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骆驼的驯化与早期传播
骆驼的最初驯化确切时间和地点，学术目前仍未能确定。较多的早期材料集中于伊朗东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到公元前三千纪[2]。尽管大部分作为驯化直接证据的骨骼材料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问题，但很多遗址出土了骆驼造型的人工制品，如陶塑像、青铜像等，这些被认为是骆驼已经驯化的间接证据[3]。（图一）然而，中亚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中从未发现过野生骆驼骨骼材料，部分学者据此认为骆驼的驯化应是在野生骆驼分布较多的地区、对其习性较为熟悉的人群完成的。哈萨克斯坦南部和蒙古西北部发现了公元前二千纪的完整的驯化骆驼骨骼材料，被认为是另一个可能的驯化地点。[4]
1. 中亚出土骆驼拉车陶塑像（BC2200) 2. 大都会博物馆藏青铜骆驼（公元前3千纪末—2千纪初）
骆驼如何从最初驯化地点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过程亦不清楚。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述沙尔马纳塞尔三世方尖碑上有进贡双峰驼的场景，表明公元前一千纪初双峰驼已经向西扩散到近东地区[5]。（图二）不过，该地区主要是单峰驼的活动区域，这一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有学者认为，亚洲西部和中部地区曾经广泛分布双峰驼，但逐渐被单峰驼所取代，这迫使双峰驼向北扩散[6]。
图二 亚述浮雕上的双峰驼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出土了一颗骆驼上臼齿，不过研究者认为该骆驼只是当地居民狩猎的野生动物[7]。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亦出土有骆驼骨骼，很有可能是驯化的骆驼，年代在距今3700年左右。如果该材料被证实，那么公元前三千纪家养骆驼就已扩散到河西走廊[8]。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前一千纪，骆驼在欧亚草原已被普遍驯养。这正是游牧经济在欧亚草原形成和兴盛的时期。骆驼正是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而在欧亚草原逐渐扩散和普及的。
骆驼本身的肉、血、奶可等供人食用，毛皮和粪便也可用于生产。不过，相对于这些副产品，骆驼对于游牧经济更重要的是在牵引运输上的独特优势。骆驼的生理特性使得它能够适应缺水、植被贫乏的环境。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下，相对于其他牲畜，骆驼在负载、长距离通行方面都更有优势，使得人们最够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中亚马尔吉亚那阿尔丁遗址出土的驼车说明，骆驼从被驯化开始就用作牵引动力。（图一，1）对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青铜时代的“Bagesh”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亦证明，游牧人群蓄养骆驼的目的并非为获取其副产品，而是为了用于运输[9]。
民族学调查表明，游牧经济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作为转场时的主要负载役力，一匹骆驼即能够负载起一个家庭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全部物品[10]。当环境发生变化、或是游牧社会本身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骆驼能够极大地提高每个家庭的机动性，从而提高整个游牧群体的流动性。因此，尽管骆驼的重要性不及马、牛、羊这三种最主要的牲畜，但是对于游牧生活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
目前所知欧亚草原最早的双峰驼图像资料集中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和乌拉尔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卡拉套山发现了不少表现骆驼的岩画。有学者认为，部分图像的年代可能可以早至青铜时代，有些骆驼身上还有复杂的装饰。其他的骆驼图像被认为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作品，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单独的骆驼，也有多峰骆驼排成一列，还有双驼互博的图像[11]。 （图三、四）
图三 卡拉套山岩画中的骆驼形象
双驼互搏是乌拉尔南部动物纹牌饰的重要装饰题材之一，年代在公元前6—前4世纪。（图四）特别是“F i l i p p o v k a ”墓地，一般被认为与文献中的萨尔马泰人有关，出土了大量骆驼图像材料。有学者认为，黑海北岸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动物纹风格艺术品中从未出现过骆驼形象，正是萨尔马泰人将骆驼图像传入伏尔加河下游及其以西地区。[12]
图四 乌拉尔南部墓地中出土双驼互搏图像
1.“Besoba”墓地出土 2.“Piatimary”墓地出土 3-4.“Filippovka”墓地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骆驼是一种性情较为温顺的动物，中亚、哈萨克斯坦所见骆驼图像多表现为站立或前蹄伏卧的姿态，风格较为写实，体现了骆驼温顺的特点。然而，“F i l i p p o v k a”所见骆驼却表现出张口呲牙的凶狠形象，融合了猛禽类格里芬的特点，偏于抽象化，与其真实形象差距较大。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到了阿尔泰地区的影响。如“F i l i p p o v k a ”一号墓出土一件驼首金饰片，与巴泽雷克“T u e k t a ”一号墓出土的驼首木雕几乎如出一辙。
