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將過人的生活；
第二個二十五年你將像馬一樣幹活；
第三個二十五年你將像狗那樣亂叫；
還剩下那二十五年麼，你將像猴子似的被人取笑…… "
——《癌症樓》
索翁
1941年"二戰"蘇德戰爭爆發，年輕的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後簡稱索翁）放棄攻讀文學，應徵入伍，憑藉英勇的表現，兩次立功受獎。
不料四年後，一封寫給友人的"信"，讓他被判勞改，後又被流放，許是瀕臨死亡，滿滿的遺憾讓他的創作熱情高漲，寫下了著名的，記錄蘇聯勞改營的真實"紀錄片"《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此後，或許是出於那個特殊年代，蘇聯文人特有的社會責任感，索翁堅持不懈地開始為"我的國家"勾勒真實的畫卷。
最後，以大半的親身經歷和"前半生"的人生思考，以及自己對俄國社會的揮刀"忍痛割膿"的愛恨交織，寫下了這本《癌症樓》，卻因此遭到"作協"的開除，後更是被自己祖國驅逐處境，被迫流亡。
諷刺的是，在1970年，他卻以"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的理由，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其實這本洋洋灑灑數十萬字的《癌症樓》讀起來，似永遠籠罩著一層抹不去的灰，那是一種牢牢粘附在那個蘇聯專制黑暗歲月裡的陰霾，憤慨、無力、掙扎和妥協，構成了這個故事的最初樣貌。
但索翁其人，雖生在20世紀，骨子裡卻好似繼承了十九世紀俄國古典批判現實主義的執拗，他的筆似"受上帝指揮"般，永遠毫不留情地"揮砍"的是，那個時代最殘酷，最黑暗的真實現狀，於是被譽為
"蘇聯的良心"。（或稱為“俄羅斯的良心”。）《癌症樓》的故事很奇特，大致是描繪一個叫帕威爾的永久流放犯癌症患者，入住集中營般的"十三號樓"（癌症樓）裡的，所見，所聞，所經歷，種種命運的故事。
之所以認為這個故事奇特，是因為這個看似描繪"癌症"的群像故事，卻反而弱化了疾病帶來的痛苦，去聚焦有點類似"精神哲學"，和矛盾的人道主義與現實批判的雜糅體。
如果要用"俄式"的價值取向形容的話，那麼它就像是一場在蠻荒西伯利亞冰原上，刮的凜冽風霜，讓人有種兜頭而來刺骨的清醒。
當然，在這裡，並不想去探討索翁在故事裡"反覆無常"的，處於時間桎梏的政治觀點（政治價值參考）。
而是想就人文的部分，去嘗試分析《癌症樓》這個故事裡，包含的諸如命運、活著的代價，以及以何種標準去審判別人的生命等人類在任何時代都共有的"終極疑問"。
或許讀後仍舊無解，但至少給這一條"路"上，加了一盞永遠耀眼的明燈。
為了活著，你可以付出多少代價？
1953年索翁被流放哈薩克斯坦多個勞改營勞改，直至4年後的洗清罪名，恢復名譽之間，他兩度患上癌症，在不懈的"鬥爭"之下，最終得以痊癒。
癌症，這種即使在現代這個醫學技術如此先進的社會里，依然以居高不下的極低存活率，而讓人們"談癌色變"。
更不要說那個年代的蘇聯了，它在那個時候又被稱為"絕症"，不同於現代意義的"存活率"的冰冷預期計算，在當時的"絕"是一種在心理上充滿未知的，對死亡的"預告"的絕望，而非單純生理上的痛苦。
是的，在那個時代裡，醫學唯一能給予的，僅僅只是對癌症患者"活著"（存活）的時間，進行大致的"倒計時"，"治癒"兩字，在那個時代是"不存在"的，即便真的有活下來的人，也會被歸為一種"樣本破壞者"的存在，是不具有統計意義的。
