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小说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文言文小说，一个是白话文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白话文还没有出现，只有文言文小说，这个时候的文言文小说被我们称为笔记体小说。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小说一般都是采取的文言文，而且篇幅短小，叙述的时候对故事情节、人物描写都只是使用只言片语，简单带过，不做细致的描写。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和志人两大类。
笔记体小说的叙事模式
中国古代比较成熟的文学模式一般都是史传文学，很多其他形式的文学都是在这个成熟的文学基础上产生的。史传文学在继承了上古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开创了小说这种叙述模式。因为史官在记录前朝本朝历史的时候并不是能够事无巨细按照现实记载下来，所以很多情况下，史官们都只能靠着自己的想象理解，在不违背当时社会的统治者的前提之下进行创作。
历史文学的这种创作模式就为小说的创作模式提供了借鉴，小说创作大多数也是来自于生活但是也不会完全脱离于生活，高于社会生活。
笔记体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笔者认为，笔记体小说的作者们虽然依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但是他们往往不会直接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直接写到自己的小说中去，他们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以某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参考对象，根据他来创造自己的主角，也就是尽力把主角写得像某一个真实人物。
也就是说笔记体小说是有着可靠的社会文化北京的，这一点从很多资料上来看这也是可以证明的。
首先，以志怪小说为例，作者们为了保证作品的真实性，都会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素材和人物原型，比如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东方朔等人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这是我们可以考察的自己本土的历史人物故事。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志怪小说的作者很聪明，他们为了增加故事的神秘性和说服力，选择的主角都是来自异域的人和事，这样的故事读者无处可考，自然也就会更加好奇，故事中的荒谬与虚假也就不会很快被发现。
万事万物有结果就一定会有原因，志怪小说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它的源头就是我国的上古神话。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大都是人们虚拟出来的，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恰恰也是以虚拟为主要的创造手段的，可以说没有我们的神话故事就不会有后来的志怪小说。
当然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是来自社会实践的，反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内容。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政治黑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下，文人群体也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借助怪诞的故事以及一些鬼怪的形象来疏解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
我们非常熟悉的《桃花源记》里面就创造了"桃花源"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陶渊明借此来表达自己对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一个美好的期望，同时也算是对现实的一个逃避。
其次，我们以志人小说为例，这个类型的小说主要是写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志人小说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世说新语》。鲁迅先生也对《世说新语》给出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中第一个从破志怪束缚的先驱者。
确实，这本书实实在在写的是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鬼怪，它以描写人物为轴心，用人物带动事件，用事件反映社会。而《世说新语》最令人称道和赞颂的不是它的写作手法，而是它客观端正的态度，对任务的刻画该褒奖就褒奖，该贬低就贬低，丝毫不偏颇。
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讲究高标准不俗气，翻开《世说》我们看到的是 魏晋名士药、 酒 , 是言必提老庄 , 是形骸俱忘，放浪不羁，这样的风流洒脱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人们藐视社会礼法，主张培养人格美的特点。
总结起来，魏晋时期的笔记体小说受到现实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不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构成了笔记体小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笔记体小说虽然叙述方式单一，题材也有些落后，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内容是很多样化的，对但是乃至后世的小说创作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结语
魏晋时期的笔记体小说虽然还是处在小说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因为当时人们的知识面也不是很广，所以内容上还是有些缺陷，文字表达也是用的不太通俗的文言文进行叙述的。但是，这种小说的趣味性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打开了人们的新视野。
因为在魏晋之前，汉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这种为娱乐服务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到了魏晋这个时期，笔记体小说在志人和志怪两种大题材下面不断切换，也算是对此前文学作品的一次重大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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