图五 融合格里芬特点的骆驼图像
1-3.“Filippovka”出土骆驼金饰 4. 巴泽雷克驼首木雕
同一时期，骆驼也广泛出现于中国北方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从汉文文献来看，中原地区至迟在战国时期就知道了骆驼这种动物，称之为橐驼、牥牛、封牛等。《山海经》、《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史籍中均有对于骆驼的记录。《山海经·北山经》载“（虢山）其兽多橐驼”，郭璞注“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其负千斤，知水泉所在也”[13]。
《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献令，正北空洞，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骡马、駃騠为献。”[14]《穆天子传》载：“天子饮于文山下，文山人归遗乃献……牥牛二百，以行流沙。”[15]一般认为这些文献的创作年代不早于战国。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原地区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了解到骆驼的。显然，战国时期骆驼已成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畜种之一。
与此呼应的是，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有骆驼图像装饰的牌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前1世纪之间。骆驼与羊、马等共同作为这一时期北方草原最常见的家畜被用于装饰，其表现形式可大致分为几类：驼首、伏卧状骆驼、双驼伫立、骆驼与其他动物搏斗、人物骑骆驼。其中双驼伫立、骆驼与人物形象一起出现是数量最多的两种题材[16]。（图六）
图六 北方草原出土骆驼图像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的动物纹艺术受中原风格的影响，相比起欧亚草原西部同类作品，叙事性更强，更注重表现“场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骆驼图像属于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一部分，亦表现出了这种差异[17]。此外，马艳注意到，有骆驼图像的牌饰较为特殊，不但造型相对固定，而且无论是透雕还是浮雕，多为鎏金作品。这意味着骆驼牌饰的使用者可能是级别较高或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群[18]。
要之，在公元前一千纪，骆驼已普遍出现在广袤的欧亚草原地带。在游牧经济生活中，骆驼的地位并不如马、牛、羊重要，主要是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负载动物，并非普通家畜。因而，随着社会的分化，拥有骆驼可能成为一种地位、财富的象征。
二、北疆地区骆驼的扩散
西域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材料多集中在北疆地区。其中，轮台县群巴克二号墓地出土的骆驼骨骼年代最早，亦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能够确认属于驯化骆驼的骨骼材料。群巴克二号墓地为察吾呼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流行在墓室周围埋葬儿童小墓和马头、牛头、骆驼头或整马整狗的习俗。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和群巴克一号墓地、察吾呼墓地等类似材料，发掘者将察吾呼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950年—前600年之间[19]。
尽管该骆驼头骨并未进行鉴定，但从察吾呼一、三号墓地普遍流行随葬家畜的情况[20]来看，可以认为群巴克墓地随葬的骆驼是驯养的[21]。察吾呼一号墓地M315出土的一件单耳带流陶罐，颈部装饰了7峰伏卧骆驼图像。（图七）察吾呼文化的彩陶十分发达，一般认为与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22]。
然而，甘青地区的彩陶绝大多数都是以各种几何图形为基本纹样，极少直接表现具体动物形象，而察吾呼墓地彩陶却是动物纹艺术风格的典型做法。同时，察吾呼墓地还出土了卷狼纹铜镜、鹰头狮身兽铜铃等典型的欧亚草原文化器物，这些与殉马、殉驼的习俗显然均为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23]。
图七 察吾呼一号墓地出土卧驼纹带流陶罐
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M80的墓室填土中，出土有牛骨、羊骨和骆驼头骨。该墓地共有墓葬106座，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年代被认为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个别墓葬可能更早或者更晚一些[24]。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陶器来看，该墓地可能与察吾呼、苏贝希等文化以及中亚地区可能都存在联系。M6出土的一件骨剑鞘，通体装饰动物纹饰，为典型的欧亚草原器物[25]。剑鞘两侧突出的四个半圆形部分上均有一个小孔，用于将剑鞘牢牢地固定在佩者的腰带和大腿处以免滑落。这种形式的剑鞘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在南西伯利亚、萨彦阿尔泰、图瓦地区就已出现。（图八）