正如《癌症樓》的故事裡，其實從頭到尾幾乎都沒有直接描寫"死亡"的樣子，更多的是一種"出院"（故事裡，醫生會以此，讓"快死的人"騰出病房。），或者委婉地說是一種"走向死亡"之前的無力掙扎。
側面唯一的"死亡"，也只是一個死在火車售票室的工人，還是通過醫院的女工的口中"傳播"的。但也正是因此，這種明明被"死亡"陰霾完全包裹著，卻絲毫不被透露的逼仄感，"死神"高懸頭頂的毛骨悚然，才是索翁直插大家"心臟"最犀利的匕首。
說來，從前很不喜歡閱讀這類，具有19世紀鮮明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甚至連近代一批"進步文人"針砭時弊的"利刀"，讀起來都有一種不舒服的冰冷感。
原因很簡單，其實就是因為身處的時代的迥異，帶來的個體差異。誠然，這些文字在當時，是最有力的"尖刀"，但於現在看來，只覺是文人特有的"毒舌"。
但現在，卻越發地喜歡閱讀如《癌症樓》這種，特意設計，似囚籠般封閉空間裡，現實掙扎的批判現實主義故事了，這種經過提煉，濃縮的"小世界"，即使缺乏一定的普遍性，但其中所具有的代表性，仍舊是極具震撼的。
於是，在《癌症樓》裡，讓一棟"封閉"的樓，作為微縮誇張社會的"舞臺"，尤其是放在"醫院、病房"這樣一個極其特殊的環境裡，更是一種類似"赤裸"的，尤為體現真實人間裡，人性的"修羅場"。
故事裡的"十三號樓"，這個不管是誰，精緻虛偽的人事幹部，粗鄙而真實的流放犯，唯唯諾諾的工人，骯髒憨厚的農民，還是被單純標籤化"歸類"的男、女、老、少們。
其實他們一旦確診，進去了"必然"被時間，退去階級光環、權柄職業，甚至是性別，年齡都被模糊的地方，他們只有平等而共同的"敵人"——癌症，於是他們必須相互扶持著，安慰著，依靠著，以及進行"倒計時"。
或許這就是這裡的"人間真相"，也是索翁想告訴我們的"真實人間"。（其實或許就是索翁自己的親眼所見，所感。）
可是更可怕的是，即便病房裡看似抹去了一切的外在"條件"，各類癌症模糊了所有人的階級，但到底，人與人從來就是不同的，生來不同，成長更是千差萬別。
於是，作為流放犯，這種本身帶著罪惡的"毒瘤"，卻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才得以去治病的帕威爾，本身就是一個難以預料的"定時炸彈"，即使被迫進入這個"單純"而專制的，由治療，吃飯，空白和睡覺構成的癌症世界裡，但還是充滿著"火藥"般的不確定危險。
如果說，帕威爾是不確定的危險因素，那麼被困在病房的那些"普通人"：
從木訥到恍惚的牧民；
從掙扎到妥協的不幸學生；
從不知疲倦也要研究的地質學家；
當然，還有"渴望死亡"的工人，失去乳房的女孩等等。
其實他們都是在經歷了從剛開始的希望，到中途的失望，再到後來的絕望，直至有的有，有的沒有的概率希望，才變得如此"真實"到讓人不寒而慄。
被索翁在《癌症樓》裡，描繪的無數種"癌"，似乎在某一瞬間化為真實的"凸起"，開始隱隱約約蔓延到我們身上，那種下意識的回想，真的，太過徹骨寒心。
如此，就誕生了索翁的一大對生命的疑問：
為了活著，你可以付出多少代價？
於是，當我們試圖去故事裡尋找這個答案時，被索翁放棄拋出來的僅僅只有那個被側面證明的工人，以及一個被一筆帶過，惶惶的卑微知識分子，而其他的"病人"的結局，卻在此戛然而止。
諷刺的是，索翁唯二給予明確活下來希望的，一個是"高高在上"的人事幹部，一個是"主人公"流放犯，說二人是雲泥之別也不為過，但正如那個充滿動盪、混亂和黑暗的時代一樣，或許被看到的，"只有"這兩類人，沒有"其他"......
