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新社按語
歷經幾個月的全力救治,包麗於4月11日中午出現“室顫”,今天搶救無效死亡。距離包麗自殺的這七個月裡,她一直未能恢復自主呼吸,靠著呼吸機延續殘破的身體,而因疫情原因,最終也未能在重症監護室見到母親最後一面。自包麗事件引發公眾關注到現在包麗明確死亡,牟林翰未向包麗母親道歉。
慧新社於今日重發舊文《北大女生自殺事件反思:這是一場社會性謀殺》,沉痛哀悼包麗。生者必須銘記包麗所受的性別壓迫。
願天上沒有以愛之名的性別壓迫,沒有厭女症,沒有PUA。
包麗,走好!
一位北大的大三女生包麗自殺了。通過曝光的聊天記錄,我們可以得知,在生前,她處在一段極其不平等的親密關係中,充滿著侮辱的精神暴力。其母認為這和女兒的死有關,因此通過媒體報道和向北大申訴,希望能給女兒一個公道。然而,北大並未對此做出正面回應,當事人牟林翰也未做出反思和道歉。公眾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把矛頭對準了牟林翰,重點引向了PUA、精神控制,社交媒體上瀰漫著憤怒和同情的氣息。
在得知這件事後,我同樣處於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中,憤怒又哀傷。我想起了林奕含。也想起了自己在高中時,同樣聽到的一個消息。一個成績優秀的高三女生,她的父母在外打工,家中無人照管。因為男友和自己分手,自己懷孕了,就吞下農藥自殺。當時,雖然我不認識她,從未見過她,但我卻深深地懷念著她,我的心被她牽動。我想,如果她還活著,現在應該和我一樣,在大學讀書,為自己未來的夢想而努力。同樣,包麗如果還活著,她原本也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然而,這一切都成為泡影,她們走向了冰冷的死亡,心臟停止跳動,大腦停止運轉。這個世界上,不再有她們的身影、面容和聲音。如果我們就此忘卻,如果我們不去反思,那麼她們的死將是多麼單薄,只停留在親人的哀悼之中。
她們為何自殺?是誰、是什麼使她們走向這條道路?過去有多少女孩、未來還會有多少女孩走向這條死亡之路?
包麗是自殺的。如果從法律上來追究,只有她自己承擔這一死亡的後果,當然,這已經超出了她的承擔範圍。我們不從現實行為的角度,而是從哲學高度來思考:包麗的自殺是一種自由選擇嗎?誰應該為她的死負責任?自由選擇一定是主體做出的,並且堅持著我選擇、我負責的原則。 從哲學角度來說,只有為崇高事業獻身是自由選擇,其他的自殺都不能算自由選擇。
一個人有多麼絕望才會去自殺呢?包麗最後發給男朋友的微信一條是“遇到熠熠閃光的你而我只是一塊垃圾。”這顯示出包麗陷入了一種非常嚴重的客體的自我厭棄之中,她否定和貶低自身價值,而將男友捧至高位。另一條,“媽媽今天給你謝罪了。”包麗認為自己自殺是給男友謝罪,她對不起他,有愧於他。包麗的死與男友有關,是為男友而死。包麗微博最後的更新是“我命由天不由我。”這說明,她認為自己的死並不是自己決定和選擇的,而是由“天”來決定的。這個天指的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她的處境。是屈辱的處境將她逼向了死亡,而不是她個人自由選擇了死亡。
從包麗和男友的聊天記錄中可以看出男友對其的打擊和侮辱,因此,大部分人都將包麗的死的一部分原因歸咎於其男友。誠然,牟林翰的做法確實可恥,應該譴責,但包麗的死是否就僅僅是他一手造成的呢?如果將包麗的死僅僅歸咎於牟林翰,歸咎於她失敗的親密關係,歸咎於精神控制的PUA,背後的潛在邏輯是,只要她遇到一個好男性,擁有一份好愛情,不碰上PUA,就可以幸運地好好活著,就可以避免悲劇。這是一種運氣的較量。果真如此,問題就會變得簡單許多,我們女性只要不碰上牟林翰這樣的渣男,不上PUA的當,就萬事大吉了。但深入思考,就會發現並非如此,包麗的死不是她個人的自由選擇,不是牟林翰的一手操縱(他確實要為其負責,但不僅僅是他),而是整個男權社會造成的,男權社會應該為其死亡負責任。
一
封建男權殘渣泛起
從二人的聊天記錄中可以發現,牟林翰打壓包麗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你不是處女。”這顯示出牟林翰有著嚴重的“處女情結”。“處女情結”是指男性一定要求自己的伴侶是處女,女性應將自己的第一次性行為當作禮物一樣奉獻給未來的丈夫。
“處女情結”是封建男權的產物。其物質基礎的來源可以追溯到私有制的產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中提到的觀點是,私有制的產生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伴隨著婦女必然性的歷史失敗。因為私有制的產生,婦女淪為男性的私有財產和附屬品。家庭是私有財產得以繼承的單位,男性要將私有財產繼承給自己的親生兒子。當時避孕技術不發達,為了保證兒子和父親血緣的一致性,就要求妻子必須是處女。
從性政治的角度來說,性關係就是一種權力的政治關係。男權社會不僅要從精神上客體化女性,還要佔有和控制女性的身體,通過控制她的身體,進一步控制她的精神。男權社會將處女賦予價值,只有處女才是純潔的。
針對這樣的封建男權思想,中國在100年前就已經進行了抗爭。“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傳統的父權社會的一次激進的“弒父”。