图八 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与欧亚草原出土四叶剑鞘
鄯善县三个桥墓地发现了6座牲畜坑，均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形或矩形，坑内埋驼、马，年代约在战国或更晚一些[26]。简报中并未说明这些牲畜坑与同时代墓葬之间的关系，推测应为邻近墓葬的殉葬坑或祭祀坑。年代稍晚一些的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发掘了汉代墓葬55座，其中17座有殉牲坑，包括马坑51座，驼坑4座，坑内均埋葬完整牺牲。其中单M16就殉马29匹、骆驼3峰。M01号墓还出土了两件卧驼纹金饰片，嘴、峰和腿部留有钉孔，应为缝缀连接衣服之用[27]。这两处墓地属于苏贝希晚期文化，与欧亚草原、尤其是东部地带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28]。
哈密石人子沟遗址M012，地表封堆西侧有三座埋葬动物牺牲的殉牲坑，其中一座殉牲坑K1发现1峰比较完整的骆驼，该墓葬为中型贵族墓葬，年代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此外，居址也发现了零星骆驼骨骼[29]。经动物考古学分析，这些骆驼确属家养骆驼。其功能主要是役使、殉牲和食用[30]。研究者将该地区这一时期遗存命名为“红山口——石人子沟二期遗存”，认为其形成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带尤其是蒙古高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1]。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32]、哈密市小东沟南口墓地[33]、柯坪县亚依德梯木遗址[34]等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都曾发现过骆驼骨骼，但均未进行深入研究，年代、文化内涵等情况亦无法知晓。
除动物骨骼外，新疆地区还发现了一些与骆驼有关的图像和人工制品。阿勒泰塔尔浪出土一件青铜驼首刀形器，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后[35]。（图九，1）类似的驼首纹饰亦见于锡尔河下游维加里克墓地第四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36]。（图九，2）该墓地被认为属于马萨革泰人，与来自东方的斯基泰文化关系密切。
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M27出土木一件木箜篌，残存箜篌的部分音箱，音箱顶端雕刻成骆驼，造型手法简练生动。（图九，4）经初步研究，该墓地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37]
图九 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图像
1. 塔尔浪出土驼首刀 2. 维加里克驼首铜饰 3. 交河沟北出土骆驼金饰片 4. 艾斯克霞尔南出土箜篌残件
此外，游牧民族还在山间岩壁上创作了大量岩画，其中不乏骆驼形象，尤以东部天山地区为多。虽然这些岩画的年代还无法准确判断，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38]。
总体来说，公元前一千纪以后，骆驼及骆驼图像较集中出现在北疆地区。尽管具体每件材料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各不相同，但殉葬骆驼的习俗和在艺术中使用骆驼图像的做法，无疑都属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三个桥、交河沟北和石人子沟出现了整驼殉葬的做法。
前两处墓地所代表的苏贝希文化，最新研究认为属于大月氏人的遗存，交河沟北大墓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小月氏酋长[39]。石人子沟M012则一般被认为属于匈奴贵族墓葬。这些墓葬的殉葬坑成为了墓主人的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40]。这直接反映了月氏、匈奴人群在这一时期私有经济发展、氏族组织解体、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变化[41]。
张小云、罗运兵认为，尽管目前最早的驼骨材料多集中在北疆地区，但这里可能并非家养双峰驼传入中国的最初地点[42]。本文认同这一观点，新疆的早期骆驼驯养和相关图像都属于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一部分，与北方地区的动物纹艺术大致在同一时期。骆驼可能在更早的阶段经蒙古高原或河西地区就已进入中国。
三、南疆地区骆驼的扩散
西域的南部和北部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北疆总体上属于广袤的欧亚草原的一部分。南疆则主要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尤其是塔里木南缘，居民是以一个个绿洲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定居灌溉农业经济为生。不过，南部的绿洲中也屡屡出土草原文化遗物。这说明，欧亚草原与沙漠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联系。
