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腳走
第一:中國的科舉制度起始於隋朝。開皇七年（即587年），隋文帝設立“秀才科”，叫各州每年須選送三人，其中考取優秀的人便為秀才。到了隋煬帝時期，又開始設立“進士科”。這也便是我國科舉制度的開端。科舉制度自隋朝以來，都是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為朝代的不同，所考取的項目和選拔標準也都不盡相同。例如唐朝的考試方法就有“帖經”，也就是在考試的時候只露出經書的某一行，然後考生需要把上下文給默寫出來，就相當於現在的古詩文默寫一樣。因為唐代詩歌盛行，所以詩賦自然也成為科舉考試的一部分。
到了明清兩朝之後，科舉制又有了新的變化，所考試的內容也就變成了我們熟知的“八股文”。科舉制度自隋朝開始，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在我國曆史上一共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可想而知它對於王朝的重要性。
第二:什麼是八股文？八股文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後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舊時科舉，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四副對子平仄對仗，不能用風花雪月的典故褻瀆聖人，每篇文章包括從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
第三:明朝的科舉制度，除了最基本的選拔人才這一項功能以外，實際上它還充當了“政治工具”。所謂的選拔人才，從表面上來看無非就是單純的看重個人能力和才華，凡是那種能力強和才華高的人，那麼必然會受到皇帝的重用。但是這樣的解釋畢竟只是表面的，我們要想真正瞭解它，還需要加上一定的政治考量。從而我們會發現，科舉制度的存在就必須要能綜合平衡社會中的各種利益，因為只有這樣，那麼這套制度體系才能真正的被利用起來，也才能為帝國帶來一定的利益。
第四:為什麼科舉八股文是禁錮了思想？
因為它有固定的程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後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缺一不可，而且文字必須出自四書五經中的文字。是不能隨意書寫的。八股文的要求嚴格，還多用對偶的語句，它擁有賦的排比、詩詞的對偶格律，是中國古典文體的集中體現。因此你學會八股文之後，再去吟詩作賦，就顯得十分容易了。
其次，八股文同樣也是科舉制發展到最後，為了實行公平錄取考生，實行的一種制度。在八股文之前的科舉考試中，唐朝以賦來取士，宋以策論來取士，這些雖然可以使考生極大的自由發揮，但是經過千百年來的累積，題目始終從四書五經裡出，就會出現許多重複的現象。
因此若不採用條件嚴苛八股文取士，那麼考生完全可以多多背誦前人的著名文章，在考試的時候直接套用。這樣就不能體現考生的文采優劣程度，而完全以記性取勝。也就無法錄取更加優秀的考生，還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而若是用八股文取士，那麼考生就必須在瞭解題目的情況下，在一個限制極大的文體下發揮，這樣才可以體現個人的才能。並且八股文將主觀臆斷的文學，改成像理科那樣有較為標準的答案，很容易排出名次，而且爭議較少。
最後因為八股文的題目是從四書五經中選取的，那麼就使得世人不得不仔細的研究四書五經，以及為其註釋的許多典籍。這不僅會增加古典文學及中華傳統美德對讀書人的浸潤作用，還會大興研究整理古籍的風氣。事實上，在這種“學古”的風尚推動下，也確實挽回了不少的文化古籍。
因此，明清統治者採用八股文取士有這種文體有益的一面，也有他們無奈的一面。即便八股文有很多死板腐朽的因素，也因為不適應環境而被廢除，但是不得不說，八股文為明清朝廷可以公平的錄用文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不能單方面的說它禁錮了的人們的思想，所以講明清兩朝的統治者用八股取仕都是為了王朝能夠延續下去。
墨子小遊戲
