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承担着如何使用归化策略构建中国自身文化身份，增强中国话语权、国家文化传播力、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认为，“翻译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语言转换，它应取决于译者对中外两种语言的掌握与运用，取决于其跨文化交流的水平与能力。”
从两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翻译，中国翻译史上的五次高潮，展现了一幅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画卷，诠释了翻译作为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之桥，实现东西方思想与智慧互联互通的巨大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人重在翻译世界，向先进国家学习。如今，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的文化、发展经验和全球治理观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体》《射雕英雄传》等不同领域的中国著作在海外走红，翻译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异曲同工间抵达文化之基
明代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也不同。毕生从事西方社会科学翻译的严复，在《天演论》序中讲述了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只有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严复译本当中，《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
对比欧洲和中国翻译的历史及翻译理论，可以看出东西双方探讨的问题基本相同。双方都讨论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及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双方也有不同之处，西方谈翻译理论，偏重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
在翻译的基础或背景方面，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因此产生了某一些理论家主张的翻译三分法：翻译、变换、逐词对照本。这种三分法对中国完全不适用，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同一语系语言间才能变换。
中国偏重于直译与意译之争，由于从佛经的翻译到现代科学文学著作的翻译，都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西双方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国讨论翻译的人没有对语言本质做细致的分析，而是侧重于综合，侧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谈翻译技巧多，谈抽象理论少。
2015年，“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首批术语发布。81条能够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核心术语被挖掘整理，并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对外传播。“几乎每一条术语背后都是几千年的文化史。”
国家外文局原副局长、翻译家黄友义道出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存在问题及难处的根源，“五千多年的思想要用简单的外文表达出去，首先要自己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过去我们仅仅盯着如何更好地翻译为外文，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不重视，文史哲基础不够，需要补课。”
的确，语言同时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宗教、风俗、思维范式、行为逻辑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正如国家外文局原局长、翻译家林戊荪所言：“需要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对方的文化背景。
如果翻译粗糙，这不止是简单的文字缺陷，还因为对相关文化不了解，没有抓住对方的思想文化思维。”资深汉译德工作者戴世峰曾说，汉译外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大学的外语教师是外语语法的行家，可以是外语教学的专家，也可以是外译汉的一流翻译家，但未必能做好汉译外。这同样适合汉译德。
“一位刚从德国进修回来的、名牌大学德语教师，翻译的汉语教科书遭到德国朋友的彻底否认。我拿来一看，‘姜太公钓鱼’的‘太公’译成‘曾祖父’，这样的译法让人笑掉大牙。所以，翻译实践需要丰富的中外文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要理解中文的原意，不要想当然,也不要死搬词典。”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性话题的提出，越来越多的海外群体想要了解中国。
除历史文明外，他们更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精神风貌等。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也同样面临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理解的急迫任务。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任务摆在了中国面前，更摆在了广大翻译工作者面前。中国的翻译也从过去的“翻译世界”转为在继续“翻译世界”的同时，更加重视“翻译中国”。
与此同时，翻译正在从过去单一题材向多题材、从少数西方语种翻译向多语种翻译转变。长期以来，翻译的重头是文学，文学的包容和魅力将是翻译的永恒主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需要翻译的题材越来越扩大。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型对外建设项目、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输出、时政信息、中国影视剧等的对外翻译比重逐年增大。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一度不被重视的非通用语种或者人们常说的小语种翻译量逐年增加，让小语种翻译人员供不应求。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创新思维、开阔视野、因地制宜，以组织实施重点工程项目为抓手，支持有实力的中国出版企业参与国际图书市场运作，组织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10个工程项目，涵盖版权输出内容生产、翻译出版、传播推广、宣传营销等环节，以项目推动版权输出高质量发展。
此外，作为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设立于2005年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每年授予在海外介绍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品牌活动和有效手段。
2016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罗选民提出了“大翻译、大数据、大格局”翻译理念。“大翻译指通观之下的语符翻译，其对象是中国典籍”，“大数据指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是海量数据的集合，具有容量大、种类多、速度快、价值高等特点。”他表示，大数据可以帮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借助同一个数据平台展开翻译活动，使不同译者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翻译工作者要有大格局观念。”罗选民表示，大格局指从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学科的层面来思考翻译问题。“不仅要注重‘共时’的政、经、文、体翻译，而且要注重‘历时’的典籍、文献的翻译研究；要从地缘性角度来挖掘翻译资源，通过‘共时’和‘历时’的翻译研究来形成中国翻译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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