骆驼原本是草原游牧人驯养的家畜，正是随着南北之间的交流，在战国时期，逐渐从北疆扩散到南疆的沙漠绿洲。能够长时间忍受恶劣环境的生理特性，使得骆驼很快成为了沙漠交通的主要运输工具，极大的提高了散布的各个绿洲之间的交往频率和交流程度，从而推动了沙漠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的最终建立。
南疆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骆驼骨骼材料见于于田县的圆沙古城。该遗址出土可鉴定的骆驼骨骼标本193件，最小个体数为10个，占家畜总数的17.9%[43]。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内采集到了骆驼鞍具，可知骆驼是被役使的[44]。从骨骼上留下的切割痕迹来看，无法役使的老年骆驼被宰杀食用[45]。根据古城形制、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数据判断，圆沙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西汉时期，为《汉书·西域传》中的扜弥国所在[46]。
扜弥国居民采用的是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经济，城内窖穴中出土有谷物、城外有密集的灌溉渠道。不过，对墓葬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鉴定却表明，扜弥国居民属于高加索人种。部分墓主人还戴着尖帽，这是塞人的典型特征。城内出土的鹿纹木盘、卷狼纹铜牌饰、有柄铜镜等草原文化风格器物亦证明，至少有一部分扜弥国居民可能是来自欧亚草原的“塞人”。
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大致在公元前2世纪，“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48]。原来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受到西迁的大月氏打击，向南迁徙。《汉书·西域传》载：“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48]同时，这些塞人中应有一批到达了扜弥。由此推测，南北之间的这种迁徙和交流在战国时期应该就已经存在，骆驼正是被这些草原移民带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
这一时期南疆出土遗物中亦可见到大量骆驼图像。无疑，丝路南道上的诸小国已经普遍驯养和使用骆驼。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若羌县罗布泊西岸采集到一件骆驼纹铜饰件，仍带有有草原文化风格，年代约在战国时期。罗布泊西岸属于楼兰国境内，楼兰在公元前1世纪又改名为鄯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49]
且末县扎滚鲁克一号墓地85QZM4出土一件毛织物，在原白色地上用红色颜料绘制相间排列的野猪纹和骆驼纹，呈行走状；同墓地所出另一件帔巾的补丁上也嵌缂有样式相同的骆驼纹形象。（图一一，1）96QZIM17出土的一件木桶上，也线刻有大角鹿和一对骆驼的形象，左驼半蹲、右驼直立，线条流畅，富有动态。（图一零，2、3）发掘者认为这座墓的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早期且末国居民墓葬[50]。该墓地可见大量游牧文化因素，如许多木器上装饰了鹿纹、反转动物纹、双狼纹等，骆驼纹亦属同一性质，体现了其来源与草原地区的联系。
图一零 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形象（一）
1. 罗布泊采集铜骆驼 2-3. 扎滚鲁克96QZIM17出土木桶
西汉前期，匈奴将塔里木盆地纳入势力范围，将西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张骞凿空和此后西汉对西域的经营，更进一步推动了三十六国的交流。骆驼是诸国之间交流的主要交通工具。洛浦县的山普拉墓地，一般认为是古于阗国居民的墓地，其早期墓葬（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中期）中出土有多件骆驼纹缀织绦裙。（图一一，2）和田市的约特干遗址，被认为是于阗国都所在，也曾出土过多件陶制、铜制骆驼像，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1-公元1世纪之间[51]。（图一一，3-6）其中的陶两件骆驼，清晰地表现了在双峰之间捆绑着负载物品。
图一一 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形象（二）
1. 扎滚鲁克毛织物骆驼纹 2. 山普拉绦裙骆驼纹 3-6. 约特干采集铜、陶骆驼
四、汉代以来骆驼的扩散
汉朝为了经营西域而发动的各项政治、军事行动，更是需要动用大量的骆驼作为负载动物。如《汉书·西域传》载：“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又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52]在西域和河西地区的战争中，骆驼也是必不可少的粮草运输工具、重要的战略资源。
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出兵再击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53]。
《汉书·西域传》亦载：“（汉武帝）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同传中乌孙在统计从匈奴处获得的战利品时，也将骆驼与马、牛、羊、驴等家畜一起计算：“昆弥自将翁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鑫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54]
