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是世界的,還是國家的?


跨國公司是世界的,還是國家的?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輕信“資本無國籍”那套話術,國家前途堪憂。


01

跨國公司是當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經濟現象。看上去,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現和產物。一家公司的經營,超出了國界的範圍,或者說,擺脫了國界的限制,充分體現了經濟力量的自由生長。

市場經濟制度的擁護者一般都是跨國公司的支持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認為,跨國公司的成功經營,表明市場制度優於國家制度。在國家制度還受到國界的限制時,跨國公司卻已經突破了政治限制,成功實現了全球經營。

而那些對市場經濟制度有所保留、有所懷疑的人,則往往對跨國公司持批判態度。他們認為,跨國公司基本上都來自發達國家,他們其實是發達國家控制、剝削甚至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工具。

那麼,跨國公司到底是超然於國家之上的世界性組織,還是仍然屬於其母國的經濟組織?換句話說,跨國公司是世界的,還是國家的?或者更進一步問:資本有國籍嗎?

那些認為跨國公司事實上已經是世界性組織的人,想找到支持他們觀點的例子,並不難。比如雀巢公司,總部在瑞士,也被算作瑞士公司,但他們在瑞士的產量還不到公司總產量的5%。即使把全歐洲算上,收入也不到公司總收入的30%,看來,雀巢已經成為一家為全世界服務的公司了。

再有,微軟、IBM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在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多個國家設立研究機構。技術研發對這些公司來說屬於核心競爭力。把研究機構放到國外,看來這些公司也早已立足全世界了。

可是,如果你真正深入跨國公司的內部,探察種種細節,就會發現。上述印象只是表面印象。真正的事實是,即使是那些規模巨大、業務遍及全球的跨國公司,實際上也仍然有強烈的國家屬性。這種屬性之強,遠超一般人的印象和感覺。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所謂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司”不會出現。

02

首先,雖然跨國公司的業務遍及全球,但其高層決策者,基本都來自母國。克萊斯勒公司是美國第三大汽車公司,一度被德國奔馳公司兼併。對外宣佈是兩家公司合併,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奔馳吞了經營不善的克萊斯勒。

由於奔馳佔據主導地,雖然公司內部的工作語言是英語,但董事會中的德國人遠遠多於美國人,大致是10-12名德國人對1-2名美國人。後來,公司經營不成功,克萊斯勒公司被轉手出售,落到了意大利菲亞特公司手中。公司CEO立刻換成了意大利人——即使菲亞特只佔了20%的股份。

看,即使強勢如美國人,也無法在來自別國的跨國公司中佔據核心高管的位置。

雷諾-日產的董事長卡洛斯·戈恩曾被認為是公司高管國際化的典範。戈恩出生在巴西,父母都是黎巴嫩人。他本人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後來同時成為雷諾和日產兩家公司的董事長,並且讓陷於虧損的日產扭虧為盈。

看上去,戈恩是日產的救星,已經完全被日本人接受,但後來的事態表明,日本人根本沒有接受這個外國人。戈恩能逃出日本,全身而退,是天大的幸運,本來他將身陷囹圄的。

除了核心高管基本都是本國人以外,跨國公司的核心研發基本也都保留在國內。那些在中國、印度開設的研究機構,研發的雖然也是個高端技術,但基本都是高端技術中的低端部分。我們中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研究機構也大致如此。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最高端前沿的研發,是要保留在母國的。

也就是說,所謂跨國公司已經“國際化”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誇張。真實的情況是跨國公司仍然帶有強烈的國家屬性。他們屬於哪一國,是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03

從純粹經濟的角度看,公司尤其是跨國公司應該只關注效率和利潤,而不在乎核心高管是哪國人,核心研發放在哪個國家。但現實並非如此。

首先,選擇本國人做公司的核心高管,是因為大家體察到,在這些高管個人心中,確實存在一種本土情結,也就是他們自覺對祖國有一種責任感。稱之為愛國心也好,道德感也好,自尊心也好,這種責任感雖然不會直接體現在用人合同中,但卻實實在在地存在。

