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削”這個詞在許多人看來並不是中性詞，是跟“壓迫”、“枷鎖”等屬於一個性質的，這是革命的敘事方式，在今天的世界秩序裡，不能夠成為檯面上的詞彙。
我在之前說過：個體差異是存在的，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那麼就會存在這樣一種情況：較為弱勢的群體可能會樂意使用以及關注這一類的詞彙來敘述一個社會的現狀，獲取更多群體的同情，藉以維護、爭取自身的利益。
儘管這些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太一樣的，但他們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對立面，即“大資本家群體”，他們希望阻止大資本家向公權力滲透，他們希望震懾中小資本群體，並且向他們讓利，給他們更好的待遇，而“福報論”是他們的滑鐵盧。
他們是不太團結的，是很容易被分化掉的，溫飽線以上的他們是失去了革命的氣質和勇氣，他們謀求的是改革，是不觸及自身利益的改革，而且將這種改革的魄力和底氣寄希望於了公權力。
事實上，現實世界也不存在革命的環境和氣候了，他們卻仍然繼續使用革命的敘事方式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在和平的環境裡顯得有些突兀，而這種“突兀性”的存在，反映了他們希望增強自身在一個社會的存在感，是迫不得已的，也是順理成章的。
至於他們是否還有其他的小心思，我想還是有的，但這無礙於他們對自身利益訴求的表達。
如果這樣的群體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較為廣泛的，那麼為這些最廣大的群體謀求利益的行為是人道的、是正義的、是偉大的；是值得許多讚美之詞的，是值得歌頌和傳播的。
但是國家之外還有國家，地球上的人類並非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經濟全球化的階段性深入不能沒有資本的參與和支持，這裡的資本既有一國內也有一國之外，對待資本群體需要謹慎和剋制，不僅如此，還要在制度上保障他們的權益，合法權益。
最大多數的人類權益的對立面是什麼？是世界財富分配製度，具體的講是一次分配，是按付出分配以及付出價值的不合理性，用革命的敘事方式來講，即是“剩餘價值的分配問題”。如何用非革命的敘事方式促使這一分配朝向有利於自身的方向發展並使其制度化，這是需要思考的，而不是資本以及資本家本身。
為此，非革命的敘事方式需要發展成為一種理論，並且依據這種理論設計一個切實可行的、具體的全球解決方案。非革命的敘事邏輯與革命的敘事邏輯存在根本區別，在具體的團結、合作上也存在諸多不同，這一點以後再講。
——深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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