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peng0815
曹操是三国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了，这种伟大超越了刘备、孙权、诸葛亮加在一起。于政治、于军事、于文学，所谓建安风骨，孟德一人之风骨而已。
曹操的出身不太好。曹操的爸爸曹嵩是投靠了当时的大太监曹腾，做了养子，所以他们家就改姓曹了，这个身份让曹操特别尴尬。有一次，袁绍他们诛杀宦官，因为宦官乱政，所以这些人结成一个力量去诛灭这些宦官，曹操也参与其中。然后这时候其他人就觉得特别逗，有清流大臣就问曹操说，阿瞒，你本是宦官的养子之后，有什么资格参加我们这样高尚而伟大的行动？然后曹操徐徐地道，干君何事？
我觉得曹操说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是咬碎了牙齿的，说这事关你什么事？我就喜欢干这样的事。所以他始终被当时的主流社会瞧不起。曹操虽然很了不起，立下了很多战功，官位也坐得很高，但是依然不能够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使得他内心当中永远都有一种深深的自卑和自负所交织的感受。
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曹操特别想结交一个叫宗世林的人，宗世林是当时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后，然后曹操老跟人家套近乎，老想跟人家交朋友，宗世林就压根不理他。后来曹操当上了宰相，有一天见到宗世林，说现在咱们可以交往了吗？宗世林当时冷冷地说了一句：“松柏之志犹存。”你看这话说得多冷，你就算现在当上了宰相，但是我个人“松柏之志犹存”，你就算杀了我，我也未必能够跟你交朋友。曹操听完这个话以后，蔫儿了，但是依然让他的儿子逢年过节都去人家宗世林府上去拜见，说明曹操是特别希望得到整个主流社会的认可的。
有一个人评价曹操，叫许劭，因为大家都喜欢评价人，他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话在三国演义里边被说了很多次。这话传到曹操的耳朵里边以后，曹操大笑说，这个说得还不错，挺好的，就是他认为这个话对他的评论是贴切的。
曹操打完官渡之战，灭了袁绍，然后又平定乌桓之后，回军的时候路过河北昌黎县，到了碣石山，然后眺望大海，苍茫如幕，在那个时候曹操内心当中百感交集。这个作者讲，登碣石，观沧海，扑面而来大海的气息，总是叫人想哭，曹操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文武双全的一面，写了一首《观沧海》这样的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还有一首特别打动我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个人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诗人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个统治者，他把统治者和诗人这两个身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诗人，为什么这些哲学家或者文人，统称作文人，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去发挥？因为他们的领袖就是这么浪漫的一个人，曹操本身就特别具有浪漫主义精神。
很多人都让曹操当皇帝，说你其实可以自己当皇帝。曹操说了一句话，我这个人如果真的有运气的话，我就做个周文王好了。大家能听出来这个意思吗？周文王本身并没有称帝，后来是他的儿子周武王称帝的。所以曹操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将来等儿子上来再说吧。然后曹丕这个人是真的养成了这些狂放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土壤和基石。
我觉得曹丕的修为比曹操稍微差一点，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曹丕在听说曹操决定传位给他以后，特别兴奋地回到家，然后拉着他的幕僚就跳着说，终于到手了，终于到手了。那意思是我终于当上皇帝了。然后那个幕僚就特别冷静地看着他，说一个人成为一国之君，这是一个特别严肃而重大的事情，每一个人在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庄严肃穆，特别沉重，因为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了你的肩上。
曹丕跟曹植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曹植当年也希望当皇帝，因为他特别聪明，又能够写诗，又能够博得曹操的喜爱，他觉得他也有机会。后来有一次，受到一定的打击以后，曹植就喝醉了酒，驾着马车在洛阳城里面乱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富二代酒后驾驶。这事被曹操知道了，特别生气，对曹植相当失望，所以最终他把王位传给了曹丕。
曹丕这人也挺有意思。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魏晋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曹丕去参加王粲的葬礼，王粲又叫作王仲宣，这段原文是这样说的，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在世说新语里边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描绘得特别生动，曹丕学驴叫这件事情能够非常好地描绘出魏晋时期人们的那种不羁的风格。
静谧光阴
“魏晋风骨”本来是三曹用来表达建功立业的壮志，那后来怎么又成为崇尚自然，洒脱的名士的代名词？
这里面有概念混淆。而这种混淆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风衍变，逐渐从家国民生的大情怀零落成文人宴乐、归隐的个人小情调的过程。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容易让人混乱的词汇：“汉魏风骨”、“魏晋风骨”、“建安风骨”、“魏晋风流”。人们容易把这几者混为一谈，实际上在诗风传承演变上确实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各有侧重点。
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汉魏风骨”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写文章的正道被抛弃，已经五百年了。汉魏风骨，晋和刘宋都没有传承到，但是有足够的文献可以体察前人的正道风格。
