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文/謝琰

摘要與關鍵詞

內容提要:柳永詞是歷代都城文學發展史中的重要一環,包括獻頌應制詞、汴京生活詞、羈旅憶京詞等類型。從主題和細節來看,柳永詞書寫汴京並不具備足夠的新意和優勢;從詞彙、修辭來看,同樣偏於平庸。其創造力與魅力主要體現在結構技巧,即敘寫天氣和描述行走。相比於漢唐詩賦,柳永詞不再注重刻畫都城的空間特徵,而是著力表現時間特徵與身體經驗,說明其都城觀念由“塑造權威”轉為“表現風俗”。此觀念與“天子與民同樂”的政治風氣緊密相聯;相關結構技巧的形成,則是柳永斟酌文體的結果。綜合技巧和觀念來看,柳永製造出“都城詞”話語系統,深刻影響後世詞乃至“俗文學”,為都城文學話語提供了新的開展方向。從話語系統視角解析柳永詞及都城文學,更利於凸顯文學的主體性與主動性:文學產生於都城,同時也製造都城。

關鍵詞:柳永詞;汴京;都城文學;話語系統

柳永詞與北宋都城汴京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係。根據目前最權威的兩種《樂章集》整理本所附錄的《柳永年表》和《柳永簡譜》[ 1 ],柳永在景祐元年(1034)登進士第之前,有近40年時間主要生活在汴京。他入仕之後,也多次在汴京任職或暫居。而無論是早年漫遊各地還是中年遊宦多方,他在諸多羈旅詞中不斷抒發對於汴京的思念,“凡柳詞中所謂‘故里’、‘鄉關’者,均指汴京”[ 2 ]。因此,汴京對於柳詞來說是一個持久存在、影響巨大的空間要素。寫於汴京的詞以及書寫汴京的詞(二者有交集),在柳詞中佔據壓倒性的比重。本文要討論的是書寫汴京的柳詞,即那些明確描寫了具有都城標識的風物人事的作品,共計54首,約佔全部柳詞的四分之一。其餘單純描寫個體空間的柳詞,即便寫於汴京或暗示了都城標識,均不予討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抽析,目的是為了從一個新視角來細讀柳詞,即將柳詞放在歷代都城文學話語的發展史中來分析其特色、評判其價值。

事實上,無論對於柳詞還是對於宋詞研究而言,都城視角本身不是一個新視角。眾多論著探討了北宋城市發展與柳詞、宋詞的關係[ 3 ],還有論著專論都城汴京[ 4 ]。這些成果的侷限性有二:第一,常將城市、都市與都城混為一談,不易將審美研究推向深入。柳永詞書寫地方城市,其目的、觀念、謀篇佈局常與書寫汴京不同。比如寫成都的《一寸金》(井絡天開),寫蘇州的《永遇樂》(天閣英遊),寫杭州的《早梅芳慢》(海霞紅)、《望海潮》(東南形勝),都是投獻府帥、太守之作,喜歡完整鋪敘一方地理風土,又常用懷古筆調,這些核心特點都與汴京詞不同。第二,這些成果受限於傳統的體裁發展視角或題材演變視角,其結論通常是:都城促進了詞體某些方面的發展,或詞作的題材內容反映了都城的某些新現實。本文希望突破上述侷限,一方面將柳詞視作歷代都城文學發展史中的重要一環,藉此觀察詞體對於都城文學的特殊貢獻;另一方面又將文學創作視作一種獨立、主動、精緻的話語系統,探討柳詞書寫汴京的特殊技巧與觀念,藉此觀察汴京這樣一座脫離了漢唐京洛傳統的嶄新都城,如何在新文體中獲得新表達。換句話說,學界通常探討的是都城如何產生文學、汴京如何產生柳永,而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文學如何製造都城、柳永如何製造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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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與細節:柳永詞書寫汴京平議

本文討論的54首書寫汴京的柳永詞,按照作品主題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獻頌應制詞,即有明確政治目的、與帝王意志或帝王身體密切相關的作品,計17首;二是汴京生活詞,即身居汴京、圍繞個體經驗而描寫都城的作品,計19首;三是羈旅憶京詞,即人在旅途、以回憶方式描寫都城的作品,計18首。

首先梳理獻頌應制詞。大致又可分為兩組。一組寫於大中祥符年間,與“天書封祀”事件密切相關,非常鮮明地表達了帝王意志,包括《玉樓春》5首中的4首(“閬風歧路連銀闕”除外)以及《巫山一段雲》5首。陶本主要依據吳熊和文[ 5 ],將以上9首都繫於祥符間,認為前4首皆為頌聖而作(“星闈上笏金章貴”可能是投獻丁謂),而後5首皆為道曲,功能類似於同時期真宗親作的《步虛詞》。薛本傾向於將9首詞區別對待,但也明確將其中3首繫於祥符間,並直言是柳永為諷刺天書事件而作。筆者反對“諷刺”之說,主要理由在吳熊和文中已展露充分:祥符年間,獻頌之風甚囂塵上,且多由此得第者,與此同時,權停、削減貢舉時常發生,柳永必然是懷著頌聖目的去撰寫樂章,以求仕進。

另一組獻頌應制詞是難於系年的。這8首詞中,除了《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可能是為“大封拜宗室”而作[ 6 ],性質比較獨特,其餘7首都是描寫一些頻繁出現的政治事件。《御街行》(燔柴煙斷星河曙)寫御樓肆赦,《破陣樂》(露花倒影)寫金明池遊宴,《送征衣》(過韶陽)、《永遇樂》(薰風解慍)寫乾元節聖壽,《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寫老人星見,《傾杯樂》(禁漏花深)寫元宵,《柳初新》(東郊向曉星杓亞)寫進士及第。這7首詞無一例外以帝王端坐或遊幸的身體作為畫面中心,如“寶輦”、“天步”、“天顏”、“彤庭”、“元首”、“堯階”、“鳳輦”等。薛、陶二本對7首詞主題的判斷基本一致,但對作年及相關背景的判斷分歧很大。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詞本身不能如《玉樓春》一般提供明確的系年線索。第二,柳永自身生平履歷不明,至今仍有大量疑點。第三,上述政治事件實際上是功能相同、場景相似的政治性節日,無法分辨年份。檢《宋會要輯稿》,真宗幸金明池有6次,仁宗幸金明池有8次,老人星(即壽星)在仁宗朝出現21次[ 7 ]。當然,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仍可以排除一些年份,或將某些年份的可能性提升,但準確系年仍不現實,且無必要。柳永從少年到中年都生活於汴京,對於獻頌應制話語非常熟悉,能在詞中運用自如並保持模式化與穩定性[ 8 ]。

