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自古以来就是后人为纪念自己先人所立。所以，我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为其他人、特别是为自己老师写墓碑的先例。但，袁吉六先生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袁吉六(1868-1932)，名仲谦，生于湖南湘西保靖县葫芦寨，家境贫寒，其母早逝，其父也是一个穷秀才，以卖豆腐为生。袁吉六从小跟父亲学诗文，聪慧过人，勤奋好学，饱读诗书，才华过人。
14岁那年，辰沅道台来葫芦寨巡视屯仓，住宿客栈。为保证睡眠，将客栈的猪全部赶到野外，引起袁吉六强烈不满，深夜故意高声诵书，使道台一夜未眠。第二天，道台问罪，袁吉六理直气壮:“深夜诵读是我的习惯，读书声越大，越记得深刻。老爷少时若不刻苦读书，今天怎能做如此大官？”
说得道台恼羞成怒，又无法发泄，于是使出一招:“既然你如此发奋，腹内定有才华，我今出一对联，你若对上便罢，若对不上，我就要打你的嘴巴。”于是瞧了一下天花板，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袁吉六，念出上联:
“小学生，蓝衫扫地。”
袁吉六向道台头冠扫视一眼，立即应对:
“老大人，红顶冲天。”
“小学生”的文思敏捷，使“红顶冲天”的大人不得不折服。这个“智斗道台”的故事，至今还在其家乡广泛流传。
清光绪23年，袁先生中举。先后很多人劝他做官。特别是同年中举的师兄弟谭延闿，1916年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邀请袁先生任省府机要秘书；其后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时，又邀请袁任国史馆总编修等。因为不满政府腐败，他都断然拒绝，并且决心矢志从教。
袁先生先在保靖、永顺、新化，后又在长沙省立四师、一师、一中、长郡、湖大和北京师大任教，所教学生数以千计，可谓桃李满天下！毛泽东、罗学瓒、周谷城等一批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都是其门下。特别是毛主席，袁吉六先生担任其国文教师达五年半之久。
袁先生教书非常严格，教学遵循“严师出高徒”的传统，据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回忆:读一中时，第一次作文批改，全班仅其一人60分，其他人都不及格，最少的只有5分；因为周错了一个字，袁先生便从文字演变起，引经据典，详细分析，批语达1000多字，比其作文还长，此事使周先生终生难忘！
袁先生对毛泽东更是特别器重，他早就断言，毛泽东是他所教学生中最为勤奋、最有天分的佼佼者；还多次对人说，毛泽东具有“挽天下于危亡”的思想和品质，将来从文定是一代文坛泰斗，从政则是一代安邦兴国的社稷英才。
所以，袁先生对毛泽东要求更严，除了要求掌握课堂讲授，还经常找毛泽东谈话，开小灶，指导毛泽东阅读屈原诗赋、唐宋诗词和八大家散文、桐城派的代表作品等历代大家优秀作品，吸收我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精髓。在写作上，要求毛泽东改变原先惯用的“梁氏文体”，用古文作文，以进行高难度的强化训练，由此足见袁先生用心之良苦。
1915年夏，第一师范爆发驱赶校长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应同学们要求写了一篇“驱张”宣言，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推行尊孔读经，俯仰袁世凯之鼻息，贻误青年等等劣迹，气势磅礴，大有骆宾王声讨武则天檄文的雄风。张干恼羞成怒，挂牌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闹事学生。
袁先生闻讯，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主持正义的老师，与校长论理，力保毛泽东。袁先生为此，甚至还一气之下，疾书辞呈，说:
“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如若开除，天理不容！”
就这样，毛泽东在老师们的全力保护下才免遭被开除的“横祸”。这次“患难之交”也让他们的师生感情与日俱增、愈发深厚。
(图为当年第一师范校长张干)
袁先生多才多艺，对毛泽东的影响亦是越来越广、越来越深。
袁先生酷爱读书，“通古今文史”，曾教导毛泽东:
“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
毛泽东深受影响，嗜书如命，深研古今中外文史，成为“学胜古人”、“才胜今人”的一代英才！
袁先生工于书法，自成一家，还著有《书法必览》，毛泽东深受影响，亦成为自成一派的名驰中外的书法大家。
袁先生善于应对，毛泽东更是“应对”如流。1917年暑假，毛泽东为熟悉社会，广交朋友，到长沙、安化等五县游学。在安化听说一叫夏默安的“学夫子”，毕业于清末两湖学院，饱读诗书，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等书，毛泽东走访他，他瞧不起游学先生，故意回避。毛泽东不厌其烦，连续拜访三次。最后“学夫子”想了个办法，在书案上留下一对联出句: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见了，马上微笑应对: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先生听到，被毛泽东敏捷才思折服，连声称赞，马上出来以礼相待。毛回长后说与袁先生听，袁先生喜于言表，称赞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袁先生尤工诗歌，创作态度十分严谨。毛泽东的《讲堂录》记载了不少有关袁先生写作诗文的独特见解，如:
“文以理胜，诗以情胜”；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
“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
“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袁先生这些金玉良言，对毛泽东练就“横扫千军笔一支”，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诗词创作方面，毛泽东将袁先生的创作理念和“颠倒簸弄”的教诲，当作座右铭，贯穿于后来一生的写作之中，甚至发挥到前无古人的地步。
所以，《毛泽东自传》中说:
“予之得窥古文之涘涯者，袁胡之教为多。”
1950年10月，毛主席特邀一师老师和学友徐特立、王季范、周世钊、谢觉哉等人来中南海做客，叙间询问袁先生。周世钊告诉主席，袁先生积劳成疾，已于1932年病逝，其遗孀戴氏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生活困苦。王季范先生则呈上一纸，上写一《七绝》诗。开头两句是:“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支！”
毛主席对袁先生去世十分悲痛，对袁师母的处境十分焦虑，当即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首道接信后，立即派人前往慰问，了解情况后，先后送300斤大米，每月发60元生活补助。后来毛主席又邀请师母游览北京，为其量身做衣制鞋；之后逢年过节生病均寄钱送礼。
师母和其亲友及周边群众非常感动，当年流行一民谣:
娘疼崽，长流水；
崽疼娘，扁担长。
世上哪个亲生崽和女，
有毛主席这么疼师娘？
1952年9月，毛主席邀请恩师罗元鲲、张干等叙旧。回后罗先生写信告知毛主席，袁先生因为生性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前清骂皇帝、民国骂蒋介石及当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成为当地地头蛇的眼中钉。生前因为有学生挡驾，不敢造次，而死后则故意刁难、以各种借口不准其亲人为其立墓碑。
毛泽东怀念恩师，第三天就派人送来亲书墓文:
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书
罗先生看后激动得流下眼泪:“我为袁先生高兴，也为润之这么尊敬老师高兴，这下好了，足以告慰袁先生在天之灵了。”
不过，墓文左下方一般是墓主子孙署名的地方，可毛主席署名却正好落在了此处。罗先生询问毛主席署名是否可移到右上方，毛主席对罗先生深情地说:“不要移。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袁先生教诲我辈五年多，应该，应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