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國家選拔人才的方式在不斷地演化，從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一直到隋唐的科舉制。寒門仕子的上升渠道得到有效拓寬，但在明代，在科舉制中實施以八股文為主要考試文體，卻遭到廣泛的批評和否定，世人多評價八股文有害而無益。事實上，明代八股文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文體規範，從產生到成型有一個不斷髮展變化的過程，在初期也能夠成功選拔出優秀的人才，直到後期固化成型不良影響才不斷擴大。下面，小學徒就從八股文的源起、發展沿革、影響利弊嘗試回答題主的問題。
一、八股文的源起和利弊分析
（一）八股的源起
從唐宋兩代的試帖詩和經義文章都能看到八股文的源流，從行文結構上看，唐代的試帖詩就與八股文有類似之處。唐代的進士科考試常以五言八韻詩的結構作為應考賦詩的標準文體，要求包括首聯、次聯、頷比、頸比、腹比和後比幾個部分，講究對仗工整。唐代文學家韓愈的著名散文《原毀》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明朝人茅鹿門說：“秦漢來無此調，昌黎公創之。則是篇也，即為今日八股之權輿矣。”
從考試內容上看，將經義文章作為考試內容，是從王安石開始的。在王安石變法中，將唐代以來的以詩賦取士改變為以經義文章取士，改變唐代明經科的帖括試文機械默寫的弊端，允許考生理解闡發經義中的意義。王安石認為，以詩賦取士只能考究文采，以經義取士才能選拔出國家需要的人才。“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 宋代經義文章內容主要來源於儒家即《四書》、《五經》，南宋大儒朱熹著述的《四書章句集註》後來成為科舉的標準教材，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儒學選拔標準在元代被官方正式認定和提倡，為明代八股文的形成提供了條件。
在明代的初期，朱元璋和劉伯溫獨尊程朱理學，作為科舉的規定教材，但洪武年間的科舉行為文約束還沒有後來那麼呆板繁瑣，仍存在一定的發揮空間，在洪武、永樂年間為求取人才而與科舉並行還存在薦舉的渠道，對以科目取士的八股文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在洪武十五年重開科舉之時，朱元璋還專門頒發《臥碑文》：“四書經文策論，務要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記誦舊文，意圖僥倖。”反對死記硬背，使科舉考試中只會寫空洞經義文章的人難以入仕。
明代戴名世曾說：“經義之文，自天順以前，作者第敷衍傳注，或整或散，初無定式。而成化以後，始有八股之號。”可見，八股文在明朝早中期並沒有特別嚴格的規範，仍有一定的發揮空間，是在成化、弘治以後，才變得逐漸死板呆板起來的。到隆慶、萬曆年間已形成了“為明文之衰，……亦有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以科舉為目的的八股文逐漸形成了格式劃一、文字固定、排偶分明、文論偏狹等基本規範，真正變為文字形式主義，文體僵化，文風怪異，內容空洞，成為批評質疑的對象。
（二）八股文的主要特點和影響
明代明憲宗成化年間以後的八股文一律採用四書五經的原文作為考試對象，內容譯釋必須以程朱理學派的註釋為準，毫無發揮空間，格式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高度教條化、形式化。明朝中後期的八股文成為後人普遍批評和質疑的對象，普遍認為有以下三個不良影響：
一是僵化思想。科舉考試是當時讀書人進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徑，將八股文作為取士的主要標準，又嚴格地將考試範圍規定在四書五經等程朱理學上，且不允許隨意發揮，讀書人的學習涉獵極其狹隘，思想逐步僵化。程朱理學的所謂新儒家體系不但在相當大程度上割裂和歪曲了先秦時期儒家經學的本質和要義，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導致了明代整體而言的社會政治文化、社會經濟文化和社會思想文化的滯後和落伍。
- 二是敗壞文風。八股文有著嚴格的格式標準，在講求對仗工整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八股文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遠不如詩詞歌賦，很多人對此持以鄙視態度。