其次梳理汴京生活詞。正如獻頌應制詞的標識是帝王意志或身體,汴京生活詞的標識則是酒筵歌席,這是柳永個體經驗的核心部分。19首汴京生活詞,除了《郭郎兒近拍》和《西施》以妓館為中心,未明寫歌酒,其餘17首都明確寫了酒筵歌席,並以此為基點來觀察都城。它們的系年難度更大,陶本幾乎不作任何考證,而薛本也往往勉強區分為出仕前和出仕後。出仕前有14首。其中,《鶴沖天》(黃金榜上)和《長壽樂》(尤紅殢翠)兩首,因為涉及科舉而描寫了都城風物,後者甚至寫到了帝王身體即“天顏”,但純是“羅綺叢中,笙歌宴上”的狂想,立場與《柳初新》迥然不同;《如魚水》(帝裡疏散)、《荔枝香》(甚處尋芳賞翠)、《玉蝴蝶》(是處小街斜巷)、《郭郎兒近拍》(帝裡)、《集賢賓》(小樓深巷狂遊遍)5首,只比普通狎妓詞多描寫了一點都城景觀;《看花回》(玉墄金階舞舜幹)、《長壽樂》(繁紅嫩翠)、《迎新春》(嶰管變青律)、《歸去來》(初過元宵三五)、《甘州令》(凍雲深)、《拋球樂》(曉來天氣濃淡)、《木蘭花慢》(拆桐花爛漫)7首,大量描寫了都城街景,是本類中最精彩的部分。出仕後的作品有5首,即《長相思慢》(畫鼓喧街)、《透碧霄》(月華邊)、《滿朝歡》(花隔銅壺)、《玉蝴蝶》(誤入平康小巷)、《西施》(柳街燈市好花多)。它們同樣基本圍繞酒筵歌席而展開,但由於作者受“名宦拘檢”,心態發生變化,描寫也發生分裂:都城風物與酒筵歌席被有意隔離開了。

最後梳理羈旅憶京詞。筆者選擇的18首羈旅詞,不但難於系年,而且究竟寫於何地,薛本和陶本也常意見相左,或語焉不詳。不過,無論這些詞寫於何時何地,它們書寫汴京的話語特徵都高度一致。汴京經過柳永思念之情的加工,變成一個破碎而時顯抽象的空間。這個空間仍然是以酒筵歌席為中心。比如《竹馬子》(登孤壘荒涼)、《陽臺路》(楚天晚)、《木蘭花慢》(倚危樓佇立)、《曲玉管》(隴首雲飛)、《傾杯樂》(鶩落霜洲)、《引駕行》(紅塵紫陌)、《洞仙歌》(乘興)7首,將關於汴京的回憶完全鎖定到酒筵歌席,或進一步縮小為閨閣床幃。由於回憶天然帶有遊移性質,柳永有時會由酒筵歌席連帶想起更多的都城風物。比如《古傾杯》(凍水消痕)寫到了名園芳樹,《引駕行》(虹收殘雨)、《笛家弄》(花發西園)、《塞孤》(一聲雞)、《宣清》(殘月朦朧)、《戚氏》(晚秋天)、《迷神引》(一葉扁舟輕帆卷)、《安公子》(遠岸收殘雨)7首詞寫到了都城建築或酒席風俗,而《鳳歸雲》(戀帝裡)則展現了異常詳盡的街景畫面,可與汴京生活詞相媲美。還有兩首詞比較特殊,將現實與回憶、外地與汴京的相關畫面交織在一起:《內家嬌》(煦景朝升)寫芳郊踏青,《如魚水》(輕靄浮空)寫畫舫禊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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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從主題角度梳理了柳永詞書寫汴京的三大類型:獻頌應制詞,汴京生活詞,羈旅憶京詞。這樣的創作風貌,很容易讓人以“題材的開創性”為噱頭來哄抬柳詞的詞史地位。然而,稍微翻檢詞籍可知:柳永書寫都城的各種基本主題,皆非原創,更非獨創。比如元宵詞,北宋前期有4首[ 9 ];進士登第詞,唐五代有9首[ 10 ],北宋前期有3首;獻頌詞,唐五代有8首,北宋前期有6首;另外,唐五代以來其他書寫都城的詞也有很多,僅慢詞就有9首。宮闕都門、水榭月亭、君臣朝野、節令風俗、酒筵歌席,所有這些帶有都城標識的風物人事,都在唐五代以來的歌詞中得到了豐富觀照。尤其是與柳永同時代的晏殊、張先以及稍後的歐陽修,在汴京詞創作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現。僅從主題著眼來評斷柳永詞書寫都城的創造性,是不理智的印象式批評。

閱讀柳詞容易產生的另一個印象是:柳詞善於觀察和記錄都城細節,堪稱“詞中的《清明上河圖》,詞中的《東京夢華錄》”[ 11 ]。事實上,張擇端所繪圖景、孟元老所記事實,距離柳永所寫場景可能有近百年的時間差,沒有必要強加比附;而準確觀察與忠實記錄也只是極為尋常的一種技能,並不足以宣示柳永的藝術天賦。細究起來,柳詞書寫汴京的豐富度和細緻度,非但遠遠遜色於筆記和繪畫,而且與同一時期的詩賦作品相比也毫無優勢可言。筆者以柳永最富盛名的汴京詞《破陣樂》為例,略作對比分析。與其同時期或相去不甚遠的7篇詩賦,同樣書寫了金明池遊宴(包括瓊林苑宴,與前者往往連為一體)。筆者將《破陣樂》拆分為若干段落,將其他7篇作品編號、拆解,將描寫相似場景的句子分別羅列在柳詞的相關段落之下。編號如下:1柳永《破陣樂》,2楊侃(楊大雅)《皇畿賦》[ 12 ],3王珪《宮詞》[ 13 ],4張公庠《宮詞》[ 14 ],5晏殊《上巳賜宴瓊林與二府諸公游水心憩於西軒二首》[ 15 ],6晏殊《上巳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即事口占三首》[ 16 ],7韓維《城西二首》[ 17 ],8韓琦《從駕過金明池》[ 18 ]。對比結果如下:

1 露花倒影,煙蕪蘸碧

3 岸花堤草弄春時

4 不如直上紅樓去,盡見瓊林十里花

5 內園桂樹綠成陰

6 殿後花枝白間紅

7 千重翠木開珍圃

8 春留苑樹陰成幄

1 靈沼波暖

2 太液無濫觴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始暖

5 緒風遲日滿煙波

7 百頃晴波御柳邊

8 雨漲池波色染苔

1 金柳搖風樹樹

3 三月金明柳絮飛//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5 三月楊花飛似雪

6 樓前當道綠楊風

1 系彩舫龍舟遙岸

2 鷁首萬艘而壓浪

3 樓船百戲催宣賜//畫船驚起宿鴛鴦

6 綵樓朱舫鼓聲繁

7 春旗偃蹇近樓船

1 千步虹橋,參差雁齒

2 虹橋一道而通輦

5 何妨寫盡憑高意,十步虹橋徹水心

8 空外長橋橫螮蝀

1 直趨水殿

2 其西則有池鑿金明,波寒水殿。

3 太液波清水殿涼

6 水心樓殿半斜陽

8 帳殿深沉壓水開

1 繞金堤、曼衍魚龍戲

2 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魚龍之質

7 魚龍奇戲出中淵

1 簇嬌春羅綺,喧天絲管

5 咽雲簫鼓傳聲沸

6 曲榭迴廊手伎喧,綵樓朱舫鼓聲繁

1 霽色榮光,望中似睹,蓬萊清淺

5 臨水樓臺倒影多

6 誰道人間泛仙境

8 城邊真境闢蓬萊

1 時見。鳳輦宸遊,鸞觴禊飲,臨翠水、開鎬宴

2 天子乃駐翠華,開廣宴,憑欄檻於中流,瞰渺茫於四面

4 西苑春深奉翠華,朱欄千萬護珍葩

6 橫飛彩檻波光外,倒寫朱闌水影中

7 共傳恩詔樂芳辰//百尺朱樓壓寶津//靈沼空思鎬邑篇//幾日金輿下閶闔

8 幾時宸輦一遊來//匪朝侍宴臨雕檻

1 兩兩輕舠飛畫楫,競奪錦標霞爛

2 命樓舡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俄而旗影霞亂,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名佽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之郎既眾,文身之卒且多。類虯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黿鼉。勢震動于山嶽,聲沸騰於江河

