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商品迅速進入全球市場，“世界工廠”成為了中國的代名詞之一。聯合國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在全球500種主要的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佔全球的份額為12.6%，連續10年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製造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大量出口，為全世界聯合抗疫作出了重要貢獻，進一步凸顯了“世界工廠”的作用和地位。客觀來講，“世界工廠”模式對中國過去數十年的高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就供給端而言，“世界工廠”模式促進了中國的技術進步、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提高了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就需求端而言，“世界工廠”模式拉動了中國的出口並帶動了投資的快速增長，從而促使中國的總需求不斷增加。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世界工廠”模式的弊端也逐漸顯現，尤其是在本次疫情衝擊之下，體現得更為明顯。
一、全球疫情衝擊下，中國“世界工廠+低消費”模式面臨嚴峻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依靠“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的發展模式成為了“世界工廠”，但是這一模式顯著抑制了居民消費，導致中國居民消費持續低迷。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居民部門消費率僅為39%，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8%，英美等發達經濟體更是超過了65%。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進一步凸顯。2019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速僅為5.5%，接近2014年以來的最低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速也不斷下滑，已經由2014年的11.5%下降至2019年的6%，觸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
在消費低迷的情況下，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再加上中國的投資和出口之間存在聯動機制，導致中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具體到此次疫情，疫情在世界範圍內的蔓延造成外部需求明顯萎縮，2020年一季度中國PMI製造業企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均位於50%以下，其中2月份更是下降至28.7%，觸及歷史最低位。外部需求的下降帶動投資增速驟然下滑，2020年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跌至-16.1%，較2019年同期降低了22.4個百分點之多。在消費本就低迷的情況下，出口和投資顯著下滑，導致中國難以通過宏觀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有效帶動總需求復甦。
更為嚴峻的是，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逆全球化趨勢加劇的態勢下，近幾年中國出口面臨的阻力明顯加大。2018年和2019年，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出口總額增速分別僅為7.1%和5%，比2017年降低了3.7個和5.8個百分點。如果國際撤資和經貿脫鉤問題一旦真正發生，那麼其對中國經濟的傷害將是不言而喻的。
較大的外部衝擊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低消費—大量失業—需求不足—低消費”的惡性循環。具體而言，受疫情蔓延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等因素的影響，近期中國的失業率大幅上升，從2020年1份的5.3%升高到2月份的6.2%和3月份的5.9%，持續處於該指標自發布統計數據以來的高位。失業率的升高直接影響了失業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隨著對未來失業預期的增加還將使家庭準備更多的預防性儲蓄，導致家庭部門削減消費支出，從而有可能導致經濟陷入“低消費—大量失業—需求不足—低消費”的惡性循環。雖然目前還沒有完全出現這種惡性循環，但是有必要提前預防。而且，這種惡性循環機制不同於美國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債務—通縮”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惡性循環機制，必須依據國情對症下藥才能有效應對。
二、擴大消費構建“世界市場”既能增加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吸引力，也能有效防止大規模失業和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疫情衝擊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複雜形勢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破局之策在於打造“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世界市場”不僅是指對世界開放的中國大市場，也是指國內自己市場規模要足夠大、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大市場。大幅提升居民消費、加快培育國內市場，使其規模足夠大是發展“世界市場”的前提與關鍵。我們要進一步維護好“世界工廠”的地位，尤其是加快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提高中國產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同時，我們也要大幅擴大消費，打造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新角色，以“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來應對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和未來的發展問題。這一新模式的重要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有助於防止中國陷入經貿脫鉤的局面。隨著疫情在世界範圍內加速蔓延，各國均採取了不同程度的貿易管制和旅遊禁令等強制措施，全球商品、服務和人員跨境流動的壁壘有所上升。如果強制措施在疫情的影響下趨於長期化、常態化，再疊加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等勢力不斷抬頭，會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的進程和中美貿易脫鉤的可能性。即使是有限脫鉤，也會對中國經濟造成較大影響。擁有巨大市場本就是中國的優勢，進一步做大做強做優國內市場有助於提高中國所擁有的優勢。因此，通過構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能夠充分釋放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增強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談判力和吸引力，從而有效防止中國陷入經貿脫鉤的局面。
