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下面来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封建”和“专制”的政治吗？钱穆给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是。
这可能与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在介绍钱穆的观点之前，我们先要说，什么是封建和专制。封建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封邦建国”，指的是帝王把爵位、财富、土地分封给亲戚或功臣，建立分封国，守卫中央。随着秦统一六国，封建制度就瓦解了。后来，封建被引申出其他意义，指的是“特殊权利财富由特殊人所有”，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人有等级之分的意思。
说完了封建，我们再来说专制。专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独断，大权归一个人或小集体所有，在中国，专制表现为“君主专制”。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封建和专制的政治呢？钱穆回忆起民国时期的混乱情况，说，当时满清政府被推翻，人们以为，满清的政治制度，就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以为，可以用皇帝专制来直接概括传统政治制度，这就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提到中国古代政治，就觉得是封建和专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讲讲，中国传统政治为什么不是专制的？
提到专制，你的脑海中可能有这样的一幕：某个大臣触怒龙颜，皇帝就发怒说，“拖出去斩了”或者“诛灭九族”。中国古代皇帝总揽一切大权，实行专制统治，这似乎成了许多人默认的“常识”。然而在钱穆看来并非如此。
首先，从汉代到明代，中国都是士人政权，也就是读书人组成政府。宰相是政府的首脑，君权也一直受到相权和政府的牵制。
先拿唐代来举个例子。唐代皇帝怎样下达最高命令呢？唐代中期，在三省六部之上开辟了一个机构，叫政事堂，成为中央最高机构。宰相们在皇帝要下诏书之前先举行会议，同意之后在皇帝签字的诏书上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这个诏书才能执行。如果一道诏令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是由皇帝直接发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下面各级机关都不承认。唐中宗曾有一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给人封官，自己都觉得难为情，不敢用正常形式装诏书，被封的官因为没有经过正式手续，被一般人看不起，像是走了后门一样。由此可见相权对皇权的牵制，皇帝想光明正大地处斩一个人，还要经过刑部核查，这样的制度很难说得上是专制。
其实，唐代的相权相比起汉代，已经被分散了。汉代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唐代则是委员制。也就是说，汉代由宰相一人总领全国行政，唐代的相权则分别掌控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到了宋代，相权比起唐代又要弱一些，但是这时依然不能说是独裁和专制。
举个例子，宋太祖时，有个官位空缺，他叫宰相赵普提名。赵普将自己拟好的名字交给宋太祖，而这个人恰好是宋太祖平时最讨厌的，他拒绝这个提名，还把赵普的提名纸给撕了。过了一两天，他又要赵普提名，赵普还是说的同一个人，说暂时没人比他更合适。宋太祖也就点头说：“既然这样，就照你意见用吧！”由此可见，尽管宋代时相权轻了，皇帝还是要考虑宰相的意见的，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制度是不断变化的。明清没有了宰相，各个政府部门都被皇帝握在手中了，但国家也有制度，也有法律，皇帝一人的意志并不能决定一切。在钱穆看来，不能单凭自己的想象，就说中国传统政治全是君主专制与独裁。
接下来，我们来说，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是封建的？
前面说过，封建的引申义是“人有等级之分”，钱穆认为，历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实际在一天天地趋向平等，等级的概念其实在不断弱化。他提到了两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上，基本各个朝代的赋税政策，都有抑制贫富差距的意图。比如，前面曾经提到的，汉代不允许私人经营盐业和铁业，而必须由国家经营。盐和铁每个人都要用，容易获取暴利，关乎国计民生，限制私营，就等于限制了一些百姓因此而过度富裕，抑制了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分层。唐代后期到清代，都由国家来管制盐业、采矿业等，政府特许经营，有专门的税收机制，不允许自由买卖。第二，在政治上，几乎各个朝代都有废除特权的措施。这在选官制度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看重出身阶级，把一个人的家世门第作为标准，来评定这个人能担任什么职位。门第高但才能一般，也可以做高官，而如果门第很低，就算你才高八斗，也只能当个小官。但是，从唐代开始，科举制设立，通过考试选拔官员，门阀贵族的特权也就没有了。唐代前期，工人和商人曾被官场歧视，到了宋代，就都可以参加科举了，政府政权完全开放。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父亲是工人，明代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则出身于商人家庭。这种不论阶层的开放性一直延续到清代，今天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这使得阶层逐渐平等，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因此，用封建等级来说中国社会，在钱穆看来，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是专制的，从汉代开始，君权一直被相权或多或少地牵制，皇帝的意志也受到制度和法律制约。中国的传统政治也不是封建的，各朝代都走在限制过度富裕和废除特权的路上，科举制更使得社会阶层一天天地趋向平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