3 第一錦標誰奪得,右軍輸卻小龍船

8 共看龍艘奪錦回

1 聲歡娛,歌魚藻,徘徊宛轉

2 應樂鼓舞,隨波出沒

7 韶樂鏗轟羅帳殿

1 別有盈盈遊女,各委明珠,爭收翠羽,相將歸遠

2 士庶縱觀而逾月

3 不知紅藥欄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鈿

6 遊人已著濃春去,不待歌長舞袖翻

1 漸覺雲海沉沉,洞天日晚

2 鑾輿臨賞以盡日

6 春留融冶日添長,萬品無涯入醉鄉

從以上對比可見,柳詞中的每一處細節,在同時期詩賦作品中都有充分描寫,有時連觀察角度和措辭都一樣,甚至比柳詞描寫更為細緻。即便整體來看,柳詞所寫事項也並不比王珪、韓維的組詩更豐富,更比不上楊侃的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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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柳永詞書寫汴京,並沒有在詞的世界中創造出嶄新的都城主題,也沒有比同時代的詩人賦家更懂得觀察都城細節。如果把柳永詞放在歷代都城文學發展史中來觀照,其基本主題與內容細節仍然顯示不出實質性的創新之處。柳永寫獻頌應制詞,唐人也寫了很多長安應制詩;柳永寫羈旅憶京詞,唐人也寫了很多“望京”詩,最著名的比如杜甫《秋興八首》;柳永描繪汴京生活,唐人也不斷書寫長安風物人事,比如白居易《新樂府》組詩,其細節之豐富、刻畫之精確,比之柳詞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徹底拋棄淺顯的題材視角以及侷限的體裁視角,轉從話語系統視角來研究柳詞的汴京書寫,是窺見其真實創造力與獨特魅力的有效途徑。

二、天氣與行走:柳永詞如何製造汴京

文學話語系統應該包含哪幾個要素?學界沒有共識。筆者嘗試提出一個初步的理論框架,即詞彙、修辭、結構、觀念四要素。所謂文學話語系統,就是特定觀念與一整套技巧的總和,這套技巧包括詞彙使用的技巧、具體修辭手法的運用技巧以及謀篇佈局的結構技巧。如果沒有特定觀念作為表達目的,那麼就只有語言系統,沒有話語系統;如果沒有穩定且成套的技巧,那麼就只有散碎的話語,而沒有話語的系統。文學話語系統可以維繫於時代、作者、題材、體裁而存在,意味著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題材類型、不同體裁類型的文學作品,都可能擁有獨立且獨特的話語系統,用來表達特定個體、群體、領域所集中關注的觀念。本節著重探討柳詞技巧,下節則進一步分析觀念。

學界對柳詞技巧的理解通常是:對於詞彙,學界關注點在“俗語”或“口語”[ 19 ];對於修辭手法,學界關注點在“對句”[ 20 ];對於結構技巧,學界關注點在“以賦為詞”或“鋪敘形容”,並常對“領字”或“虛字”特別關注[ 21 ]。筆者以為,柳詞一方面擁有一些整體性的、有個人特色的話語技巧,另一方面在從事不同題材創作時又對這些技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取捨應用,或者開發出一些服務於特定題材的技巧。具體題材具體分析,是深化審美研究的有效途徑。

柳詞書寫歌妓,使用了大量俗語,但書寫汴京卻很少使用俗語,而且其詞彙皆無新穎之處。對於最能見出藝術創造力的比喻修辭,柳永的運用更令人失望。他將天比作水,將女人比作花木鶯燕,將風景比作畫屏錦繡,不但無創意,而且多重複。他在鋪敘、對仗的時候,也極多雷同之語。比如“綠嬌紅奼”、“共綠蟻、紅粉相尤”、“綠陰紅影”、“尤紅殢翠”、“繁紅嫩翠”、“眷紅偎翠”,都是紅配綠;“柳抬煙眼,花勻露臉”、“露花倒影,煙蕪蘸碧”、“煙和露潤”,都是“煙”對“露”。如果將統計範圍擴大到全部柳詞,雷同性會更明顯,無怪清人錢裴仲抱怨說:“柳七詞中,美景良辰、風流憐惜等字,十調九見。”[ 22 ]

柳詞在書寫汴京時,其詞彙使用和修辭手法運用都沒有展現出足夠的藝術天賦。結合前文所論,我們甚至可以說,書寫汴京的柳永詞在基本主題、內容細節、詞彙使用技巧、修辭手法運用技巧四個方面,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創造力和魅力。他彷彿使用了一批極為平凡普通的質料,但卻搭建成了極為優美的建築。因此,他在謀篇佈局方面的結構技巧,除去學界總結的“鋪敘”、“善用領字”等基本特徵之外,應該還藏著很深的奧秘有待發掘。筆者以為,柳永詞在製造汴京的過程中主要使用了兩種結構技巧:筆者以為是結構技巧:一是敘寫天氣,二是描述行走。

筆者所謂“天氣”,泛指各種天象變化以及相關的自然物態變化。在書寫汴京的54首柳永詞中,有33首以描寫天氣開篇,其中20首是以描寫汴京天氣開篇。相比之下,唐詩書寫長安,開篇往往描寫地理或建築。我們先看幾首唐詩:

盧照鄰《長安古意》: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 23 ]

駱賓王《帝京篇》: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銅羽應風回,金莖承露起。[ 24 ]

岑參《登總持閣》: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25 ]

李白《君子有所思行》: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廄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伊皋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鐘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東海金,何爭西飛匿。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 26 ]

韋應物《登樂遊廟作》:高原出東城,鬱郁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頹壖久凌遲,陳跡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衝漠,跡寓心自忘。[ 27 ]

白居易《登觀音臺望城》: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 28 ]

以上唐詩中,長安城的地理與建築奠定了全詩基調,構成了全詩框架,是詩人最想強調的都城特徵[ 29 ]。而天氣因素總是附著於空間,修飾著不斷推移、展開的空間,如“北堂夜夜”、“南陌朝朝”、“萬戶千門平旦開”、“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煙”、“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從空間特徵或情感邏輯來看,這些詩的結構是清晰的,但從天氣、時間的角度來看,則大多是混亂、跳躍乃至模糊不清的。韋應物詩雖勾勒出較清晰的時間線索(從白天到日暮),但相關的天氣描寫依然薄弱。比如“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與其說在寫天氣,不如說在借景抒情。

柳永詞往往在開篇集中描寫天氣,然後又常在篇中各處點綴一些天氣現象,從而勾勒出時間的不斷推移,塑造出清晰而豐滿的時間特徵,所以筆者將此技巧歸納為:敘寫天氣,即不是靜觀天象,也不是借景抒情,而是用敘述筆調來描寫天氣變化的過程。比如:

《傾杯樂》: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蕙風布暖。變韶景、……銀蟾光滿。……嘉氣瑞煙蔥蒨。……龍鳳燭、交光星漢。……向曉色、都人未散。

《柳初新》:東郊向曉星杓亞。報帝裡、春來也。柳抬煙眼,花勻露臉,……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喜羽遷鱗化。

《破陣樂》:露花倒影,煙蕪蘸碧,靈沼波暖。金柳搖風樹樹,……霽色榮光,……漸覺雲海沉沉,洞天日晚。

《醉蓬萊》: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金莖有露,碧天如水。……夜色澄鮮,……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太液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