- 三是影響士風。八股文的出現，讓知識分子讀書目的進一步功利化，“士子但視為弋取科名之具,翁襲庸濫,於經史大義,無所發明”。讀書只為了做官，做官也不為國家百姓。所以有人寫文諷刺這種現象，“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但小學徒認為對八股文的評價是有待商榷的，除了要區分明朝不同年代八股文的作用外。還需看到，明朝政府以八股文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文體，是公平且有效率的，有利於大規模公開考試的閱卷和評判，可以考察應試士子的文字能力和行文語言水平。一個寫作能力差、不肯勤奮努力的士子士不可能在八股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事實上，在明朝八股文寫作的名家裡，有很多也是才富五車的大儒，如明朝三鼎甲的商輅及同時為古文名家的唐順之、歸有光、王世貞等著名學者以及中國歷史上傑出的藝術家和文學家唐寅、徐渭等人，均是八股文寫作的名家。在八股應試作品中，也不乏一些創新之作，比如明代會元唐順之作《晉人有馮婦者，馮婦攘臂下車》，以孟子借用馮婦打虎回絕陳臻請求其再次勸請齊王的故事“代立聖賢言”，以新穎的方式闡明“君子之道”，就是文學史上一篇傑出的代表作。由此可見，八股文寫作和科舉取士對明初重學勤學的風氣的養成是有一定促進作用的。
小結
八股文的形成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在明朝初年八股的規範尚未完全形成，考試仍有一定的發揮餘地，八股取士有利於提高人才選拔的效率和公平性，給平民階層打開了階級躍升的渠道。而成化之後，不斷成型的八股文體，對思想的禁錮和士風的損害，實質上是權力腐化僵化帶來的衍生影響，八股文體本身並無過錯。
二、八股風之下王陽明、宋應星、李時珍等人出現的環境分析
題主在問題中還提出，為何在以八股文為科舉主要形式下的明代，還能湧現出王陽明、宋應星等先賢，小學徒認為，除了明朝早中期八股文的格式尚未完全形成、還能發揮一定的人才選拔作用外，還有以下四個影響因素：
（一）元代實用主義風氣的影響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而在元朝統治過程中，並不將儒學作為統治思想，更加透露出遊牧民族務實的文化特質，更加鼓勵職業教育的發展，早先為士人所瞧不起的“百工”因自身的技術特長而被統治者看重。為此，元代還專門設置了司天臺和太史院等專科學校，元代地方官學設有具有專業劃分和民族特色的蒙古字學和醫學、陰陽學。
職業教育的發展，推動了一系列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天文方面，元政府派郭守敬建立科考站、計算黃道夾角、更新曆法；地理方面，編修了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大元一統志》；農業方面，編撰了中國古代官方編行最早的農書《農桑輯要》。元代統治期間，職業教育的發展和科技技術的興起，為明代湧現出大量自然科學方面的優秀人物奠定了基礎。
（二）明朝中後期較為寬鬆的學術氛圍
明代雖然是以極度專制的權力為特徵的朝代， 但終其一朝，主要是朱元璋和朱棣兩位皇帝表現出極度暴虐和極具控制慾的傾向，出現了大規模迫害文人士子的現象。而中後期的皇帝有的雖然荒淫無度、不理朝政，但在文化專制控制力度上有所減弱，比如正德間，“諫諍雖不納，亦不甚摧折朝士”，明代後期朝廷對地方控制力有限，為學者們發表不同於正統道學意見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環境。而王陽明提倡的心學，從理論上還是導向讓民眾遵守儒家道德，服從專制統治的目標，明代統治者也沒有下大力氣去禁止此類學術討論。王守仁於隆慶年間被追贈新建侯，且在萬曆十二年從祀於孔廟，都反映出明王朝統治者對陽明心學的認可。
（三）明朝學院的興起
明代是高度重視儒學教育的朝代，洪武立國時“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洪武八年年又令“設立鄉間社學”。據統計,洪武年間,天下共設府、州、縣學1311所,與當時全國府、州、縣總數相比,平均設學率為91.49%,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形成了中央太學、地方府、州、縣、都司、衛、所儒學和民間社學的三級教育系統網絡圖。此外,明代的私學如書院、私塾、義塾在明朝中後期也逐步發展起來。
