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士入僧作僧詩,看社會變革的亂世之中文人志士的選擇

導語:佛教自漢朝開始傳入當時的中國,在動盪的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且與中國的本土教派相互借鑑、相互吸收,漸漸本土化,在唐代因為統治者的大力推行而達到了鼎盛。佛教在傳入中國後,經過漫長的發展,成為逐漸具有華夏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慧能法師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疑物,何處染塵埃。"人們耳熟能詳;弘一法師的"涵容以待人,恬淡以處世"為人們指點迷津;倉央嘉措"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的愛情感動了無數人,佛家、佛語已經成為我們文化的一部分,而帶有佛意的詩文更是中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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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一、什麼是詩僧

唐朝時期社會開放、詩歌繁榮,這是詩的最好年代,禪宗也在這是興盛。唐朝的山水田園派詩人王維被人們成為詩佛,他的山水田園詩中蘊含了獨特的禪學思想。而在佛學的發展中出現了一類僧人,他們除了創作詩歌、偈頌外,偶爾還會創作僧文或者僧詞,他們被稱作是詩僧。"偈頌"與詩歌不同,前者言簡意賅、語言質樸,其內容主要是宣揚佛法、闡述佛教的教義、表達僧人對人生、世界的理解。詩僧是指身穿袈裟的詩人,是創作詩歌的僧人

因為明末清初獨特的社會背景,這時的詩僧除了是僧人、詩人外,還有獨特的政治內涵,他們是明朝遺民,是抗清鬥士。明末清初時,詩僧規模龐大,地域分佈不平衡,絕大部分詩僧來自我國東南的浙江、江蘇、湖南等省,整體來看是南多北少、東多西少。因為當時正值明末,北方戰爭不斷,中原的政治中心向東南下移。從北宋到南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最終完成,南方的經濟領先北方,南方繁榮的經濟也對佛教的發展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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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僧

二、明清之際詩僧規模壯大的原因

明朝萬曆年間後,禪風日盛,出現封建士大夫無不談禪的局面。到了明末,詩僧的人數增多、規模壯大,究其原因大致有有以下五點:

1、動盪的時局

在中國歷史上,明末清初是最為動盪的時期之一,社會矛盾尖銳複雜,不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中原地區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也是衝突不斷、矛盾重重。

明末社會黨爭不斷、民不聊生、邊陲不穩,國家處於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面對國家的內憂外患,有政治理想的士大夫們紛紛上奏,請求整肅吏治、嚴懲貪官、彈劾閹黨等等措施,但是因這些措施危害到當權者的利益,這些肺腑之言不僅得不到採納,進言獻諫的人也遭到貶謫或刑罰,最後導致不少士大夫心灰意冷,有的成為隱士,有的遁入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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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戰爭

在這一時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成為抗清志士,在強烈民族意識的驅使下奮起反抗,與滿清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文人畢竟不像武將一樣可以上陣為國殺敵,在尖刀與鐵騎的鎮壓下,面對破碎的山河、易主的國家,不出仕是文人士大夫最後的抵抗。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當時士大夫們或隱居或入佛的心靈寫照。在盛世、治世入朝為官為國盡忠,在末世、亂世就選擇隱匿於世、遁入空門,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對國家和君王的忠心、保全自己的氣節。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在明末這種社會動盪時期,不少士大夫們落髮為僧,在青燈古佛的陪伴下了卻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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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燈古佛

2、禪宗的興盛

佛家主張"淨心自悟,頓悟成佛"。要遁入空門首先需要杜絕妄念,斷絕塵俗,然後心有所悟,能夠看破紅塵、不喜不悲,頓悟成佛,參破世道,擁有大智慧。

詩僧歸根到底還是僧人,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禪學。佛教發源於印度,我們可以看到至今印度還有苦行僧,但是在中國卻很少見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沒有苦行僧。這是因為佛教在傳入中國後逐漸中國化、儒學化,那種歷經千萬劫難的苦行主義因被儒家思想排斥、被社會文化拒絕而被否定,最後出現了禪宗。禪宗認為自身頓悟是成佛的途徑,講究"一念悟時,眾生是佛",人與佛、真與俗的距離消失殆盡,這與儒家強調的穿衣吃飯皆人倫天理一脈相承,道不遠人,道存在於天地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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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

3、"心學"的風行

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門弟子"們也到處辦學院並廣泛傳播王陽明的思想,所以明中葉以後,"心學"影響深遠。王陽明深受禪學影響,在"心學"體系的形成過程中,他拜訪過禪學的五十餘處寺院。

王陽明主張"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心即理"意思是心就是理,心外不存在理,這一思想來源於禪學思想。唐代大照禪師曾說"心是道,心是理",佛教義理也曾指出性是指心的本性,心外不存在的道理和事物。王陽明認為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只是被人們自身的慾望和壞習慣所矇蔽和掩蓋,而為了達到"致良知",人們需要放棄壞習慣和慾望,使自己的心不受矇蔽。這與佛家主張的人人都具有佛性,只是被無明遮蓋是一樣的道理。"知行合一"是指先得有所認知才能採取行動,認知是行動的前提,行動是認知的實現手段,這也與佛家內容相似。

王陽明的"心學"是站在儒家的角度去闡釋佛家教義,所以儒學是表象,禪學是實在,也正是因為"心學"假託儒學來發展禪學,這是心學能被接受並流傳廣泛深遠的原因。"心學"引起士大夫的興趣,對他們的逃禪產生推動作用。心學強調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弘揚了人性。否認了外在的規範來管轄人心、禁錮人的慾望,具有反傳統、反宗教的色彩。晚明的思想家們更多的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因為在"心學"的影響下,他們形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並且注重與現實生活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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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