《透碧霄》:月華邊。萬年芳樹起祥煙。……端門清晝,觚稜照日,雙闕中天。

《滿朝歡》:花隔銅壺,露晞金掌,都門十二清曉。帝裡風光爛漫,偏愛春杪。煙輕晝永,……巷陌乍晴,香塵染惹,垂楊芳草。

《迎新春》:嶰管變青律,帝裡陽和新布。晴景回輕煦。……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漸天如水,素月當午。……更闌燭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拋球樂》:曉來天氣濃淡,微雨輕灑。近清明,風絮卷陌,……須信豔陽天,看未足、已覺鶯花謝。

《甘州令》:凍雲深,淑氣淺,寒欺綠野。輕雪伴、早梅飄謝。豔陽天,正明媚,卻成瀟灑。……賴和風,蕩霽靄,廓清良夜。玉塵鋪,桂華滿,素光裡、更堪遊冶。

《木蘭花慢》:拆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風暖繁弦脆管,萬家競奏新聲。

《長壽樂》:繁紅嫩翠。豔陽景、妝點神州明媚。……竟尋芳選勝,歸來向晚,起通衢近遠,香塵細細。

在以上詞作中,柳永總是完整展現天氣變化的過程:從夜晚到清晨,從清晨到白天,從白天到日暮,從白天到月夜,從月夜到白天,從夜晚到夜深,從晴到雨,從雨到晴,從雪到晴,等等。如果說前面那組唐詩給人的整體感覺是:長安的空間容納了長安的天氣;那麼,這組詞給人的感覺則是:汴京的天氣籠罩了汴京的空間。於是,柳永塑造出風雲卷舒、綿綿不盡的時間特徵。

柳永還頻繁在詞的下闋使用一種結尾技巧,即表達堅定的姿態或強烈的願望,讓時間特徵無休無止地延續下去,宣洩著欲罷不能的甜蜜與痴狂。比如:

《迎新春》:隨分良聚。堪對此景,爭忍獨醒歸去。

《看花回》:忍負芳年。笑筵歌席連昏晝,……賞心何處好,惟有尊前。

《拋球樂》:對綠蟻翠蛾,怎忍輕舍。

《甘州令》:好時節、怎生輕舍。……素光裡、更堪遊冶。

《木蘭花慢》: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長壽樂》:願長繩、且把飛烏系。任好從容痛飲,誰能惜醉。

這樣的結尾,會讓人覺得日月輪轉、晴雨不定的天氣畫卷,並沒有隨著詞的結束而結束;詞中的天氣與時間,具有感染真實生活的魔力。

柳永高度重視汴京的時間特徵,與其極為忽視汴京的空間特徵是密切相關的。在54首柳詞中,竟無一處明確指稱汴京的地名或建築名。柳永的指稱方法有三:一是使用普泛的美稱,如“鳳樓”、“皇居”、“層城閬苑”、“層臺芳榭”、“寶階香砌”、“華闕”、“清都絳闕”、“錦街香陌”、“名園”、“朱門院落”等;二是使用數詞,如“六街”、“都門十二”、“九陌”、“九衢三市”、“萬家”、“萬井”,這些數詞或是泛指數量多,或是借用禮制中的都城空間結構或漢唐長安城的空間結構,比如“都門十二”出自《周禮·考工記》同時也是漢唐長安城的真實建制,“六街”指唐長安城左右六街,“九陌”指漢長安城的八街九陌;三是直接借用漢唐長安城的地名或建築名,如“太液波翻,披香簾卷”、“蓬萊清淺”、“金莖有露”、“露靉金莖”、“露晞金掌”、“過平康款轡”、“平康巷陌”、“鶯囀上林”、“占斷五陵遊”等。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以上指稱方法,無論視作借代還是用典,其實都是詩賦的常用技巧,只不過柳永對此種技巧進行了過度使用,從而顯示出獨特意義。在唐詩中,漢長安與唐長安往往是交織出現的,歷史空間與現實空間交疊在一起,由於兩座都城的實際位置非常接近,所以唐詩中的長安不但沒有喪失空間特徵,而且因為歷史遺蹟的加持而更顯厚重博大。在柳永詞中,遠離漢唐都城的汴京卻完全喪失了現實空間特徵。柳永用美稱、數字和舊名稱所構造出來的都城世界,猶如漢唐長安的模糊影子,而與汴京實景相去甚遠。對於汴京城的獨特空間特徵[ 30 ],比如一馬平川的地勢,水陸縱橫的交通,三重方城的結構,分散的街市,臨街的店鋪酒樓,柳永詞從未明寫。唐人王建尚且描繪出當時的地方城市汴州“水門向晩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的獨特景觀[ 31 ],柳永卻對此視若無睹。當他不斷書寫夜露下的“金莖”、“金掌”,或許他面對的只是汴京“大內”中高聳的一個簷角,那與漢武帝的承露臺之間,不存在任何空間上的聯繫或形象上的相似。當他寫下“鳳樓臨綺陌,嘉氣非煙”,或許他正面對著一幢幢臨街甚至侵街的店鋪,賣茶供酒,熱鬧非凡,但他對於空間特徵的吝嗇描寫,卻讓人覺得汴京街景與張衡《西京賦》“㕓裡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32 ]、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33 ]、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 34 ]所展示的漢魏京洛舊都,並無二致。因此,誇張點說,柳永詞中的汴京是一個被徹底架空的虛擬空間。籠統讀去,彷彿樓臺林立,巷陌縱橫,栩栩如生;細究起來,則處處如夢幻泡影,不見實相。

然而,即便柳永站在一個類似網絡遊戲世界的虛擬空間中,他也需要進行空間移動,以應和時間流逝。汴京失去現實空間特徵,不代表柳永失去空間感;他會製造一些主觀空間特徵。如前文所述,獻頌應制詞以帝王意志或身體為中心,而汴京生活詞、羈旅憶京詞則以酒筵歌席為中心,意味著這些柳詞中存在兩個主觀空間:一是皇權空間,二是私人空間。它們不依賴具體的現實空間而存在,可以出現在許多地點、許多場合。兩個空間之間的廣闊地帶,就是既不屬於帝王也不屬於作者的公共空間,它同樣是一個主觀空間。柳永書寫汴京,正是通過緩慢的身體移動,在三個空間往返穿梭,靜靜地應和著天氣變化和時間流逝。筆者將此種結構技巧稱為:描述行走。騎馬、乘車、步行,只要速度夠慢,都可以稱作“行走”。具體而言,柳永經常使用的是三種寫法。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第一種寫法是描述帝王的行走,勾連起權力空間與公共空間。比如《傾杯樂》寫“翠華宵幸”,《御街行》寫“寶輦迴天步”,《破陣樂》寫“鳳輦宸遊,鸞觴禊飲”。帝王停留或徘徊在皇權空間的邊緣,直接面對公共空間。《破陣樂》還呈現了兩種行走:上闋描寫作者在金明池邊的行走,下闋則描寫帝王“宸遊”,用一句“時見”勾連起二者。這些詞的結尾也很值得琢磨:前兩首都以臣民的祝願收尾,《破陣樂》以遊人的行走收尾,都傾向於表現一個平和融洽的公共空間,並不想強調皇權的威嚴感與籠罩感。

第二種寫法是描述自身的行走,勾連起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甘州令》雲:“玉人歌,畫樓酒,對此景、驟增高價。賣花巷陌,放燈臺榭。……玉塵鋪,桂華滿,素光裡、更堪遊冶。”這首詞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柳永從酒筵歌席走向汴京街道的過程。但在大部分詞中,柳永的寫法是倒過來的:先描述行走在公共空間,再描述走回或走向私人空間。比如:

《迎新春》:帝裡陽和新布。……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燃絳樹。……香徑裡,絕纓擲果無數。……隨分良聚。堪對此景,爭忍獨醒歸去。

《拋球樂》:風絮卷陌,菸草池塘,盡堪圖畫。……是處麗質盈盈,巧笑嬉嬉,爭簇鞦韆架。……少年馳騁,芳郊綠野。占斷五陵遊,……向名園深處,爭泥畫輪,競羈寶馬。取次羅列杯盤,就芳樹、綠陰紅影下。……恣幕天席地,陶陶盡醉太平,且樂唐虞景化。……對綠蟻翠蛾,怎忍輕舍。

《歸去來》:燈月闌珊嬉遊處。遊人盡、厭歡聚。……歌筵罷、且歸去。

《木蘭花慢》: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人豔冶、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長壽樂》:是處樓臺,朱門院落,弦管新聲騰沸。恣遊人、無限馳驟,驕馬車如水。竟尋芳選勝,歸來向晚,起通衢近遠,香塵細細。……向尊前、舞袖飄雪,歌響行雲止。

《鳳歸雲》:戀帝裡、金谷園林,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向玳筵、一一皆妙選。……盡堪隨分、俊遊清宴。(引者按:回憶汴京結束於此)

有時候,柳永會在詞的開頭極為簡略地描述公共空間中的行走,然後徑直走入私人空間。他通常將這樣的行走稱作“狂遊”、“爛遊”。比如《集賢賓》:“小樓深巷狂遊遍,羅綺成叢。”《玉蝴蝶》:“是處小街斜巷,爛遊花館,連醉瑤卮。”《如魚水》:“帝裡疏散,數載酒縈花系,九陌狂遊。良景對珍筵,惱佳人自有風流。勸瓊甌。”

第三種寫法是也是描述自身的行走,詞中的柳永也是從公共空間走入私人空間,但他在描述公共空間時加上了權力空間的影子。比如《長相思慢》、《透碧霄》、《滿朝歡》三首,都是上闋寫“嚴城”、“金莖”、“端門”、“雙闕”、“金掌”、“上林”、“靈沼”等事物,經由“巷陌縱橫”、“錦街香陌”、“巷陌乍晴”等場景的過渡,描述“過平康款轡”、“傍柳陰、尋花徑”的行走過程,然後轉入下闋對於酒筵歌席的描寫。柳永將皇權空間設置為公共空間的背景,又從公共空間走入私人空間,顯示了一種緊張關係:他在出仕之後,既要迎合皇權空間,又想躲避它。與上一組詞不同,這組詞的結尾都表達了痛苦之情。

柳永一方面喜歡描述自身行走,一方面又不斷描述其他“都人”的行走。他常常將行走的主語變得模糊,稱作“遊人”、“少年”,實質上將自己也視作其中一員,將行走描述成了足以籠罩全篇的結構線索。為了表現此點,柳永經常使用三組詞彙:一組是表示遍佈感、充盈感的詞彙,如“是處”、“觸處”、“十里”、“傾城”、“占斷”、“遍”、“布”、“滿”、“簇”、“盡”、“度”、“恣”;一組是表示身體姿態與趨向的詞彙,比如“向”、“過”、“遊”、“就”、“對”、“尋”、“歸”、“出”、“遞”、“傍”;一組是直接表示公共空間的名詞,如“巷陌”、“九陌”、“錦街香陌”、“香徑”、“名園”、“通衢”、“路旁”、“郊坰”、“芳郊”。這些詞彙本身並不精彩,但卻對全詞結構貢獻甚大:它們充分塑造了行走的感覺,強調了行走的意義。無論柳永是否騎馬乘車,無論走到何處,耗時多久,他彷彿永遠都在漫步。他會不斷穿越人潮,遇見無數身形、無數面孔;不斷路過、逗留、對視、靠近、尋覓、走遠、折返,用身體的姿勢來表示空間的複雜,儘管他從未將現實空間準確刻畫出來;他也會看見車馬馳驟,也會自己縱橫馳奔,但他更願意強調的是“款轡”、“泥畫輪”、“羈寶馬”之後的步行與駐足。

以上三種寫法表明,柳永似乎常常做“空間降級”運動:他讓帝王從皇權空間緩緩降落到公共空間,又讓自己從公共空間緩緩降落到私人空間;他自覺向個體經驗傾斜或靠近,製造出非常生活化的身體感受,引領讀者隨之漫步、隨之享受。相比之下,書寫長安的唐詩無法提供這樣的運動特徵。首先,在前引6首唐詩中,作者描述了清晰、準確的長安現實空間,沒有刻意營造主觀空間,或者說,唐詩比柳詞具有更強的寫實性。其次,唐詩作者描寫空間轉移,是迅疾的乃至跳躍的,他們更喜歡描寫車馬的奔馳,或者乾脆取消作者的身體姿態,以一種非常生硬的方式實現空間轉移。比如《登總持閣》的寫法,是登高望遠,依次寫不同方位的景觀;《長安古意》的寫法,則是在道路、貴府、娼家等區域之間不斷實施場景切換。換句話說,柳詞中的作者身體是以一種自然經驗狀態緩緩移動,而唐詩中的作者身體要麼靜止不動,要麼簡直如飛鳥疾風。後者的寫法很可能沿襲了漢代京都大賦的傳統,即以虛擬的身體描寫現實的空間,而柳永則是以現實的身體描寫虛擬的空間。

綜上所述,柳永詞製造汴京的技巧主要體現在結構方面,即常常通過敘寫天氣和描述行走,對汴京的時空進行重構。在諸多柳詞中,汴京失去了現實空間特徵,變成了一座依賴時間特徵和身體經驗而存在的虛擬性很強的都城。在羈旅憶京詞中,柳永往往以最凝練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汴京的印象。比如《竹馬子》:“指神京,非霧非煙深處。”《鳳歸雲》:“更可惜、淑景亭臺,暑天枕簟。霜月夜涼,雪霰朝飛,一歲春光,盡堪隨分、俊遊清宴。”《戚氏》:“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帝裡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很顯然,天氣變幻與行走不定,成為汴京畫卷的核心要素。這是柳永用詞製造的汴京。

三、觀念與文體: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如前文所述,文學話語系統可以維繫於時代、作者、題材、體裁而存在。都城文學話語,就是維繫于都城題材而形成的一套觀念與技巧。這套話語系統在不同時代、不同文體、不同作家那裡,當然有不同表現,但整體上呈現出一些共同屬性,比如通常表達了附和皇權的觀念,通常重視刻畫空間特徵從而在詞彙、修辭、結構三方面都形成一些技巧傳統,如地理詞、建築詞、祥瑞詞的使用,帝王典故、宏大比喻、精工對仗的運用,鋪陳排比的結構,等等。柳永詞書寫都城,首先繼承了這套話語系統,其次才是根據汴京特點、北宋風氣以及詞體特質,發展新的話語屬性,建立新的話語系統。新舊系統之間,並不是以此代彼的關係,而是舊枝開新花的關係。柳永詞的結構技巧與觀念,是其主要開新之處。上節探討了結構技巧,本節進一步探討都城觀念及其與結構技巧的關係。

