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九子，汉语成语，多用来比喻同胞兄弟的各有所长，出自《玉芝堂谈荟·龙生九子》。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梁启超这位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有着深厚的家学底蕴。他以不断奉献心血才华的济世精神，叱咤政坛，潜心学问，光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更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在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他的长子梁思成是众所周知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仅他的子女中就出了三个科学院院士！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垢，看一看他的子女们成才的经历，就会知道他的满门英杰决不是偶然的。
梁启超一生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长女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诗词研究专家， 梁启超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编有《艺蘅馆词选》。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后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长子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次子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04月02日)， 广东新会人，1904年生于上海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 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 训练的学者。
三子梁思忠，1907年出生于日本，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结果患上腹膜炎并贻误治疗时机而不幸去世，年仅25岁。
次女梁思庄（1908年－1986年5月20日），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广东新会，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精通英、法、德、俄等多门语言。
四子梁思达，出生于1912年，男，1935年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1914-1988) ，广东新会人，1914年出生于北京，为梁启超的第三女，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
四女梁思宁，（1916---2006）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2006年病故。
五子梁思礼（1924年8月24-2016年4月14），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之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现代，培养一个孩子都不易，梁启超在那个时候能让每个子女都这么优秀，可见他的能力有多强！
没有一个子女拖家庭的后腿，如此成功的教育，谁能能否认和父亲梁启超脱得了干系呢？
梁启超在各方面的思想都比较超前，自身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在家庭中也更加的开明，并不像有些父亲成就越高，在家庭越严肃。
梁启超从不强求孩子，凡事以孩子的兴趣爱好为主，自身会根据孩子的特点给出建议，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仍然是事件决定的主要人。所以梁启超的9个孩子都发展在不同的领域，梁启超也并未强迫某一个孩子，一定要继承自己的事业，这就是真正的，父亲在教育孩子时应该有的民主。当然，梁启超的民主除了在孩子们的事业上，在孩子的婚姻上同样如此。我国在子女婚恋的问题上，有一句话叫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在以前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包括现在很多家长看上了哪家孩子，觉得各方面合适，即使子女不喜欢，都还会各种方式强迫孩子去相处。
梁启超是怎么教育子女的？
1、陪伴
“我每天要上班，早出晚归就是为了这个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忙忙忙，似乎是现代父亲的一个口头语，但是父亲却忽略了一点，忙来忙去究竟为了什么？物质吗？如果最终失去一个好的孩子，所谓的忙是否真的值得。
梁启超当时参加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会有他，除此之外他还是位学者，同样著书立说。就像他这样的大忙人，都有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子女。对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亲自过问，包括孩子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会给出自己的意见。对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孩子生病的时候亲自照顾，就是单纯地和孩子用书信交流，据统计就有四百多封。
而现在的有些父亲，似乎只要做好工作一件事情就是成功，关键问题有些还做不好，更别提陪伴孩子了。这就是当下的父亲们，需要向梁启超先生学习的地方。
2、以身作则，三观正
梁启超的一生都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且对自己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同样如此，不论孩子们干什么，只要是对社会有益都会支持。另外梁启超更重视孩子的品行，品行端正了，能力才能发挥真正的用处。从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就可以看出来，其中7个子女都在国外留学，但是最终都回国效力，曾经梁启超的两个儿子在日本，宁可颠沛流离，也要回国，坚决不做日本人的“走狗”。在逃亡途中，梁思成的妇人林徽因更是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刻，我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向敌人妥协。”
父亲是孩子人生的榜样，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父亲的三观正，孩子才能受其影响，变成一个更正直的人。
3、不吝啬对孩子的爱，也不羞于表达爱
在中国式家庭的父亲眼中，孩子渐渐长大之后，父亲就再也不会展露自己的笑容，这和父亲的性别有关，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脱离不了关系。父亲羞于展示对孩子的爱，希望自身的严厉可以换来孩子对他敬畏，但却因此疏远了孩子。
而梁启超在这方面从不吝啬对孩子的爱，更不羞于表达。梁启超给他的孩子都起了昵称，因为在他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自己的内心的宝贝。比如长女的小名叫大宝贝，次女叫小宝贝，小儿子叫老白鼻（老baby）等等，直接表达对孩子的爱，从小建立起孩子的安全感，这是现如今很多的父亲都无法做到的。
4、趣味教育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获得文凭，而是真正的学习到有用的知识。
当时的梁启超就能够明白，“填鸭式”的教育不能让孩子真正地获得知识，反而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乐趣。相比于现在的教育，一味地强求孩子学，从不在乎孩子是否喜欢，是否真正努力过。总之结果对父母而言才是最重要的，教育失去了本身的趣味，孩子又怎么会快乐呢？
5、“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梁启超的至理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人的一生会获得怎样的成就，这和孩子自身的能力有关，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做事情不要只想着结果、回报，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当下，当下努力了，将来才有可能会成功。而当下的父母，对待孩子时，过于急于求成，刚撒网，就想立马收获，无奈所有的担忧和等待，毫无用处，只是在给自己和孩子徒增烦恼。
6、乐观
梁启超在培养孩子的时候，非常注重孩子逆商的培养，梁启超认为孩子只有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才是孩子人生可能会成功的关键。
在孩子们的人生遇到问题时，孩子也更愿意和父亲沟通，因为父亲更像一个朋友。而现在有些父亲，在繁华的都市里，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种的心态，又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
7、对子女婚姻的态度
梁启超拥有的超前的思想，在那时就已经崇尚婚姻自由了，当时梁启超的大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定有娃娃亲，在林徽因的爸爸死于乱斗之后，梁启超就将林徽因接到家中住，并供林徽因去国外读书，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但是到了英国留学时，林徽因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梁启超此时看出儿子的忧郁，于是悄悄给林徽因写信，来挽回这段感情。最终林徽因还是嫁给了梁思成，梁启超并表示衷心地祝福他们。在当今社会，有多少父母能对子女有如此开明的婚姻态度。
8、金钱观
梁启超对于金钱的观念，也超乎常人，当时的他就已经有了投资观念，在他看来如果金钱放在家里睡觉，不如想办法将这些钱发挥最大的用处。在教育孩子的金钱观方面，应该做到不大手大脚，够用即可，但同样不可活得太小气。
都是现在是个拼爹的时代，可大部分的父亲都给不了孩子一生的荣华富贵，却可以通过后期的教育，让孩子自身拥有一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华，这同样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是吗？
很多人觉得，父亲在子女的教育中只能“打辅助”，可是只要父亲多用心思，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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