在官學網絡中，是以程朱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八股科舉為主要目標的學習系統，明中期以後，隨著文化控制的鬆動，科舉的利祿化，士風的功利化，王陽明、湛若水等大儒率創書院，首開講學之風，推動了書院的創建浪潮。大量私學書院的興起，為陽明學等各類思想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嘉靖、萬曆、天啟三朝曾先後四次禁燬天下書院，但仍不能完全剎住官方教育系統之外書院的講學論學風氣。書院的創立，培養了一批不單純以八股科舉為目標，有相對獨立思考能力的優秀人才。比如編出《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就曾跟隨老師在白鹿洞書院學習。白鹿洞書院現存明代天啟四年碑刻《李侯去思碑》中，宋應星作為當時１１０餘受業門人名列其中。
（四）中西文化交流帶來的科技促進
明代後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興盛，來華傳教士不僅傳播了西方宗教文化，也交流了大量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如明代著名傳教士利瑪竇，雖然未得到官方正式許可，但趁著明朝當時鬆弛的海禁進入中國活動，經常在他的住所展示天球儀、地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暑等天文儀器,並把他們作為禮物送給當地的政府官員。萬曆年間，利瑪竇還和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有過親密接觸。西方文化及科學技術在逐步滲透到官方網絡和學術領域當中，帶來深遠的影響。
小結
以八股為主體的科舉雖然貫穿於明朝，但明中早期，八股規範尚未完全定型，對思想和學術的禁錮影響有限。到中後期，雖然隨著八股的逐步定型和上層權力的腐化墮落，士風學風收到了不良的影響，但專制放鬆帶來了一定的自由空間，在官學系統之外湧現出學院講學的風氣，中西文化的交流也促進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元朝統治過程中對職業教育的重視，是王陽明、宋應星、李時珍等先賢誕生的時代背景。
格物小書齋
禁錮是肯定的。從泛處來說，所有的學識都對人的思維有一定的禁錮，因為要了解，就必須專注。而很多人，專注了之後就再也出不來，原因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現實的需要。而科舉制度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現實的狀態，你必須把四書五經讀通讀透，否則就不可能在有嚴格規定的格式裡寫出好的文章。
很多人為了求取功名，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一年又一年的讀著那幾本書。所謂皓首窮經，科舉誤人一生，在明清兩朝都是常態。
科舉只有在明清兩朝才規定必須用八股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題目都規定是四書五經中的內容。而且要求八股排比對偶，還要用孔子、孟子的語氣。這種規定了格式，內容，韻律甚至文風的文章，要想寫通順都難，還怎麼可能有自己的發揮。所以很多文人感覺不到自己思想的重要，久而久之就不思考了。
禁錮文人思想的不僅是是文章格式，最重要的是他只有四書五經的內容，一個人一輩子就讀那九本書，每一個字都要研究透，人不知不覺就陷進去了。而且科舉考試還只認宋朱理學對這些內容的解釋，不能有自己的見解，固定的內容和固定的見解完全限制了舉子們的思維，基本上 他們的腦袋就是一個接收器，所謂優秀，就是接受得完整。
通過科舉，封建統治者向無數學子灌輸著忠孝的思想，拋開忠孝的積極意義。其實這就是另一種方式的洗腦。他們通過這種方式讓封建思想成為整個國家的主流思想，從而鞏固他們的統治。
至於問題所提到的幾個人，他們中的有些人和平常的舉子還是有點不同。
比如王陽明，他從小就叛逆，立志做聖賢。後來長大了，因為父親的狀元，自己不考說不過去，才去考取功名的。所以只能說是業餘舉子。
至於李時珍，倒是希望功名加身，可惜屢試不第，後來生了一場病，受夠了罪，深感自己祖業醫學之重要，索性不考了，隨父學醫。所以，他應該屬於中途退學。
徐霞客就更嚴重了，由於他的祖先當年和王伯虎一起參加科舉，不僅沒有得到功名，還惹上了官司。惱羞成怒，回家就讓子孫不要參加科舉，所以他就一失學兒童。
宋應星倒是個考科舉考到45歲的人，終身都只是一個舉人。他雖然把許多精力花在科舉上，但本身卻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而且他在哲學上推崇張載，而張載，是反對程朱理學的。
至於徐光啟，這五個人裡，他的科舉成績最好——進士。可這個人的信仰有問題，是個天主教徒。
所以這五個人，牛倒是牛，但都是科舉中的另類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