二是，有助於全方位帶動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就業”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與前提，位居中央提出的“六穩”和“六保”之首。從短期視角來看，在此次疫情的衝擊下，餐飲、住宿、旅遊等行業首當其衝，多數相關企業停工停產。由於中國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重超過了70%，因此疫情對就業產生了較大沖擊。在調查失業率上升至歷史高位的同時，企業用工需求也持續低迷。當前，除製造業招聘需求有所增加之外，金融、進出口貿易、服務業等行業的招聘需求降幅均高達40%以上。2020年1—3月份，PMI非製造業從業人員指數分別為48.6%、37.9%、47.7%，均位於歷史較低位。通過“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持續擴大消費，能夠為企業創造訂單，從而有效增加企業用工需求，幫助中國經濟走出困境、實現穩定復甦。從長期視角來看，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居民對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服務性消費需求會不斷增加，能夠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提供適宜的發展環境，服務行業的用工需求也將隨之上升，從而更大程度地帶動就業提升。
三是，有助於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對中國經濟所處發展階段的全新定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意味著中國將不再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轉而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擴大居民消費從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內涵之一。在疫情衝擊對居民消費產生明顯抑制作用的情況下，“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能夠為居民部門提供更加優質的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之一。
三、優化發展模式和改革辦法才能真正擴大消費形成“世界市場”
當前中國消費低迷，這既與發展模式有關，也與居民收入增速偏低、消費品品質不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有關，多措並舉才能有效擴大消費，使中國真正形成“世界市場”，從而構建起“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新模式。
一是，優化發展模式，實現高質量發展。雖然“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的發展模式促使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導致資本積累明顯偏離黃金律水平。當資本存量由過度積累狀態向福利最大化的黃金律水平調整時，會造成整體經濟增速的下滑。在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是主要目標，經濟增速的顯著下滑無疑是難以接受的，而這恰恰是我國居民消費持續低迷的根本原因。有鑑於此，只有調整和優化發展模式，才能真正擴大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把中國的居民部門消費率提高到國際平均水平甚至接近發達經濟體的水平。
二是，切實降低居民債務尤其是房債，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讓居民有錢消費。當前，我國居民部門的債務風險已較為嚴重，而且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貸款之上。按照“居民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衡量的2018年末我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已經高達120.2%，超過美國20個百分點。如果再將居民向親戚朋友的借款考慮在內，那麼實際的居民債務風險更高。較高的居民債務對居民消費形成了明顯抑制作用。因此，應合理控制居民部門槓桿率，減輕居民部門債務負擔，居民家庭才有可能增加消費。此外，還要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2016年以來，我國居民收入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過快轉為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速下滑過快。尤其是2018年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為3.1%，而高收入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達8.8%。作為消費的主力軍，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下滑成為制約全社會消費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等舉措，從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扭轉中等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過快的局面。
三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產品質量，滿足居民潛在的高品質消費需求。居民消費是由需求與供給兩端共同決定，如果供給端難以提供居民所需的產品與服務，那麼即使居民存在擴張消費的慾望，也難以實現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這恰恰是現階段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居民對於高品質教育和醫療等民生產品與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但是國內市場供給卻明顯不足，由此顯著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張。越來越多的人群開始通過“代購”“海淘”等方式大量購買國外產品就是這一問題的真實反映。要想解決高品質產品供不應求的現狀，需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減少教育、醫療等領域的管制，讓民間資本、外資更順利地進入市場並享受公平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政府在強化市場主體地位的同時，切實履行自身的監管職能，以更高的標準和更嚴格的監管“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
四是，根本性地解決好廣大居民所焦慮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後顧之憂，讓居民敢於消費。除了以三點，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是釋放消費需求的又一關鍵舉措。一直以來，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服務性消費供給數量不足，導致“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持續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才能解決我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從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需要強調的是，“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有其機制體制上的原因，因此要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短板、惠民生，才能從根本上讓居民降低預防性儲蓄，從而敢於消費。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擴大消費形成“世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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