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恩仇錄（上）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當時的劍橋經濟學界剛剛經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一戰期間，劍橋經濟學掌門人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申請免除兵役，理由是劍橋無人可以替代他。這深深地傷害了福克斯韋爾（Herbert Somerton Foxwell，1849-1936），如同在他還沒癒合的舊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他憤然寫信提醒有關人士：他不僅有閒而且有意為劍橋的經濟學效勞。福克斯韋爾一度是庇古亦師亦友的大師兄，他們都是那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人物的學生。這位大人物矗立在經濟學山巔的最高處，俯瞰著所有經濟學的山頭，幾乎整個年輕一代的英國經濟學者全是他的學生和追隨者，匯聚成英國經濟學的主流——馬歇爾學派，迄今為止所有正統經濟學流派都可溯源於此。

馬歇爾

這位大人物正是已經統治了經濟學幾十年之久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徐志摩來到劍橋的時候，馬歇爾已經把接力棒交給了庇古——這就是福克斯韋爾難以癒合的舊傷，但他的統治地位還牢不可破。福克斯韋爾是馬歇爾的第一批學生之一，這批學生在經濟學界至少還包括凱恩斯的父親內維爾·凱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1852-1949）、尼科爾森（John Shield Nicholson，1850-1927）和坎寧安（Ven. William Cunningham，1849-1919）。在馬歇爾因結婚而不得不離開劍橋時——“童貞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規定院士（fellow）必須獨身，福克斯韋爾承擔起專門講授經濟學的任務；當馬歇爾以政治經濟學教授身份重返劍橋後，福克斯韋爾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同事。

1881年，福克斯韋爾接替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擔任了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福克斯韋爾原本對這個職位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真正青睞的是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講席。然而，馬歇爾希望為新古典經濟學爭取更多重要的學術領地，竭力鼓動他接受這個職位，並且承諾這只是權宜之計：馬歇爾將在退休後讓福克斯韋爾成為自己的繼任者。福克斯韋爾聽從了馬歇爾的建議，但他依然保留劍橋聖約翰學院院士的職位，活躍在劍橋的學術圈子裡。

此後的一切都如這對師生所願：馬歇爾接任了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講席，他們共同推動實施了獨立的經濟學優等考試，創建了英國第一個經濟系，並以極大的雄心和超凡的努力把劍橋建成了經濟學的中心。這樣平靜地過了二十年。再過幾年之後，馬歇爾就該回到家裡去完成他未竟的寫作計劃，福克斯韋爾就可以重回劍橋的講壇。每一個精彩的故事都不會這麼平淡無奇，真實的人生往往比小說情節還要跌宕起伏。

福克斯韋爾

馬歇爾接任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看似順理成章的事情，實則佈滿刀光劍影，參與競爭的人數多達六人，這其中包括麥克勞德和帕爾格雷夫。麥克勞德是一個勇氣遠勝過智慧的人物，是這個職位上一次競爭的落選者。這次他又要重蹈覆轍；此前，他在倫敦大學學院和愛丁堡大學的競爭中也不幸敗北，此後，他還將在牛津大學的競爭中落敗。他給經濟學留下了兩處遺產：一是成為爛尾工程的一部經濟學辭典，出版了首字母從A到C的第一卷，二是給一個古老的貨幣現象“劣幣驅逐良幣”起了一個恰當的名稱——“格雷欣法則”。帕爾格雷夫是《經濟學家》雜誌最著名的主編白芝浩的接班人。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出版、皇家經濟學會的創立和帕爾格雷夫《政治經濟學辭典》的完成，被凱恩斯稱為“英國經濟學的新時代”的三大標誌性事件，帕爾格雷夫與馬歇爾幾乎平分秋色（兩人同是皇家經濟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的理事）。

但對馬歇爾來說，最有力的競爭對手是以前的學生坎寧安。坎寧安時任劍橋歷史和經濟學講師，他滿心以為這個職位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不想被自己的老師輕輕取走。這次競爭顯然損害了師生關係。坎寧安後來又去競爭牛津的德拉蒙德經濟學教授講席，卻再次敗北。坎寧安眼睜睜地看著馬歇爾坐穩了經濟學的第一把交椅，他辭去經濟學的教職，脫離了馬歇爾的控制，默默地轉入經濟史的研究，學術成果乏善可陳，卻為經濟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做出了特殊貢獻。