籠統來看,柳詞的都城觀念無非“附和皇權”。所謂“附和皇權”,意味著都城文學始終以各種方式呈現皇權的存在並表達對皇權的歸附與讚美。但如何附和皇權,或者說附和皇權的哪一種特徵,卻能見出鮮明的時代差異。唐詩書寫長安,“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通常是潛臺詞,顯示出“塑造權威”的意識。比如在《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中[ 35 ],李白站在“侍從”立場描寫宜春苑的空間特徵以及帝王的形象,驕傲而欣喜地將自己也塑造為“權威”的一部分:“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而在著名的《秋興八首》中[ 36 ],杜甫全面、準確、嚴肅地描繪了長安的空間特徵,從宮廷一直寫到渼陂。他刻意淡化了身體經驗,從而強化了“權威”;他不斷回憶著“帝王的長安”以及“長安中的我”。相比之下,柳永卻在書寫著“我的汴京”或“我們的汴京”。黃裳《書樂章集後》雲:“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鹹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 37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載:“範蜀公少與柳耆卿同年,愛其才美,聞作樂章,嘆曰:‘謬其用心。’謝事之後,親舊間盛唱柳詞,復嘆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盡形容之。’”[ 38 ]這兩則材料說明,柳永詞表現了一種史書所不能明確揭示的“太平氣象”;根據黃裳的理解,此種氣象主要表現為“洋溢道路之間”的“風俗”。儘管黃裳所謂“嘉祐中”,範鎮所謂“仁廟四十二年”,推遲或侷限了柳詞所書寫的時代,但兩人對“太平”的感悟基本符合柳詞實情:柳永並不想強調皇權本身的形象特徵(這點他和杜甫不同),他希望表現皇權對於社會人心、日常生活的影響效果。換句話說,柳詞不去塑造“權威”,而去表現“風俗”。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相較於漢唐,北宋皇權本身發生了變化。一個顯著表徵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觀念深刻影響了政治架構和政權運行[ 39 ]。就北宋都城政治而言,另一種觀念也不容小覷,即“天子與民同樂”。它常常被認為是一種難以直接影響政治的象徵理念。不過,都城中的“同樂”卻是完全可以落實並具有重大意義的:帝王與都城民眾建立直接聯繫,並且將此種聯繫宣傳為天下範圍內的君民關係的範本。妹尾達彥指出,從唐代後期開始,“比起將王都作為宇宙模型、宇宙哲學性禮儀之都的一面,長安作為現實的居民社會生活場所的一面變得越來越強”,“皇家禮儀開始與各種民間禮儀相結合”,“唐後期至宋的思想界,主張天、宇宙與人關係的宇宙性禮儀論逐漸衰弱,主張禮儀道德性和倫理性功用的新的實踐性禮儀論逐漸形成”[ 40 ]。這樣的政治動向與思想趨勢,恰與北宋建都理念高度吻合。開寶九年(976)四月,宋太祖有遷都洛陽甚至進一步遷都長安的想法,但在晉王即後來的宋太宗的建議下放棄了這個想法,而太宗給出的理由是“在德不在險”[ 41 ]。長安、洛陽有山河形勝,易於捍衛,而汴京處於四通八達的平原地區,享受漕運之利[ 42 ],但缺乏空間層面的安全感。此種憂患意識,一方面在現實層面造就禁軍龐大、城牆高峻等現象,一方面又在觀念層面製造出關於“在德不在險”的種種想象和設定。楊侃《皇畿賦》結尾有一段精闢的對比:“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室壯麗威四夷。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奢,此歌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賦,不敢復談於漢京也。’”[ 43 ]可見,就觀念層面而言,“風化”、“道德”成為汴京異於漢唐長安乃至優於漢唐長安的核心特質(當然,就現實層面而言,漕運與經濟才是汴京的優勢)。如何展現“風化”、歌詠“道德”呢?所謂“實踐性禮儀”成為捷徑。

從大中祥符年間開始,眾多節日和慶典瀰漫汴京城。它們往往與“天書封祀”事件有關,但客觀上刺激了皇家禮儀與民間禮儀的進一步融合。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的一次典禮中,參與者範圍甚廣,“群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貢舉人、蕃夷酋長、道釋、耆壽、坊市民庶悉集宮門外”[ 44 ]。而“百司休務,士庶行樂”這樣的美事[ 45 ],也往往成為典禮的副產品。賜宴觀酺、金明遊幸、元宵觀燈,在真、仁二朝發展得極為頻繁、盛大,它們往往被冠以“與民同樂”的美名。比如天禧五年(1021)二月,“丙寅,雨,丁謂等稱賀,上甚悅。謂因請賜酺,與人共樂。詔從之。在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 46 ]。用劉筠《大酺賦》的話來說,這就叫“王德佈於天下而合聚飲食”、“洽歡心於庶邦”[ 47 ]。又如嘉祐四年(1059)正月,知開封府歐陽修言:“三元放燈,不由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眾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遊。”[ 48 ]此言絕非冠冕套話。筆者翻檢《宋會要輯稿》發現[ 49 ],真、仁二朝汴京元宵的社會活動有三種形式:一是帝王與臣民一起觀燈,二是全城張燈但帝王不觀,三是“罷張燈,縱士庶遊觀,仍不禁夜”。由於災異、喪禮、用兵等因素的干擾,帝王並不能年年觀燈,汴京街道也常不能張燈,但並不影響相關社會活動的舉行。由此可見,即便帝王無法親自“與民同樂”,也要鼓勵和維持“天子與民同樂”的政治風氣。此種風氣,正是柳詞書寫汴京的觀念基礎。無論從柳詞來看,還是從史料記載來看,“與民同樂”的“民”,都不是一個狹隘的階層,而是包括從“群臣”到“坊市民庶”乃至“蕃夷”、“道釋”的廣大汴京臣民;用柳永的話來說,就叫“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柳永通過書寫“我的汴京”,實際上表現了“我們的汴京”,所以柳詞能夠得到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一致欣賞與喜愛。歸根結底,柳永書寫汴京還是要附和皇權,但是他選擇了一種婉曲的方式,使用了一些舒適而優雅的技巧,並且迎合了皇權本身以及政治風氣的一些異動,從而製造出一個能讓所有人感到親切的汴京。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不禁感慨,柳永因《醉蓬萊》詞而得罪仁宗,實在是一樁弔詭的偶然事件;如果不是個別字句觸動了仁宗過度敏感的神經,這首詞的結構與風格堪稱獻頌應制詞的模範。

在書寫汴京的柳永詞中,潛在的“天子與民同樂”的政治觀念支配了“表現風俗”的都城觀念,而後者又支配了敘寫天氣、描述行走的結構技巧。柳永用這套觀念和技巧,為源遠流長的都城文學話語提供了新的開展方向,即在“都城賦”、“都城詩”之後,製造出“都城詞”話語系統。此種“都城詞”既不同於前代都城文學,也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詩賦和詞,具有鮮明的創造性。