因為意識到本國人特有的這種責任感,所以,至關重要的核心高管位置,由本國人佔據,公司上上下下都會更放心,本國政府也會因此對公司更加信任和支持。

在公司層面,再大的跨國公司,當初也是在本國逐漸成長起來的,因此,公司也會對國家有一種責任感。事實上,回顧大公司的發展歷程,幾乎都曾經接受過來自本國政府和社會的某種支持乃至直接資助,比如關稅保護和政策支持等等。

對這些往事,公司不見得反覆提及,甚至會避而不談,但在公司和政府之間,確實會因此形成一種默契——公司遇到困難,會指望來自政府的支持;而國家遇到困難,也會要求公司做出奉獻乃至犧牲。顯然,這種默契不會存在於本國政府和外國公司之間。也就說,“民族企業”不僅僅是個名號,而是有著實際的意義。

除了這些道德和歷史原因以外,對跨國公司來說,還有更實際的因素決定了他們要保持國家屬性。

能夠把業務拓展到全球的跨國公司,肯定都有過人之處,也就是有強大的核心競爭力,這既包括技術方面,也包括經營管理方面。

問題在於,越是高端、複雜的技術和管理,對社會環境的依賴越高。法律、制度、行政、國民性、社會傳統甚至風俗習慣,哪方面有所欠缺,跨國公司賴以生存發展的那些高端、複雜的技術和管理,可能就無法保持。

這正是跨國公司的“本土情結”的現實原因。他們幾乎不可能把本國賦予他們的社會環境原封不動地搬到國外。既然如此,他們只能把高度依賴社會環境的最核心、最高端的部分留在國內,而把次要的、中低端的部分搬到國外。不要以為跨國公司就不需要本國的社會環境。恰恰相反,越是成功發展、規模巨大的跨國公司,對本國的社會環境越依賴。

跨國公司強烈的國家屬性,其實表明了一件事:全球化的發展,其實是以國家和國界為基礎的。認為全球化意味著國家的消亡或者無政府主義,是誤解。

04

理解了跨國公司仍然有強烈的國家屬性,也就理解了“民族企業”的價值和意義,此外,還有一項重要理解,那就是理解了外資企業的侷限性。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吸引外資、接受外國企業投資,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絕非放任不管,而是始終堅持對外資的種種管理和限制政策。很多人認為,這些政策是開放不徹底的表現,是閉關鎖國思維的殘餘。其實,中國政府的做法才是對外資的正確做法。

外國投資分為“褐地投資”和“綠地投資”。“褐地投資”指外國公司購買現有的公司。“綠地投資”指外國公司建立新的公司或工廠。顯然,發展中國家更需要“綠地投資”。

但199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外來投資的一半以上都是“褐地投資”。2001年前後甚至達到80%。也就是說,外國公司更願意利用、改造被投資國現有的生產能力,而不是創造新的生產能力。

從跨國公司的“本土情結”角度看,“褐地投資”更符合跨國公司“本土優先”的默認原則。外來的跨國公司會根據他們本國的利益,給被收購的當地企業設立發展上限。現實當中甚至發生過收購後就停止生產的情況——收購只是為了消除當地的競爭對手。

所以,想讓外資發揮好作用,國家對外資強有力的治理,至關重要。吸引外資,必須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上進行。尤其是急需外資的發展中國家,更要重視對外來投資的管理,要充分意識到跨國公司的“本土情結”,不要天真地以為他們是所謂“世界企業”。政府應該從國家全局的角度充分評估外來投資,要把發展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賴外人的“好心好意”。

實際上,堅持獨立自主,堅持維護國家利益,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

跨國公司不是世界的,是國家的。同樣,資本是有國籍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輕信“資本無國籍”那一套話術,放棄治理國家的主動權,相信自發放任能取代國家治理,國家前途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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