1890年，馬歇爾里程碑式的著作《經濟學原理》問世，立即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媒體更是不惜版面和溢美之詞加以吹捧和恭維，這與《國富論》起初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一片掌聲中，坎寧安出其不意地喝起了倒彩——他攻擊馬歇爾基於一般原理而不是經驗數據來建立經濟史：馬歇爾對經濟史的處理確實成了易受攻擊的軟肋，他重視經濟研究的歷史背景，試圖提供一部“極簡經濟史”，又不得不犧牲廣度和深度，但這實際上與他的寫作計劃有關，有關經濟史的精彩內容將會呈現在《工業與貿易》中。坎寧安未能等到此書的出版，也就無緣領會這位經濟學大師的經濟史造詣。

在重返劍橋後的就職演說中，馬歇爾“喊出了爭取經濟學獨立地位的第一聲”，接下來他將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在這個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直到他的所有對手筋疲力竭做出妥協為止。這讓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感到不安和不悅。西奇威克也一直致力於經濟學地位的提高，而馬歇爾想要的則是完完全全的獨立，這就得讓經濟學從歷史學和倫理學中分離出來。分歧導致兩人的友誼公開地惡化了，而且在餘生中再也沒有彌補的機會。在馬歇爾早期的教學生涯中，西奇威克無疑是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人。馬歇爾曾經語焉不詳地提到引導他進入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一位“年長而博學的人”，這個人最有可能就是西奇威克。“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馬歇爾說道，“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如此真摯的心聲也許能夠化解任何的不愉快，可惜西奇威克再也聽不到了：這話是在他的追悼會上講的。

1901年，剛剛畢業的庇古在馬歇爾的安排下開始在劍橋講授經濟學。據凱恩斯的說法，庇古是馬歇爾最喜歡的第二個學生，第一個正是福克斯韋爾。1903年，伯明翰大學校長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振臂一呼，發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關稅改革辯論。這給了初出茅廬的年輕經濟學家嶄露頭角的機會：庇古以雄辯的姿態加入論戰，嫻熟地運用馬歇爾的分析方法和理論技巧，來對抗和反對貿易保護和帝國特惠的關稅政策。這完全不同於馬歇爾的做派：馬歇爾既不屑於爭論——對於來自同行的攻擊，他會表示厭惡和憤怒，也不熱衷於公共政策；對一個學界領袖來說，這樣的追隨者或許能夠彌補自身性格的某些缺陷。

在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二十四年後，這位超齡服役的老人終於準備退休了——兌現承諾的時候到了。但馬歇爾改變主意了：福克斯韋爾看來是決意要被他拋棄了。他不僅向選舉委員會極力推舉庇古，還毫不避嫌地委託埃奇沃思去遊說支持福克斯韋爾的選舉人，甚至不惜為此激怒選舉人。無論如何，馬歇爾如願以償地把庇古扶上了馬。福克斯韋爾怒不可遏，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斷絕了與劍橋的聯繫，包括與馬歇爾的友誼。十餘年後，他被選為由馬歇爾建議並參與創辦的皇家經濟學會主席，算是出了這口惡氣。

是什麼緣故導致了這種變局？連最出色的馬歇爾傳記作家格羅尼維根對此也含糊其辭，“優等考試的因素可能就是馬歇爾最終選擇繼承人背後的決定力量”，這樣的推測顯得過於蒼白無力，畢竟經濟學優等考試早已確立了，執行的人選不構成最重要的因素。對於庇古來說，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始終在馬歇爾的身邊，可以從容地證明自己具有勝任這個職位的能力，具有傳播新古典學派思想的熱忱，而年輕則是他最大的本錢。但癥結其實在福克斯韋爾自己身上。

也許是受到馬歇爾的言傳身教，福克斯韋爾同樣非常關注現實生活的真實情況。馬歇爾承認自己因此萌生過社會主義的傾向，他還曾多次邀請當時的工人領袖與他共度週末，只不過他適時停下來細細觀察，清醒地意識到理想中完美的社會組織不可能是烏托邦。福克斯韋爾則走向了反面。他認為李嘉圖的傳統會導致社會主義，因此，他要在李嘉圖之外尋找新的傳統——這就是他成為一位狂熱的藏書家的真正動力，現在倫敦大學學院中央圖書館的金史密斯藏書館和哈佛大學克雷斯圖書館就是以他的藏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在兩次個人的財務危機中，他先後出售了這些藏書。

