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正面遭遇，如果不算馬爾嘎尼使團訪華或者利瑪竇等人的傳教，第一次大規模遭遇應該發生在1641年荷蘭人到達爪哇以及之後對這裡的殖民。當時壟斷海上貿易的荷蘭人為了壟斷香料貨源，來到了爪哇和馬來半島，隨後開始了對這裡歷時300年的殖民。無論是荷蘭人還是1785年代替荷蘭人統治馬來半島的英國人，發現這裡的華人開化程度較高，並且掌握當地經濟活動，於是通過任命華人作為主要官吏，施展對原住民的統治。從公元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開啟了華人源源不斷的移居東南亞的過程，因為開化較早，華人逐漸的成為這裡的開發主體，成為這裡的開展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的主要力量。
我們重點要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東南亞殖民地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印尼、馬來亞、非呂賓，並沒有發育出東亞儒家的治理體系或者沿襲原宗主國的治理體系，而是迅速的伊斯蘭化，因為熱帶嚴酷的自然條件，這裡的先民社會生產活動落後於臨近的東南半島或者印度大陸的其他民族，長期的貧窮落後，使這些沒有遊牧傳統的熱帶國家主動選擇了伊斯蘭化，並且仍處於不斷的伊斯蘭化的進程當中。
這說明一個問題，即便成為社會生產和貿易的主流，在離開了農耕的自然地理環境之後，加上總人口上處於劣勢，中華文明根本無力同化其他文明。同樣，對於貿易屬性的西方文明，缺乏使用天花消滅99%的原住民這種手段（南美99%原住民被天花白人傳入的消滅），當白人或者混血白人發現統治這裡的成本高於貿易獲利的成本之後，選擇了退出。白人300年的治理並退出，未能使這裡的文明形態西方化或者接近西方。
儒家文明離開自己的陸地邊界，就會面臨上述處境，歷史上中華文明也未曾有過利用其它文明作為假體孵育出儒家文明種子的先例。中華文明的的陸地邊界，在康乾時代就已經定型，其外緣第一層，被一個C型的佛教地帶緊緊包圍，中華文明要向外擴散，首先要跨越這個佛教地帶。這個佛教地帶和中華文明什麼關係呢？
文明不分大小，也不分優劣，但是文明有先後。在2000多年前的兩漢時期，中南半島的越南農業先於其他王國開發，現代越南的先民們主動承襲中原的儒教，越南也是今天東南亞唯一一個尊孔的國家。鑑於在中南半島開發較早，當地的農耕生產和古代文明有了一定發展之後，主動的引入了儒家文化。中南半島其他各國在後期的發展中，因為農業不如越南發達，開化的時間較晚，是時佛教已經開始從傳入中南半島各個早期王國。除了越南之外的其他王國，卻沒有選擇信奉儒家，而是選擇了佛教。說明未開化或者後開化的非農耕地帶東亞先民，同時面對佛教和儒家，會主動選擇佛教，這就是一個C型的佛教地帶環繞中原農耕文明的一個重要原因。非農耕地帶或者農耕不發達地帶晚開化民族更容易選擇佛教，面對強大的中原王朝，佛教同時又是一種很好的保護色，使自己免遭中原帝國的敵意。我們看下圖的高棉帝國和蒲甘王朝，只有古安南國，選擇了儒家文化。
東南亞更晚發展的現代馬來亞、印尼和菲律賓的廣大地區的文明形態如何演進的呢？佛教在更落後地區的傳播能力，弱於後來者伊斯蘭教。東南亞所有的陸地國家信奉佛教，所有海洋國家，今天基本上全部伊斯蘭化，不管是荷蘭人殖民過的印尼，還是荷蘭人、英國人分別殖民過的馬來亞，抑或西班牙和美國都曾經佔領過的非呂賓。有人說非呂賓伊斯蘭化的程度較低，實際上在非呂賓最不發達最貧困的南部棉蘭老島，穆斯林教已經非常普及。所以，包括東亞儒家文明的C型佛教圈之外，是一個更大的C型伊斯蘭文化圈。
上述只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在非自己勢力範圍內相遇，二者如何演進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基於同樣道理，中華文明同樣無力在非洲和其他大陸發育。其一非洲缺乏農耕生產的自然環境，其二，東亞人不善與異族通婚，無力改變移居地的種族結構。今天定居歐洲、非洲、南北美的華人、日本人，90%以上選擇族內婚姻。只有特定種族在相互衝突後發生了以下5個變化中的一到兩項，才可以認為人類不同種族之間有過文明層面的衝突。考察在有東亞人定居的南北美和非洲大陸，下面五個文明衝突的結果，一個也沒有發生過
1、種族衝突帶來不同文明之間地理邊界的改變。
2、文明主體民族語言文字被入侵方改變。
3、異族通婚帶來文明主體民族生物學特性的改變（通婚血緣）。
4、文明主體民族宗教信仰的改變。
5、基於上述變化漸進形成原文明主體民族生活習俗、價值觀的改變。
