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杨度，源于一句诗：“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此诗名为《和济南韩虔谷》，是一首唱和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年底，杨度借着与济南名士韩虔谷唱和的机会，在诗中将自己的苦闷一并带出，虽有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民之志，可这市井之中又有谁知道自己的抱负呢？
作为清末民初不可忽略且充满争议的人物，杨度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他的家庭是一个军人家庭，从曾祖父到祖父，以至于他的父亲，都投身于湘军之中，而他日后的师父王闿运，也与曾国藩有一段渊源。
这个王闿运也很有说头，世人称之为“湘绮老人”，博学多才，为晚清一代大儒，当年曾向曾国藩进言，劝其拥兵自立而未遂。杨度在其门下，学的是帝王之术，攻读经史子集，特别用功，希冀有朝一日，能将自己所学施展于天下，造福于百姓。
之所以说杨度具有争议，源于他日后在袁世凯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之中的所作所为。
袁世凯于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正是当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的举荐，他才得以成为朝廷命官，后来袁世凯被赶回家养病之时，京城百官同僚中，也唯独杨度与严修前去车站送别，让袁世凯大为感动。
仅仅因为关系密切和知遇之恩，杨度就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吗？其实不然，回顾杨度早年，他不仅学习帝王之术，而且也是一个宪政鼓吹者，例如在日本避难留学之时，写成的《金铁主义说》，以及日后为清朝考察诸臣写成的两篇宪政文章：《中国宪政之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据说，这两篇文章被带回北京后，呈给慈禧太后，深得欢心，1906年1月，清廷就下旨：“预备仿行宪政。”
故而，在袁世凯想要变更国体之时，杨度也是满心支持，不仅仅是袁世凯得到满足，而且也正符合杨度的心思，实现自己昔日所学与宏图抱负。
但是，倒行逆施之举自然不会成功，老袁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临死前曾大呼“杨度误我！”
杨度误了老袁吗？答案是否定的，杨度留学日本之时，窥探日本的制度，拿来与中国和沙俄对比，他意识到，体制问题才是核心问题，相较于中俄两国的专制主义，日本的君主立宪才会利于国家发展。回到袁世凯称帝的行动中，杨度的本意就是说，我们要搞君主立宪，但老袁却会错了意，以为可以复辟帝制。所以，杨度非但没有“误他”，反而是在“拉他一把”。
后来，张勋也想复辟帝制，杨度给他和梁启超的通电就说明了一切：“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这是当年张勋宣布复辟之后，杨度对此做出的反应：君主立宪可以，复辟帝制绝对不可行！这就是杨度的态度。
黎元洪接手北洋政府之后，当年著名的“筹安六君子”，今日却成了臭名昭著的“帝制祸首”，先是被政府发布通缉令，而后就是舆论导向，人人皆言诛杀，当时的局势对于杨度来说，可谓非常凶险。
大起大落之间，也在一步步消磨杨度的坚持，最后，他去了天津，做了一名寓公。那段时间的他，异常痛苦，只能把心思寄托在佛学和碑帖临摹之上，以此分散精力。
最令人诧异的一点，便是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他的介绍人，是著名的潘汉年，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则是我们敬爱的周公。
当时，杨度身在上海，经过好友章士钊的介绍，成为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央特科情报人员。
我们现在无法知晓杨度为我党提供了什么重要情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他的名士身份，对一些营救行动非常有利，所以，这才是我党发展杨度成为党员的重要原因。
而杨度，也是乐于奉献的，比如他加入“中国互济会”，并且卖掉房子捐款支援。这样的杨度，才是真的国士！
作为一代名士，早年师从国学大师学帝王之术，而后信奉君主立宪，即使当年是“筹安六君子”之一，深陷舆论之中，他也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无论他的身份如何，信仰如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拯救这个危难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他自诩国士，一生就在践行作为一个“国士”该做的事，并且矢志不渝。这一声“国士”，他当之无愧！
1931年9月17日，杨度于上海寓所内驾鹤西归，享年56岁。
最后，用他的著作《金铁主义说》中的一句话结束本文，以此缅怀：“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