骆驼的使用和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并成为官方养殖的畜种，以满足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所需。《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设有“牧橐令丞”，属太仆[55]。官方养殖骆驼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淖尔汉简中均刻见到相关的记录[56]。
从战国到汉武帝以前，骆驼对于中原人来说是一种北方草原的“奇兽”。如《战国策·楚策》中说：“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57]《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58]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2号墓各出土了一盏人骑骆驼铜灯。铜灯造型稚拙，显然制作工匠对骆驼并不熟悉，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异域风情的代表加入艺术创作中。（图一二，1）直到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使郎中故使郎中係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59]。骆驼仍可作为珍奇之兽被用于贡献。
图一二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出现的骆驼形象
1. 望山楚墓出土人骑骆驼铜灯 2. 东汉画像石中的骆驼
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域以后，中原对骆驼就已经比较了解了。《盐铁论·本议》称：“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60]西域取代北方草原成为中原骆驼的主要输入地，但这一时期仍是依赖于进贡、征调、赏赐等官方的流通。如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出土一件漆器上有骆驼纹样的金箔贴花，年代约在西汉后期[61]。
骆驼作为装饰动物纹样出现在了高等级贵族所用器物上。骆驼还成为汉代官印纽制所用形象之一。据《汉官旧仪》载，诸侯王、御史大夫以及匈奴单于的官印以橐驼为印纽。在实际考古发现中也有不少驼纽官印的实例，多为汉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颁赐印[62]。私印亦有用驼纽，如新和县玉奇喀特乡出土驼钮铜制“常宜之印” [63]。
到了东汉时期，中央对于西域的控制力有所衰弱，并最终于公元175年从西域撤军，史书中有“三通三绝”之称，彻底断绝了政治联系。然而，民间与西域却并未完全隔绝。中原普通民众对于骆驼的形象已越来越熟悉。东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骆驼图像，常与胡人、大象伴生出现，均为西域远方的代表[64]。
（图一二，2）尼雅95MN1M3号墓葬出土女尸袍面所用人物禽兽纹锦，纹样有十几种动物和羽人形象，其中包括骆驼。同墓地M4出土两块残锦，装饰有骑马射猎双峰驼的场景。（图一三）这两件织锦都是典型的汉地舶来品，出现骆驼图像一方面可能是专为输入西域而专门设计，另一方面也说明骆驼已是织锦的习见纹样。
图一三 尼雅出土织锦上的骆驼纹饰
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逐渐兴盛起来，普通民众对于骆驼在沙漠交通中的独特地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周书·异域传》载：“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65]
商旅的加入，使得诸绿洲之间的人员往来密度和频率进一步增加，对骆驼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养殖骆驼在西域畜牧业中所占比例更重，这在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中有明确的体现：皇室有专门的驼队，配有专职看守人，还配备卫兵；各级政府机构均有专人负责骆驼事务；骆驼还可充当税收、作为交换货币以及供祭、礼物[66]。骆驼的养殖水平也相当发达，牡牝有严格区别，据推测早在西汉时期就采用了阉割技术[67]。
河西地区也是重要的骆驼养殖区，为汉武帝的历次用兵提供了大批骆驼。到魏晋时期，大量中原汉人迁入河西，成为丝绸之路继续延伸和发展的主力。他们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骆驼。如《魏书·吕光传》载，前秦吕光讨伐西域返回时，“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
交通运输的需要极大推动了养驼业的发展，并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河西的壁画墓中。如甘肃嘉峪关5号墓前室西壁第63号画像砖上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峰骆驼吃树叶的场景，6号墓前室西壁第37号画像砖也表现了一名男子一手持长杆、一手牵骆驼的形象[68]。（图一四）高台骆驼城出土画像砖中也有放牧骆驼的图像。
图一四 河西魏晋壁画墓所见骆驼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楼兰LE古城西北壁画墓的后室西壁，表现了一幅双驼互搏的场景，二驼两侧还各有一人手持长杆，试图将它们分开。（图一五）该墓葬前室发现有佉卢文题记，墓主人应是一位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年代约在魏晋时期[69]。前述交河沟北的小月氏酋长墓曾出土骆驼纹金饰片，显示了月氏人对骆驼的喜爱。
