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是一个人无形的身份证。一听见熟悉的河南话，在外河南人马上就感受到家乡的亲切。虽说河南话大部分都比较好懂，但片区之间依然有着千变万化的差别。
口音即籍贯
河南话属中原官话，西南云南贵州到西北新疆，从湖北到黑龙江边界，多半个中国人大约都能听得懂。
河南话简洁明快，一句“中”，涵盖意思深远。一听“中”就知道是河南人，带着浓浓的乡愁。
听到乡音，顿使人亲切起来。河南话用字简略，一听就懂，如浚县说“苍蝇”，说“蝇”。
1963年马季来河南浚县搞“四清”，体验生活，就专门学说浚县话。用河南话说相声，也逗得听众哈哈大笑。
就河南话而言，南北走向语音变化不大。南乐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与河南省大西南的南阳市新野说话基本一致，与河北省都属华北语系，与普通话接近，只要你说得语速不太快，一般都能听得懂，交流起来没有什么困难。
但各地也有地域差异，形成独特的语音语调，十分有趣。
如浚县话说“牛”为“ou”：“ou肉”, 说“小孩儿”称“黑由”，“筷子”说“筷油”。他们一说话就知道是浚县人。
著名老一辈诗人李季有句很经典的话，“口音就是籍贯。”我很赞赏。
过去我们中国是小农经济，人们过的是自给自足生活，有的人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少人甚至没有去过县城，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耳濡目染，口音一辈一辈传下来。
他们自己创造的口语，其他地方的人未必能听得懂，但并不妨碍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流行。
如“肯节眼儿”（关键时节），“唆脸”“吮（shun)脸（不要脸，不顾脸面），“不顺趟”（不配合，不入流），“客僧”（可恶），“寇”(性格暴躁）······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言简意赅，本地人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个性化语言。
有的语音是古音。如大（dai)名县，南乐县。乐是古音，是语言古化石。现在南乐县的老百姓仍说南洛县。
《水浒传》智取生辰纲故事发生地在南乐县。北师大附中著名历史教师纪连海在山东的一次讲学中说，大宋《宣和纪事》记载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光顾得高兴了，把酒桶遗忘在了黄泥岗。
杨志酒醒后，发现酒桶上有记号，告到了南洛县衙，县令根据字号很容易就破了案。
一听乡音就特别有亲近感
河南省东西方向语言变化较大。
南乐县东部边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叫沙河，沙河以东归山东省莘县，莘县就是典型的山东话，“你说说”就是“你否否”（nifofo），“喝非非不开（hefeifeibukai）,吃馍馍不服(chimomobufu)”（喝水水不开，吃馍馍不熟）。
沙河以西是南乐县，就是普通的郑开河南话。
就拿豫北来说，从东向西越向太行山走，差异越大，如安阳与内黄县、汤阴县搭界，说话就不一样，内黄汤阴话就是普通河南话，属郑开口音。
而安阳话语调不一样，不像普通河南话的儿化韵，而是把“儿”字说得突出明显，如面条儿（miantiaoer）。
从安阳城再往西走10几公里到清末两广巡抚马丕瑶的家乡蒋村和豫北第一重镇水冶一带，水冶话又与安阳话迥异，既不与西邻林州话相同，又不与安阳话一样，形成独特的水冶话，而且有独立的语词，如河南人说逛街，水冶人说“浪浪”。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触，一听乡音就立即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我常常问操乡音的人是哪里人，甚至直接问人家是哪村里的。如是老乡立即就热情攀谈起来。
为此我还受了一次骗。那年一个操与我一样话音的人，说是岳父村里人，做手擀面生意，我还领他来家吃饭。
后来他说孩子上高中，做眼睛手术，急需用钱，我爽快借给了他钱。
一次路过他租住的地方，顺便探望，房东说他借了一大片窟窿，偷偷跑了。让儿子把我好一顿奚落。
林州景点拿林州话当门票
林州话是典型的太行山边话，与同处太行山边的河北省涉县一致，但又与焦作市的获嘉县也不一样，他们的话属晋语系。林州人说话口音较重，如说“大米饭”，说“多米发（duomifa）”,“分数”说“风数”（fengshu）。下小雨是“克应小雨”。
上高中时我班有一个林县同学，操一口林县话，因此许多同学熟悉林县话，听得多了就觉得林县话很好听，并不难懂。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火车站，突遇一场雷阵雨，在车站广场上等车的人，一下子涌到候车室。那里有一大批背着行李卷等车的民工，他们一说话，就知道他们是林县人。一问果然是，觉得很亲切。
林州人很厚道，后来接触的林州人多了，爱屋及乌，我也学说林县话。遇到林州人也跟着说林州话，弄得他们不知真假，问我“你是挪乡的？”我就哈哈大笑起来。
前几年，听说林州的旅游景点对本县人免费，你只要说几句林县话，就放你过关。
有一个林州小伙子娶了外地一个姑娘，新媳妇来了，一家子人陪新媳妇到家乡的景点旅游，把门的让她说几句林州话，她不会说，那人也认真，就是不让她进。
这把门人把林州话真的当籍贯了。
土得掉渣的河南话
会不会逐渐消失？
就一个县而言，总体语言一致，但也有小范围地域差别。如南乐县城东说话好挂“啦”，“去哪儿啦？”“zhua啦”？县西北寺庄乡一带说话好带“得（de）”，如“缏得”（biande）“柿得”（shide）;“出红薯”说“珠红薯”（zhuhongshu）；卫河西的梁村乡一带说“馍”，称“干地”（gandi）。
而南乐县西的近德固乡、元村镇一带又与其他乡不一样，民间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有代表性：一个支虚（书），手里拿着一本虚 (书)，嘴里啃着玉虚虚（玉蜀黍），还赶着一头驹（猪）,驹（猪）跑到红虚(薯)地里拱红虚（薯）。所以即是同一县的人，一听说话就知道她是哪一片地方的人。
口音因地域的不同形成了特殊性，“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一听乡音就感到非常亲切，乡音拉近了地缘关系，立即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亲热起来，陌生感很快消失。
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由于工作、学习、生活大迁徙，天南海北的人大串联，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串联还要广泛得多，而且时间要长的多。
虽然普通话是主流，但一些年龄较大的人，一时也改不了原有口音，所以各地会出现不同的口音，但是，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也会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口音也会空前融合，地域口音逐渐淡化。
各地的语音相互冲击、相互影响，逐渐褪去原来的音调。我觉得安阳话就比50年前的安阳话要弱化的多。
所以安阳一次收藏安阳话活动就要求，三代均是地道的安阳人，没有外出的经历者。
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学普通话，以前羞于说普通话的老人认为外地话夸，不认同外地话。
现在为了带好孙辈，重新操起了上学时学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孩子则经常纠正爷辈的读音，成为常态，时代为普通话的普及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后随着上学，外出工作机会的大大增加，老一代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说话口音的地域差别将越来越小。
不少人已不说家乡话，改说普通话了，已经听不出是哪里人了，这大概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李恩义 | 文
李恩义，安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古都学会理事、文史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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