今人們所熟知的“公園”這一場所，興起於工業革命後的西方。18 世紀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後，工業急速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展、人口迅速增加，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人們從事工業生產、服務業，越來越遠離自然環境。因而，市政部門開始把若干私人或專用的園林綠地劃作公共使用，稱為公共花園和公園。1843 年，英國利物浦修建了公眾可免費使用的伯肯海德公園，標誌著第一個城市公園正式誕生。之後，美國掀起了城市公園運動，風景園林師奧姆斯特德規劃設計了美國紐約中央公園。

與英國出現公園的時間相差不多，在中國，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相繼爆發，西方列強先後通過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形式，攫取了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特權。19世紀下半葉，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越來越多，大城市中的租界也相繼建立。為了營造舒適、與故土相似的生活環境，西方里列強開始了在中國建造公園的進程。

從“公家花園”到“公園”

近代中國，許多東部沿海城市如天津、上海、廣州、寧波、南京被迫開埠。列強先後在城市中建立起租界，公園也隨之誕生。例如1866 年，英租界工部局在黃浦江與蘇州河匯合處的一塊漲灘開始建設公園，1868年建成之後被稱為“外灘公園”（當時的英文名為Public Garden，現名“黃浦公園”）、對洋人開放，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所公園，當時被稱為為“公花園”或“公家花園”（park），與中國傳統的“私花園”相對。

然而，這座公園的開放性僅對列強體現。它的門口掛著臭名昭著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這是對中國人民明目張膽的侮辱。1928年7月1日才對華人開放。隨後，隨著外國人在上海的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展，租界當局又陸續在上海建立了多處公園，如公共租界的虹口公園（Hongkew Park，1905年建立，今魯迅公園）、極斯非爾公園（Jessfield Park，1905年建立，今中山公園），及法租界的顧家宅公園（Koukaza Park，1909年建立，現復興公園）等等。

在天津，則有英租界的維多利亞花園（Victoria Garden，1887年建成，今解放北園）、1895年建成的的德國花園（今解放南園）、1901年建成的俄國花園（今河東花園），均分佈在各國租界中。和中國最早出現的公共體育場一樣，這些花園都是供外國殖民者和所謂“高等華人”打網球、棒球、高爾夫球等活動和散步、休憩遊樂的場所，也是他們表達文化優越感的場所。

19世紀下半葉，“公家花園”的名稱一直沿用。20世紀初，其名稱也悄然發生了變化，正式定名為“公園”。這個過程與中日文化交流有關。事實上，中國古代有“公園”一詞，如《魏書·任城王傳》記載，任城王曾經“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意思就是奏請減少官家的園林，以供給失去土地的農民耕種。這種公園仍然是私家園林，與近代史上出現的西方“公家花園”不同。

日本在幕末、明治維新時期，主張脫亞入歐，與西方世界進行了廣泛而親密的接觸，也將許多西方詞彙翻譯成以漢字為表達形式的漢文詞語，他們或將漢字重新組合造詞（如電話），或將新的含義賦予給古漢語中已有的詞語，使之表達現代概念（如共和）。

“公園”一詞的正式定名就屬於後者。當時，日本的海外使節團、留學生、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公園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古漢語“公園”被日本人用來借譯近代西方術語“公園”（park）。20世紀初，中國人對park漸漸熟知、赴日留學生逐年增加，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更因為兩國均用漢字，現代意義上的表示“park”的“公園”就此傳入中國，正式代替了“公家花園”的稱呼。1903年，留日學生主辦的《浙江潮》已有這樣的報道“東京有最著名之二大公園（中國稱之為公家花園），一在清草，一在上野。”

建設中國人自己的公園

受到租界公園啟發，19世紀下半葉，上海開風氣之先，張園、愚園、徐園、申園、西園——這類私人園林相繼對公眾開放。既是公共園林，也屬於收費的娛樂場所，提供遊樂、餐飲、體育運動等設施，為有經濟能力的中上層人士提供休閒娛樂。如1885年開放的張園中，既有傳統假山、亭臺樓閣，也有電氣屋、照相室、網球場、西式餐廳，成為當時各界人士遊樂和舉行多種社會活動的重要空間。

1902年，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新政的主要推行者袁世凱認識到公園的先進性和在城市中的必要性，因而推動公園的建設。當時，他主張在濱海巨埠——天津修建一座公園，特別以日本的日比谷公園、淺草公園為範本。袁世凱指出：“淺草公園中有水族館、動物院等，大抵皆足以增長智識，陣發精神，非漫為俗塵之遊可比”，認為天津公園雖然是初辦，但也應該瞭解國外的公園建設理念，

增設景點、佈置設施。後來，周學熙受袁世凱指派，先後在天津建設了“勸業會場”和“種植園”，即今天天津的“中山公園”和“北寧公園”。

隨著人們對公園的認知進一步加深，不止開埠城市，內陸城市、各地中心城市也逐漸出現公園。如酒泉公園全面建成於1877年，1880年正式開放；1904年，濟南商埠公園開始修建；1906 年北京農事試驗場附設的“萬牲園”逐步開放（即今日北京動物園）、無錫公花園開放；1907年天津公園建成。在廣西柳州，1905年曾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柳州知府楊道霖倡議效仿日本公園修建自己的園林，1909年建成並正式命名為柳侯公園；成都的少城公園於1911年建成開放。

這些公園，在開明官員、士紳和商人的推動下逐一建成，還制定園規，開放給普通民眾參觀遊覽，客觀上推動了中國傳統園林的轉型。

結語

回顧歷史，中國的公園是伴隨著民族悲痛和恥辱出現的。但隨著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加深，中國人自己的公園也逐漸建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地方政府、進步紳商、開明知識分子為主力，開始了城市公園的初期規劃與建設。這些城市公園並非全部用於休閒、遊樂，事實上更寄託著推動者學習先進城市建設經驗的初衷，彰顯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天津的勸業會場，顧名思義寄託著建設者實業救國的思想。其修建的初衷，則是用於展覽工業製品、勸進國人興辦實業、振興國家。上海私人園林的開放，更彰顯了一個消費文化盛行、商業氛圍濃厚的近代東方國際都市的景象。北京的農事試驗場及附屬設施，還設有小型的動物園，供人們觀賞，則是皇家園林逐步開放的標誌。杭州的3個城市公園還承擔著教育的職能，如西湖孤山旁有秋瑾墓、浙江先烈祠、陣亡將士墓，中山公園有中山紀念亭。

中國的公園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如今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歷史豐富多彩，值得我們繼續挖掘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