這還不是最要命的。馬歇爾鼓動福克斯韋爾去接替傑文斯，是要使那塊陣地擺脫敵方的控制——馬歇爾一貫對傑文斯的創造性不予承認，而福克斯韋爾竟成了傑文斯晚年過往密切的忘年交，只要身在倫敦，傑文斯就會邀請福克斯韋爾一起在週末散步。在學術觀點和立場方面，福克斯韋爾也越來越背離了新古典學派。倫敦經濟學院在設立之初就是反對馬歇爾經濟學觀點的大本營，福克斯韋爾從一開始就在那裡授課；當歷史學派攻擊新古典學派的自由貿易主張時，福克斯韋爾也不時隨聲附和；當關於金銀複本位制的大辯論發生後，馬歇爾力主單本位制，福克斯韋爾則站在了擁護複本位制的陣營中。特別是，馬歇爾看到了經濟自由主義帶來工人階級的進步和豐裕，福克斯韋爾則認為自由競爭造成了工人的貧困，於是他主張國家干預以及某種程度的計劃經濟。因此，當希格斯（Henry Higgs，1864-1940）表示願意籌資為他的恩師福克斯韋爾在劍橋設立另一個經濟學教授講席時，已經退休的馬歇爾立即出面制止，以才不配位扼殺了這個提議。

劍橋經濟學由此逐步進入庇古時代。這位年輕的掌門人確實沒有辜負了馬歇爾：他把馬歇爾奉若神明，精心地維護著馬歇爾的經濟學聖殿，為它添磚加瓦，為它遮風擋雨，卻不容它的基礎受到絲毫的損壞。一批又一批劍橋經濟學人，在庇古的引領下，向著居中而坐的聖人頂禮膜拜，讓馬歇爾的統治地位在他退休後，至少延續了一代人。那位懷揣著“漢密爾頓”夢想的中國青年，是有機會聆聽馬歇爾最重要的學術繼承人庇古和凱恩斯講課的——此時的庇古已經確立了自己在經濟學說史上的地位，並且很快就要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凱恩斯也因《和平的經濟後果》成了公眾人物。但青年在最美的年華里遇見了真愛，理性的經濟學消溶不了他的才情，他只要飛揚的詩。不久，他悄悄地走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去追尋那一輪新月和萬丈虹——新月社其實是徐志摩在劍橋接觸到的布魯姆斯伯裡團體的中國版本，凱恩斯是其中的成員。

現在，那位主宰著英國經濟學界的大人物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離他82歲生日還有兩週的時間，馬歇爾逝世了。他所留下的是“一份豐厚而且具有深遠意義的遺產”以及“一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被填補的空缺”。他的親友和同事、學生紛紛表示哀悼，並出席了葬禮，包括福克斯韋爾：馬歇爾生前曾經多次努力嘗試挽回兩人的友誼，但一次次都被無情地拒絕了。一個難解之謎是，弔唁者中沒有庇古。在稍後的新學期開學典禮上，庇古對學生們講道：“如果可能的話，希望我能作為一名傳教士在你們這些年輕人當中傳播他的精神，使得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能夠無止境地延續下去。”

不過，新古典學派一統江湖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了。外部的反對力量風起雲湧，漸成氣候，內部也暗流湧動，一觸即發。交鋒的地點落在了庇古所開闢的處女地上。針對外部性問題——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西奇威克提出來的，他舉了著名的“燈塔”的例子，庇古認為應該通過稅收和補貼加以抵消，這樣的稅收被稱為“庇古稅”，現代的燃油稅就是實際的應用案例。很快，兩位好戰的鬥士——來自倫敦經濟學院的羅賓斯和芝加哥大學的奈特領頭髮難，最後由科斯一錘定音：在產權明晰的條件下，人們可以通過協商一致的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問題，因此無需徵稅和補貼。前者導致庇古的分析工具被摒棄，後者則讓庇古的理論體系被瓦解。這樣的打擊不可謂不沉重，但致命的一擊卻並非來自敵對的陣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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