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还将骆驼铸在了自己发行的钱币上，特别是贵霜前三代王的钱币，骆驼是其背面最主要的装饰形象之一。（图一六，1）于阗模仿贵霜钱币铸造的汉佉二体钱，也直接照搬了这一形式[70]。（图一六，2）
图十五 楼兰壁画墓双驼互搏图像
图一六 西域的骆驼纹钱币1. 丘就却钱币 2. 汉佉二体钱
双驼互搏原是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题材之一，在公元前6—前4世纪南乌拉尔地区最为流行。楼兰壁画墓中的这一图像提示我们，斗驼可能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一项娱乐活动。
《东观汉记》载匈奴南单于，“岁祭三龙祠，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71]。楼兰壁画墓中的双驼互搏，可能是月氏保留了这项传统的乐事，也有可能是这种游牧民族的娱乐形式传播到了楼兰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斗驼的习俗一直在阿拉伯世界亦十分盛行，并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72]（图一七）
图一七 波斯细密画所见斗驼场景
注解
[1] 骆驼分为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西域地区主要是双峰驼。除特殊说明外，本文中的骆驼均指双峰驼。
[2] E. J. Reitz & E. S. Wing, Zoo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2~283; R. W. Bulliet, The Camel and the Whe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D. T. Potts, “Camel Hybridization and the Role of Camelus bactrianu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7, No. 2 (2004), pp. 146~153.
[4] J. Peters & A. von den Driesch, “The Two-humped camel (Camelus bactrianus): New Light on Its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 the Past”, Journal of Zoology, Vol. 242, No. 4 (1997), pp. 651~679; A. N. Mukhareva, “Camel scenes in the rock art of the Minusinsk Basin”,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32, No. 1 (Dec. 2007), pp. 102~109.
[5] T. C. “Camels in the Assyrian Bas-Reliefs”, Iraq, Vol. 62 (2000), pp. 187~194.
[6] R. T. Wilson, The Camel, Longman Group Ltd, 1988, pp. 1~15; 转引自韩建林：《旧世界驼属动物的起源、演化及遗传多样性》，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1页。
[7]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8] 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9] M. Frachetti & N. Benecke, “From sheep to (some) horses: 4500 years of herd structure at the pastoralist settlement of Begash (south-eastern Kazakhstan)”, Antiquity, Vol. 83, no. 322, 2009, pp. 1023~1027.
[10] S. A. Rosen & B. A. Saidel, “The Camel and the Tent: Am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mong Early Pastoralist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9, No. 1 (April 2010), pp. 63~77.
[11] S. Myrgabayev,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Rock Art of Kazakhstan”, Sören Stark et al. ed.,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6~69.
[12] E. Korolkova, “Camel Imagery in Animal Style Art”, in J. Aruz, A. Farkas & E. V. Fino ed.,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Perspectives on the Steppe Nom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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