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認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
公元1004年，遼軍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議退到四川。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建議御駕親征。皇帝勉強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覺至少還有黃河天險。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在寇準支持下，“急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前方軍士看到龍旗都歡呼起來。當時，遼方大將蕭撻覽被宋方射中陣亡，影響到士氣，雙方決定議和。
真宗的底線是不放棄祖宗留下的土地，銀絹數額則以100萬匹兩為限。寇準命令曹利用不許超過30萬。曹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這一數額對宋代財政影響如何？河北在和平時期開設宋遼間的貿易榷場，官方所收商稅，通常可達四五十萬匹兩。
范仲淹認為，一切為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於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剛烈，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與朋友相處，也是信守原則。他和司馬光曾是親密的朋友，但隨著新法推行，兩人分歧嚴重，終於分道揚鑣 ”
美國學者郝若貝有一篇文章談到宋神宗時期，中國的鐵產量在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相當於1640年英國鐵產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鐵產量14.5萬噸到18萬噸相媲美。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唐到宋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如果予以比較簡潔、明確的概括，或許可以歸納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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