4、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

明清之際詩僧的產生與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和君臣倫理關係分不開。中原地區比周圍的少數民族和部落更早的進入文明的成熟階段,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華夏中心"的意識,"內中華,外夷秋",將"夷戎蠻狄"視為異類,華夷有別的思想根深地固。

當清軍入關後,不少士大夫從思想文化上不能接受自己被外族統治,認為這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在封建君主專制社會中,君王是天子,是臣父,是一國之父、天下共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關係位於一切關係上,忠君思想幾乎融於人們的文化基因中。三綱五常規定了古代中國的社會關係,古人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家與社會相互交融,古人近則身家,遠則天下,國與家密不可分。家國同構的政治格局將士大夫們的忠君與愛國聯繫起來,忠於君主就是忠於國家。所以當國家消亡後,許多漢族知識分子在忠君愛國的思想影響下,紛紛投入到抗清鬥爭中,為君主和國家奔走呼號,至死不渝。在抗清事業失敗後,這些知識分子有的選擇殉國,有的選擇隱居,有的選擇遊歷,也有人選擇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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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報國

5、詩僧與士大夫的交遊

在東晉就開始出現詩僧與士大夫交遊的現象;到唐宋年間,士大夫為佛經作經、為禪師語序作序成為一種風尚;因為明末清初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內心的故國之思使得詩僧在揹負著"忠孝"的歷史使命的前提下與貳臣、隱士們進行交往。

明末清初時期的貳臣指先是"明臣"後做"清官"的士大夫,在貳臣當中有的人是心甘情願,有的人是迫於時勢。古代士大夫和僧人之間的交往是在雙方品質、才學的基礎上進行的,交往內容主要有談名理、切磋詩文、信奉佛理,這些,而明清之際詩僧和士大夫的交往除了人格魅力的吸引外還有幫助士大夫解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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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明末清初時期的詩僧希望通過與貳臣的交遊,幫助他們擺脫邊緣化的社會地位,

詩僧以"忠孝"為切入點寫詩,行事得到了士人的普遍認同。遺民詩僧蒼雪與吳梅村的關係密切,前者是出世的詩僧,後者是入世的士人。蒼雪忠於前明、恪守民族氣節,但是梅村不得已選擇屈節、成為新朝的順民,成為"兩截子人"。相似的人格追求和情感傾向成就了他們的友誼,在明清之際個人身世和家國命運交織在一起,他們都想恪守誓不與清廷合作的節士品格,但是梅村被迫入世,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內心淒涼悲苦,在痛苦中度過了餘生。

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出現了大量的隱士,這些人通過隱居來表明志氣,並且在暗中進行抗清活動。弘儲和尚是明末東南遺民社會的領袖,當崇禎皇帝殉國後,這些遺民志選擇消極的遁世,為了保全氣節而逃入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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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與詩僧

三、明清之際詩僧的發展及後世評價

1、與儒學、佛禪的對話與溝通

詩僧在明清之際亦僧亦儒,明末僧人們主動介入世俗社會,佛教出世思想與儒家經世之學相互磨合、相互補充。明末文人士大夫尋求精神解脫選擇入佛,他們之前一直接受的是儒家正統教育,所以遁入空門後使得佛門內儒風盛行,他們行事既體現了儒家的積極出世又有釋家的圓融超脫,儒釋融合,禪淨雙修。

禪宗喜歡與大自然打交道,他追求心境淡遠,在大自然使人感受或領悟瞬刻永恆。禪宗提倡將心境幻化為自然,尋求自然合一的心態,嚮往平淡無憂、清幽安寂的境界。詩僧們創作詩歌,以禪入詩,作品中禪學意味濃厚。詩僧們寫詩時注重以山林作為題材,多描寫山居生活、借親近自然來闡釋佛法精神。

禪宗偏於"悟道",思索人生解脫,以山水為載體闡述佛家義理,達到禪意和詩意的交融,使得意向哲理化,僧人們在參禪學佛中欣賞大自然的閒適和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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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

2、後世評價

文人寫詩講究對語言進行推敲、反覆斟酌,但僧詩中語言通俗拘謹,佛語運用較多;僧詩的選材幾乎全部面向自然,一方面豐富和開拓了山水詩領域,但是另一方面因為題材過於狹窄集中,內容單一,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樣的,而僧詩缺乏的就是多樣的社會生活內容;

最後僧詩的意境太過清寂且感情枯寂,缺乏人世間的煙火氣。上述這些被後人戲稱是缺少"蔬筍氣"。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明清之際僧詩的評價也是如此,上文的無"蔬筍氣"主要是從批評的角度看待僧詩,而"煙霞氣"則是以讚許的眼光看待這一階段的僧詩。"煙霞氣"讚賞的是詩僧特有的清寂之氣,詩風氣勢豪放,詩語清新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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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詩

結語: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佛教傳入中國後,就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交融、碰撞,漸趨本土化,與儒家、道家思想相互吸收借鑑,共同塑造社會文化。明末清初正處於改朝換代的時期,面對異族入侵,在華夷有別觀念的影響下,明末報國無門又不想做貳臣的文人士大夫們或逃禪、或隱居,以此表明自己忠於前明決心。這些詩僧們飽讀詩書、樂於交遊且恪守民族氣節,儒釋兼修,通曉佛理又多具深情創作詩歌,將宗教轉化為審美,以詩詮禪,為中國文化增添了一筆“僧詩”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明清之際詩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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