面對同一座都城,沐浴著同樣的政治風氣,北宋“都城賦”和“都城詩”卻與“都城詞”拉開了明顯的距離。例如楊侃《皇畿賦》、周邦彥《汴都賦》,儘管在細節上有很多新意,觀念上也講求“畿甸風化”和“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 50 ],但在詞彙、修辭、結構等方面,仍然沿襲漢唐大賦,依照空間次序鋪陳排比。劉筠《大酺賦》篇幅較小,場景較侷限,但也依照事物類型,順次鋪寫魔術、樂舞、雜技、戲弄、觀眾、店鋪等事項[ 51 ],同樣重視表現都城的空間特徵。可見,賦的強大傳統和龐大體量,決定了它書寫都城只能在空間上做文章。賦的傳統也影響了詩。凡是篇幅較長的“都城詩”,都喜歡採用賦筆,比如盧照鄰《長安古意》、駱賓王《帝京篇》。而梅堯臣《和宋中道元夕十一韻》[ 52 ],先鋪寫綵樓車駕,最後寫書生“自苦”,猶如縮微版《長安古意》。他也描寫了帝王和自身的位移,但更像“切換”,而不是“漫步”:“車駕適從馳道入,燈如撒星天向昏。赭衣已御鳳樓上,露臺宣看簇鈿轅。……金吾不飭六街禁,少年追逐乘大宛。呼庖索醑鬥豐美,東市憧憧西市喧。”在近體律詩中,由於結構的整飭和對仗的嚴格,空間特徵更容易被建立起來,哪怕汴京城本身並不能提供相應的嚴整景觀。比如晏殊《扈從觀燈》:“詰旦雕輿下桂宮,盛時為樂與民同。三千世界笙歌裡,十二都城錦繡中。行漏不能分晝夜,遊人無復辨西東。歸來更坐嶕嶢闕,萬樂錚鏦密炬紅。”[ 53 ]梅堯臣《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賦詩得閒字》:“金輿在閶闔,簫吹滿人寰。九陌行如晝,千門夜不關。星通河漢上,珠亂里閭間。誰與聯輕騎,宵長月正閒。”[ 54 ]這兩首律詩建立了帶有虛擬性的都城空間,但未能像柳詞那樣製造出基於時間和身體的新結構。它們似乎既沒能塑造“權威”,也沒有真正表現出“為樂與民同”的新氣象;在晏殊詩中,“雕輿”與“遊人”是被清晰隔離的,各自統治了開頭結尾與中間四句,與柳詞中那些親切自在的君民對接場景截然不同。由此可見,面對同一座倒塌了坊牆、廢除了街鼓制度、容許更自由的街頭漫步、並能提供更有“情趣”的街景的都城[ 55 ],北宋詩賦並不能配上相應的優美、舒適、新穎的書寫話語。它們似乎只能不斷提供新細節,比如宋祁為街頭雜耍寫了兩首小詩《都街見緣橦伎感而成詠二闋》[ 56 ]。這樣的詩通常指向學問和理趣,重在表現個體精神世界。柳永卻在為書寫都城而斟酌新文體、製造新話語。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由於資料匱乏,我們無法知曉柳永斟酌文體的具體過程;從效果推測,“都城詞”的出現一定經歷了對於詞體技巧的謹慎取捨與加工。首先,“都城詞”對天氣的敏感,原本是閨閣詞、宮怨詞的特長。閨閣和深宮的封閉空間,孤獨而單調的情感氛圍,極易孕育零碎而不失精彩的天氣描寫,為“都城詞”提供了啟迪。其次,“都城詞”極少採用代擬體,也即放棄了“男子而作閨音”的詞體技巧,這樣更便於表現普通臣民的都城體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都城詞”更多采用慢詞詞調,更適合表現天氣變化過程和行走經驗。根據施議對的研究,唐五代一些較長的詞調也與《花間》令詞一樣,以“促碎”為特色,“至柳永,始變‘促碎’為‘嘽緩’。所謂‘嘽緩’,即寬舒和緩之義”;“從樂曲形式上看,唐五代令曲小詞,節奏雖促曲連碎,但組織性仍甚嚴密,柳永之《樂章》,似乎把樂曲的結構變散慢了”[ 57 ]。可見,柳永使用的慢詞詞調,往往既不同於令詞也不同於以往慢詞,具有舒緩、鬆弛的結構屬性。就篇幅而言,它具備不輸給古體詩的技巧施展空間;就節奏而言,伸縮合宜的句式又能打破詩體所容易製造的拘束感或緊張感。由以上三點可見,柳永為書寫都城而選擇、改進詞體,與其發揮詞體優勢來書寫都城,似乎是互相促進的過程。相比之下,同時代詞人要保守很多。他們書寫都城,要麼延續令詞傳統,只能書寫生活片段,比如晏殊的兩首《玉堂春》(帝城春暖、斗城池館)[ 58 ];要麼雖然使用較長詞調,但沒有突破代擬傳統,比如歐陽修《驀山溪》(新正初破)[ 59 ]。似乎只有歐陽修《御帶花》(青春何處風光好)[ 60 ]、張先《宴春臺慢》(麗日千門)[ 61 ],比較接近“都城詞”的寫法,但它們在歐、張詞集中只是曇花偶現。唯有柳永,以其持久的努力和穩定的技巧,將新都城的風神熔鑄在新文體中。劉熙載《藝概·詞曲概》雲:“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 62 ]此語用來形容“都城詞”再合適不過。

以上種種比較再次證明,柳永詞最偉大的創變是結構技巧;無論從音樂來看還是從文學來看,都是如此。他製造了一套最適合表現風俗又最適宜淺斟低唱的都城文學話語。柳永以後,“都城詞”遂以風俗、天氣、行走為三要素,綿延不絕,時有佳作。比如:

万俟詠《雪明鳷鵲夜慢》:望五雲多處春深,開閬苑、別就蓬島。正梅雪韻清,桂月光皎。鳳帳龍簾縈嫩風,御座深、翠金間繞。半天中、香泛千花,燈掛百寶。 聖時觀風重臘,有簫鼓沸空,錦繡匝道。競呼盧、氣貫調歡笑。暗裡金錢擲下,來侍燕、歌太平睿藻。願年年此際,迎春不老。[ 63 ]

趙長卿《寶鼎現》:囂塵盡掃,碧落輝騰,元宵三五。更漏永、遲遲停鼓。天上人間當此遇。正年少、盡香車寶馬,次第追隨士女。看往來、巷陌連甍,簇起星毬無數。 政簡物阜清閒處。聽笙歌、鼎沸頻舉。燈焰暖、庭幃高下,紅影相交知幾戶。恣歡笑、道今宵景色,勝前時幾度。細算來、皇都此夕,消得喧傳今古。 排備綺席成行,爐噴嫋、沉檀輕縷。睹遨遊彩仗,疑是神仙伴侶。欲飛去、恨難留住。漸到蓬瀛步。願永逢、恁時恁節,且與風光為主。[ 64 ]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65 ]

第一首是典型的獻頌應制詞,描寫徽宗臘月遊觀,宣揚“聖時觀風重臘”的觀念。第二首應稱為臨安生活詞,但實與汴京生活詞極為相似:作者既敘寫天氣變化,也描述自己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行走,還宣揚了“政簡物阜”的觀念。第三首是高手名作,鄧廣銘推測作於臨安[ 66 ]。辛棄疾將天氣變化與人間燈火融為一體,又將行走經驗昇華成了人生感悟。可見,文學話語系統不是一套刻板的機械,不同詞人書寫都城,對於風俗、天氣、行走三要素的取捨不同,強調程度不同,藝術表現力更有差別。但是,後來人始終借鑑著柳永所製造的“都城詞”話語系統,甚至在遣詞造句上也多有模仿,是確定無疑的。比如万俟詠《三臺》上闋的一段“望鳳闕、非煙非霧。好時代、朝野多歡,遍九陌、太平簫鼓”[ 67 ],簡直就是柳詞集句。