“五四”運動包含的重要成果就是思想啟蒙,旨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剔除掉封建思想,其中也包括對女性的啟蒙——女性要掙脫封建父權家庭的束縛,走向獨立自由。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就確定了男女平等的法律主體地位。然而,100年後,曾是五四運動陣地的北大中,竟然還飄蕩著“處女情結”的幽魂,封建男權思想在北大學子心中隱隱作祟。近年來,社會上出現的“女德班”也令人堪憂。這些現象都說明,在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時代下,封建男權正在殘渣泛起,並且結合資本一起猖獗。不禁試問,五四運動的啟蒙成功了嗎?它的成果保住了嗎?正是因為封建男權思想並未從當下社會中徹底根除,才會有牟林翰以此打壓包麗,才會有包麗認同自己不是處女就有罪這一觀念,造成了悲劇的發生。
二
性別平等教育的缺失
除此之外,整個社會性別教育的缺失也是包麗死亡的社會性原因。男權社會關於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男性從小就被當作主體培養,接受主體教育,他們被告訴,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要有所成就,要以人生的自我實現為重心。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言“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她的力量很有可能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消耗。”而女性從小就被壓抑成客體,她們的成長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打壓,她們被告訴要以愛情和婚姻為重心,那才是女性的歸宿。在這兩種相反的教育下,男性走向了主體之路,女性滑向了客體深淵。包麗在親密關係中的反應也顯示出一個重要問題:愛的權利不等於愛的能力。如同魯迅作品《傷逝》中的子君言:“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包麗說“我最美好的東西,是我的未來。”然而,子君和包麗都落入了死亡。
當下的女性雖然獲得了男性平的法律地位,但沒有接受和男性同樣的主體教育,因此缺乏愛的能力。愛不僅指愛他人,首先就要愛自己,而包麗在愛情中卻喪失了自我,陷入自我厭棄。反觀男權社會對男性的主體教育中就包含著對女性的客體化,男孩從小就被教育不能像女孩一樣軟弱,男性只要獲得成就就會擁有一個賢妻良母的客體作為獎賞。
縱觀中國社會,性別平等的教育並未普及,性別平等的觀念自然無法深入人心。女性主義作為一門普及性別平等意識、培養女性主體的學科在各個大學的開課量都十分稀少。性別平等教育應該從小就開始做起,鼓勵女性自尊自愛自立自強,教導男性尊重和平等對待女性。
三
主客體的親密關係
有一些網友出於獵奇的心理將包麗事件解讀為字母圈(SM)的故事,這曲解了問題的實質。SM是兩個主體之間的遊戲,建立在平等自願的原則之上。而包麗所處的親密關係是典型的主客體關係,牟林翰是主體,不斷對包麗進行身體和精神上的徹底客體化 ,直到包麗精神崩潰。按照福柯的觀點,主客體統治的秘密是客體的承認。包麗之所以自殺,就是想結束這種屈辱的被統治關係,但由於自身的客體性,無法做到真正意義的反抗——離開(從積極層面不承認被統治),而只能自我消亡(消極層面的不承認)。
實際上,傳統的愛情模式就是主客體模式,男性居於主導地位,享有支配權,女性居於客體地位,被男性所統治。 只不過,傳統的愛情模式還遵循著一套禮貌教養系統,男性會對女性有所感恩,表面有一層溫柔和甜蜜的面紗。而牟林翰對包麗是直接的打壓和侮辱,撕掉了溫柔面紗,暴露出其客體化女友的本質。這種直接打壓和侮辱,被稱為PUA。我們從哲學上識別PUA,才能真正防範。PUA的本質就是對女性進行極端的身體和精神的客體化,從各個層面打擊女性的自尊心,而建立起對男性的依賴。客體化的手段經過商業的包裝就成為PUA,在底層男性中獲得市場。
作為女性,要真正防範PUA,就必須成長為主體。只有保持著強烈的自我和自尊意識,才能在親密關係中不被客體化。主體性包含精神主體性和身體客體性,意味著精神和身體的雙重獨立和自足。包麗在一開始是有精神主體性的,他反駁牟林翰,“我最美好的東西是我的未來。”
但她的身體客體性較強,無意識認同了對方處女有罪的觀點,即她的身體不純潔,而產生自卑心理。身體客體性最後汙染到精神主體性,使精神主體性也慢慢減弱,即包麗感覺到自己說不過他,被他洗腦了。
我們女性要從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都培養自身的主體性,成長為身心一致的主體,一方面意識到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愛我的身體,任何人都不得貶低、侵犯和傷害我的身體,一方面堅持培養自身的獨立人格和思想,不被他人的想法帶跑。 只有這樣,“有一天,女性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用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捨棄,而是自我肯定,那是愛情對她和對他將一樣,將變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險。”(波伏瓦《第二性》)
包麗的死是一場社會性謀殺,整個男權社會要為此負責。我們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進行反思,與封建男權思想作鬥爭,學習和傳播性別平等知識,打破主客體的親密關係,建立起互相尊重、平等友愛的主體間性的親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