2019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將中美競爭定性為“文明衝突“，是西方文明第一次與非高加索文明的競爭。她的理論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年艾利森的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逃脫修昔底德陷阱麼？》（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出版。我們說，無論斯金納還是艾利森，對於中華文明發展史缺乏深刻的瞭解。借鑑歷史事件，請告訴我中西文明的衝突將在何時何地，以何種形式展開？
當然，東西方文明遭遇並非完全沒有衝突，其衝突的實質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對儒家文明的單方向的全方位改造，是一個單向的衝突以及東方儒家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強壓之下深刻內省的過程，這個過程到今天還遠未結束。
1842年鴉片戰爭落敗，中國開始洋務運動，希望學習西方船堅炮利提升國力。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洋務運動破產。辛亥革命，又徹底葬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用說，只學習西方文化的殼，不借鑑其深刻內涵註定無效。忽視西方文明的“體“是個性和契約精神，只引入西方的科學技術這個“用”，無法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現代化的一盞明燈，欲為中國大力引入德先生賽先生，點燃了徹底學習西方的火把。一個完全發育成熟的巨人和一個突然被拋入現代社會的嬰兒之間的鬥爭可以算衝突麼？
基於上述事實，我們在前述文明五論中講過，根植於農耕地帶的中華儒家文明，從未與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衝突。同樣，東亞儒家文明也無從改寫基督教文明。
東亞民族歷經近200年的西方化之後，儒家文化的本質內涵未曾發生深刻變化。
家族制度是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帶有深厚的史前母系氏族社會的烙印。西方文明的起源雅典時代，當時70%的雅典公民在地中海沿岸從事貿易活動。溫情脈脈的儒家文化遭遇理性邏輯的基督教文明，其結果不言而喻。儘管西方科學精神對東方文明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今天觀察其結果，並未觸動儒家文化以家族為中心的等級制度的內核。
我們先從日本看，儘管二戰後盟軍佔領軍總部為日本引入了代議制和司法獨立。傳統東方儒家文化卻同時得到了很大程度保留，日本文化廳2016年12月統計，日本的基督教總人口為191萬人，文化廳2003年的統計，天主教日本籍人口僅為45萬人，二者合計不到總人口2%。日本這個學習西方的東方優等生，師法西方二百年，信仰、語言、文字上並未有顯著西化，國內日本人和移居國外的日本人人群中，未曾發現大規模通婚現象。現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依然保留了儒家家族等級制度的基本特徵。
再看下湘港，經過英國殖民150年之後，據統計，湘港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人口為30萬，佔總人口5.6%，本地天主教教徒42萬，佔總人口6%，二者合計略超10%。儘管經歷了一個半世紀屈辱的殖民，湘港依然保持了以中華儒家文化為主的多元文化大格局。
我們承認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過沖突，那種衝突是一種不對稱衝突，其本質是基督教文明對儒家文明的單向改造。我們看，中西文明直接遭遇三百多年來，發生過大大小小無數次衝突，無一不以西方勢力的勝利而告終，每次衝突後，都引發東方民族的深刻內省，近幾個世紀以來，東方儒家社會所取得的進步，基本上是師法西方所帶來的成果。幾乎今天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科學、教育、娛樂到求醫看病，學校、醫院、警察、公用自來水、電力等等等等，無不建立在西方科技的體系之上。而東方儒家文明對於西方文明，幾乎未發生任何反作用。歷史上看，東亞人對於西方，從沒有與其大規模通婚，沒有改變過西方白人的宗教信仰，未曾改變其生活習慣。西方政客所預測的文明衝突，只能以一種他們不能預見的形式展開。
即便如此，溫情脈脈的儒家文明依然有其強大生命力，在強大外力面前，東亞儒家文明不用妄自菲薄，也從來不會自動消失。
《文明六講之六》
酒圈網 宓卓 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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