綜上所述,在歷代都城文學話語的發展史中,柳永詞佔據了一個堪稱“拐點”的重要位置。柳永之前,“都城賦”和“都城詩”主要是圍繞“塑造權威”的觀念而發展了一系列技巧,二者雖有諸多不同點,但整體上構成統一的話語系統,用以書寫相同的都城;而柳永之後,都城從京洛移動到汴京,都城文學話語也發生顯著變化,即圍繞“表現風俗”的觀念而發展了新技巧,形成“都城詞”話語系統。籠統來看,由於“都城賦”、“都城詩”與“都城詞”圍繞不同都城觀念而展開書寫,所以雙方的技巧特點也有截然不同的側重:前兩者側重於刻畫都城的空間特徵,後者則側重於表現都城臣民所感受到的時間特徵與身體經驗。久保田和男指出:“北宋開封則不同於以往的首都,有逐漸不重視首都壯麗景觀的趨勢。”[ 68 ]柳永詞及其影響所及的北宋“都城詞”,或許是這一“趨勢”的最完美寫照。而南宋“都城詞”對臨安的書寫,更像是對汴京的復刻與移植。

如果我們將眼光進一步放寬放遠,會發現柳永在詞中不斷強調並書寫的風俗、天氣、行走三要素,不僅影響了後世詞,也滲透到其他文體的肌骨之中。比如《東京夢華錄》寫遊春:“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粉牆,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踘疏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 [ 69 ]。與描寫相似場景的《拋球樂》對讀可知,孟元老很可能學習了柳詞的話語系統:天氣和行走的因素時常出現,有時還被整理成通俗的駢體,彷彿一段教坊“致語”。其實,《夢華錄》描寫元宵觀燈、金明池遊宴,也時時能見出柳詞影響的痕跡;而此書整體結構先記空間再記民俗,行文注意描繪時令事件與具體場合,突破了以往都城地誌類文獻的刻板嚴肅的文體特徵,似乎也與柳詞以及徽宗朝“都城詞”消息相通。因此,在都城文學話語的發展史中,柳永詞的“拐點”價值可能不僅體現為製造了“都城詞”,而且體現為製造了一套跨文體的話語系統;這個系統,應該主要存在於所謂“俗文學”的範疇內。那麼,以柳永詞為參照,考察《夢粱錄》、《武林舊事》等都城筆記以及宋明話本、元雜劇、明清傳奇戲曲、明清章回小說等“俗文學”中的都城書寫,看看它們如何表現風俗,如何敘寫天氣、描述行走,應是一項充滿趣味和富有意義的學術工作,也是對柳永的天才與巨大影響力的最好映證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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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兩種權威整理本是:薛瑞生《樂章集校注》(增訂本),中華書局2015年版,簡稱薛本;陶然、姚逸超《樂章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簡稱陶本。本文引用柳詞以及作相關歸類、抽析、統計,文字據薛本,系年則參酌薛本、陶本,後不再出注。

[ 2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增訂本),《增訂本前言》第12頁。

[ 3 ]參見曾大興《柳永詞的市民文學特徵》,《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豐家驊《論柳永歌詠太平的詞》,《吉林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胡春玲《詞的都市化——論柳永城市詞》,《殷都學刊》2002年第1期;田苗《北宋城市發展與柳永詞創作關係初探》,《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趙惠俊《北宋前期的詞中城市與朝野詞風的離立》,《浙江學刊》2018年第3期;陳燕妮《中國11世紀城市書寫中的“印象派”:柳永城市詞與城市精神》,《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劉睿《城市空間視角下的宋詞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關於“都市風情詞”這一題材類型的探討,參見諸葛憶兵《多維視野下的宋代文學》,第91-1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 4 ]參見程民生《汴京詞都論——汴京對宋詞發展的巨大貢獻》,《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4期;翦伯象《汴京的詞學史地位》,《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

[ 5 ]參見吳熊和《柳永與宋真宗“天書”事件》,《杭州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

[ 6 ] [ 22 ]柳永著,陶然、姚逸超校箋:《樂章集校箋》,第618頁,第878頁。

[ 7 ]參見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4冊第1912頁正文及注[一],第4冊第1916頁,第5冊第258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 8 ]《宋會要輯稿·樂八》保存了建隆以來《導引》《六州》《十二時》等鼓吹導引樂歌,其歌詞話語特徵與柳永的幾首獻頌應制詞頗為相似。參見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冊第475-480頁。

[ 9 ]統計北宋詞,下限為歐陽修,所據文本為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下同。

[ 10 ]統計唐五代詞,所據文本為曾昭岷等編《全唐五代詞》,中華書局1999年版。下同。

[ 11 ]顧之京等《柳永詞新釋輯評》,《前言》第14頁,中國書店2005年版。

[ 12 ] [ 37 ] [ 43 ] [ 47 ] [ 50 ] [ 51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0冊第323頁,第103冊第106頁,第10冊第326頁,第14冊第1-2頁,第128冊第226頁,第14冊第2-4頁,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52 ] [ 53 ] [ 54 ] [ 56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5999-6000頁,第6260頁,第1954頁,第1955頁,第5193頁,第4047頁,第3027頁,第1951頁,第2849頁,第255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版。

[ 19 ]參見胡云翼《宋詞選》,《前言》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劉初棠《論柳永詞的“俗”》,《詞學》第5輯,第162-164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曾大興《柳永和他的詞》,第98-10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 20 ]參見[日]宇野直人著,張海鷗等譯:《柳永論稿》,第97-1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21 ]參見楊海明《唐宋詞史》,第271-274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豐家驊《略論柳永慢詞與賦體文學之關係》,《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2期;曾大興《柳永以賦為詞論》,《江漢論壇》1990年第6期;[日]宇野直人《柳永論稿》,第23-36、73-76頁。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31 ] [ 35 ] [ 36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518頁,第834頁,第2085頁,第1698頁,第1971頁,第5041頁,第3406頁,第1716頁,第2509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 29 ]參見康震《唐代詩歌與長安城建築文化——以“北闕-南山”的意象解讀為中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 30 ]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56-267、287-3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第28-59、160-191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 3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6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33 ] [ 34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432頁,第1259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 38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第466頁,中華書局2003年版。據薛瑞生查考,此條材料不見今本《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轉引自《宋人軼事彙編》。參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增訂本),第490頁。

[ 39 ]參見張其凡《“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試析——北宋政治架構探微》,《暨南學報》2001年第6期。

[ 40 ][日]妹尾達彥著,高兵兵譯:《長安的都市規劃》,第198、202頁,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

[ 41 ] [ 44 ] [ 45 ] [ 46 ] [ 4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369頁,第1911頁,第1896頁,第2242頁,第4547頁,中華書局2004年版。

[ 42 ]參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第19頁。

[ 49 ]參見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1冊第233-234頁。

[ 55 ]參見田銀生《走向開放的城市:宋代東京街市研究》,第73、20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也可參閱兩部文筆雋永的學術隨筆: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風情圖記》,中華書局2005年版。

[ 57 ]施議對《詞與音樂關係研究》,第218-221頁,中華書局2008年版。

[ 58 ] [ 59 ] [ 60 ] [ 61 ] [ 63 ] [ 64 ] [ 65 ] [ 67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107頁,第142頁,第144頁,第61頁,第807頁,第1781頁,第1884頁,第809頁。

[ 62 ]劉熙載《藝概》,第10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66 ]參見辛棄疾著,鄧廣銘箋註:《稼軒詞編年箋註》(定本),第2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68 ][日]久保田和男著,郭萬平譯:《宋代開封研究》,第2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69 ]孟元老著,伊永文箋註:《東京夢華錄箋註》,第613、626頁,中華書局2006年版。

*本文為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項目批准號 18ZDA237)階段性成果。發表於《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 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研究】

作者簡介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謝琰,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學。出版專著《北宋前期詩歌轉型研究》,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主講《中國古代詩詞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概論》《唐詩選讀》《〈文選〉精讀》等課程。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謝琰丨製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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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林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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