一切被冠以"代價"的，諸如生理需要、生活質量、外貌、身體部位，以及千差萬別人對於自我"尊嚴"的認同等，都被迫成為活著的籌碼，冰冷地去"賭命"。
希望地"活"VS"預計"的死
你憑"什麼"去審判別人的生命？
請注意，在《癌症樓》的"十三號樓"裡，共同"活著"的不止有病人，還有健康的人，比如醫生，護工。
但在這樣一個封閉到極端的"癌症樓"裡，在這樣一個被集權、專制陰影籠罩的濃縮社會里，他們既是所有希望集中的"救世主"，但同樣也是手握"鐮刀"的死神。
矛盾而對立的思想，不斷賦予他們被煎熬著，撕裂著的心和行為，於是"審判者"，這種天然的使命，被他們捏在手心。
在這裡，索翁並沒有故意醜化，或者美化他們，只是以旁觀者的理性冷靜去平鋪直敘，但正是這種"天然職責"的平靜，讓故事透出一種無力挫敗的"希望的活著"，和掙扎毀滅的"預計般的死亡"之感。
於是，他們就這樣，憑藉絕對的"預計"或是"嘗試"去審判病人們的生命，卻讓病人感到荒謬地無力，即使他曾經試圖去明瞭醫生的治療方式，以及對自身治病權利的決定和質疑，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既然病人進了你們醫院，下一步就是你們代他考慮。由你們的指示、由你們的碰頭會、方針、計劃以及你們醫院的名譽代他作主。
就這樣，我是一粒砂子，同在營裡一樣，我又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如果換個角度，從醫生處看，比如東佐娃醫生，她其實在始終秉持著醫生的職業操守和專業態度技術，在努力地救助病人，因為從醫學的角度去看所謂的，諸如變醜的化療，殘疾的截肢，生理的需要（如主人公即將喪失的性能力。）以及計算好的"出院"等"代價"，其實都是一種職業專業的負責。
於是，在他們的眼中，觀念裡，其實"活著"就是生命價值的最高體現，那些諸如生理需要、外貌美醜、健全的肢體，以及個人千差萬別的"尊嚴"認同感，其實都被排在活下去之後的。
但是，轉機就在於作為醫生的東佐娃自己也患病了之後，換個角度，作為病人"待宰羔羊"的自己，與為醫生時"審判者"的自己，對生命的"審判"卻開始被動搖從前的信念。
此時的她的選擇也好，疑問也好，迷茫也好，其實隱喻的不止是當下的，"審判者"身份的轉變與自願的置換，而是被索翁放大的，身處那個時代的夾縫裡，普通人的個人意願，或是"非意願"的選擇。
正如此前作為審判者的標準判斷，對作為病人的她來說，要麼接受別人（醫生）的審判，要麼去死，但她還是被索翁設計了多一種的選擇。
是否以付出生命的代價，放棄交出審判權。
是的，她在"醒悟"著，此前從未注意，認為理所當然的"審判"，讓患病的她開始反思：
“我”憑什麼去審判別人的生命？
最後的最後，東佐娃選擇接受一切，意味著索翁讓審判者去探尋，關於"審判"生命本身的答案。
於是，索翁再次留下沒有答案的"生命疑問"，也是對未來永遠的疑問。
"一個盜火者，雙眸如矩，嚴以律己。"
寫在最後：
誠然看《癌症樓》很沉重，也心累，但除了"人間地獄"般的悲慘感悟之外，更多的還有一種無力的虛無感，就像明明手裡抓住了"一切"，但張開雙手，全看見空無一物的手心。
索翁不愧是一代"良心"，尖銳之下，閃耀的永遠是人文的溫暖，相信我，《癌症樓》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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