很显然，在陈子昂心里，晋朝之前的文章风格才是正道。而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指两汉和曹魏时期的文学。其实这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两汉，文学（诗、文）还是掌握在上层知识分子手中，秉承《诗经》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诗文必然是以论道（治国之道）为主，而相对的个人感情抒发作品都是从民间收集的乐府作品，比如《江南》之类的。也就是说诗文的上层功用是国事，而下层民声因为没有文辞修饰一说，也是朴实无华的。
而朴实无华的表达方式、内容丰满的主题叙述就是文章的正道——这个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汉魏的诗文正是这种风格，才会被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奉为圭臬。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汉魏时期的朴是“拙朴”、“古朴”，是文艺创作本身没有提升到修辞的阶段，而并非文人创作之时的有意为之。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了骈文、齐梁体这些极尽修辞的形式主义文体之后，无论陈子昂、初唐四杰、杜甫、欧阳修等大文人如何纠偏文风，写作风格都难以再回归到原来的路子上。
因为修辞也是文艺的必要手段。这种手段一旦从曹植手中诞生，就不可能再磨灭。所以我们只能说“返璞归真”，尽量回到最真的状态，而“真”并非就是“拙”，这其中是有区别的。
这也就是“汉魏风骨”和“魏晋风骨”的形式上的区别，汉是天然淳朴，晋就有了文采。
文艺修辞这种手段正如后来的平仄格律一样，一旦产生了，就会在无意中影响创作。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号召返璞归真，学习汉魏风骨，实际上是反对齐梁体、骈文的过度修饰。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反对格律，是格律真的不好么？当然不是，我们要反对，也只能反对格律的滥用。格律本身是近体诗入门的一种规则，无所谓好坏。
那些不了解而反对的人，根本不必在意。这些人就类似于北宋初年的“太学体”，为反对晚唐体后延的“西昆体”，而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却同样险怪奇涩，这就是追求本真过度的表现。
相对于艰难晦涩的“西昆体”，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白居易的“香山体”就好多了，既通俗易懂，又不流于江湖，所以成为北宋初最大的诗歌流派，直接影响了日本诗坛。
所以，任何一种形式，任何一种文风，其初衷都是对前面文风的发展以及修正，我们要反对的都是他们的矫枉过正，我们要学习的也只是他们能够适用于现时代的正道。
“建安风骨”其实是指建安时期的文学，“建安”实际上是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也就是说不管曹魏如何权倾天下，这个时期还是汉末。但是建安时期的代表人物“三曹七子”基本上都是曹魏集团的人物，除了一个孔融。这十个人对这一时期的诗、赋、文的发展都做了贡献，在诗的领域，对建安风骨的推崇甚至高过汉魏风骨，因为汉朝的诗，除了乐府之外，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实在是太不显眼了。
这个时期的诗歌，内容上关注社会、热心政治、心在民生，风格上雄健、疏朗、悲壮。格式上上承两汉敦厚淳朴，下启晋朝玄思空灵。
而题主之所以把“魏晋风流”和“魏晋风骨”混为一谈，就在于正始时期的诗风衍变。“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这个时期，司马氏逐渐势大，他们代表的士人集团和宗亲集团的冲突就慢慢凸显。上层的士人、门阀也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候。高层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门生或者血亲，不愿意出仕司马氏，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司马氏的邀请。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疯子文人。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现在有很多人崇尚自由浪漫的“魏晋风度”，其实当时那些高级文人都是逼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人嗑药、醉酒、滥交、裸奔，全都瞎胡闹，就是要作给司马氏看的，司马家本来就是出于稳定局面想邀请这些高人出仕，一看个个都是疯子，也就放弃了。
这正是魏、晋的过渡时期，所以后人称这些特立独行的名士风格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在不是很熟悉诗歌、文学发展史的人眼中，就和“魏晋风骨”混淆起来。
这个时期的高层文人的理想破灭了，没有了经国济世、建功立业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隐居活命。思想决定风格，所以诗风就不再关注社会民生，而更多地开始进行个人追求——肉体追求和精神追求。
实际上从“汉魏风骨”到“建安风骨”，再到“魏晋风度”，再到后来的“左思风力”，是经历了“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的不同时代政治权利变更倾轧之下的结果。
最终南北朝宋齐梁陈的诗歌风格在文人朝不保夕的政治生态下、修辞风格的大流行下，逐渐放弃了对家国情怀的关注，进入了形而上的空洞、颓靡的诗文表达方向。后来的发展就主要集中在音韵学的变化，从“永明体”到“宫体”，也就是“齐梁体”，为唐诗的平仄格律打好了形式上的基础。
盛唐诗歌在形式上承袭并发展宫体，在写作上效仿“汉魏风骨”，融入大唐奋发向上的意象，终于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盛世飞歌。
梧桐树边羽
感谢精彩的提问，要问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下问题的主题，理解楼主的意思。“魏晋风骨”，“三曹的作品定位”，“后世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