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很一點很奇怪，他身為民國知識圈的領袖、思想界超級大IP，對於知識分子同類，卻始終都至為鄙夷，視為最不堪的醜類。
他所寫文章，對無良的權力者，是不假辭色直接狙擊；談到“愚民”，都還有哀其不幸的一面。唯獨言及文人時，態度不是憤怒，就是厭惡，挖苦都是算菩薩低眉。錢理群就說，所謂“魯迅精神”，最大的對立面，其實是操筆桿的同行，尤其是“知識精英”。
只因為，在迅翁瞧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幾乎都是奴才式的群像。而中國知識分子史，委實三千年奴化史。這類人，一張口就是什麼“世道人心”、“精神獨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滿嘴哼哼嗡嗡，實際上終其身都寄生黏附於權力腌臢之上，近乎卜祝，倡優類蓄。
他很悲觀地說，哪有啥“文化聖賢”，墨子不過反抗的奴隸，孔子實為順從的奴才。歷代所謂的“士”，固然是高自標置到雲端之上的，可稍微一想，無非就是權貴們豢養的飛鷹、走犬和幫閒而已。“沒有自個的思想,不用自身腦子思考,別人舉手我也舉手,別人講啥我也講啥,而且做得興高采烈”,古代知識分子的工作，大體就是在協助培訓這樣的子民，自己也日益奴化。
衣著是光鮮了，談吐是夠清雅了，卻並不見得有什麼清白，多少光彩。李敖曾在其節目中談及“文人相輕”現象，聲稱瞧不起中國文人，理由也是他們“掛羊頭，賣狗肉”，太具奴性了。
也許，在迅翁看來，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權貴之間的關係，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病毒互染聯盟。
稍作分析起來，他認為的知識分子，大體分為兩類：一種，是吟風弄月，妝點太平，“不悟自己之為奴”，“與流氓政治同在”，很可悲；另外一種，則是可惡，是洋洋自得的奴才，“自己被人凌虐，但更積極凌虐別人”，誣賴，撒嬌，裝傻，熱火朝天張羅“吃人肉的筵席”，同時拼命為主子鼓吹“壓迫有理論”——能跳出二者方為“中國之脊樑”，可惜絕少。
“精神奴隸”四字，是魯迅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民性”，及其精神狀態，最刻薄也是最切中根抵的評判。照他理解，權力者要利用這批風雅自命之人，以“文”的方式撐持特權；而讀書人呢，或被迫屈從，或積極獻媚，爭為幫閒。偶有骨頭硬的冒頭，也必要要領受高壓鉗制，比如司馬遷的被去勢、高啟的遭腰斬，都是著名案例。
“也就太監，才會去吹捧皇上吶”！在魯迅眼中，傳銷至今的那些連《論語》句讀都暈菜的“國學家”們所鼓吹的中國文化，是一宗太監化的文化傳統；而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隊伍，幾乎就是一堆病入骨髓無可挽救的軟骨病患者群。這是迅翁對民國及以前知識人的基本態度。他針砭同行，向來是無情的，無意博取不偏不倚的美名，斬將搴旗，口誅筆伐，外加踹走狗一腳。有人說他是愛深責切。
就我個人閱讀而言，我從未覺得，魯大師的這個論斷是危言聳聽的。甚至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問題，還不是一個已遠去的“古代標本”的問題，甚至是具體的、現實的遺留問題。中國社會的某些內在文化因素，雖歷經千載，波海沉浮，但其根本，只怕在後來也未曾改變些許。看民國史，溥儀是早被攆出紫禁城了，可奴才們還聚集宮中不願離開，每日叩頭泣血，無所告訴。
至於具體的制度因素上，中國知識分子何以會集體奴才化，過去學者楊師群先生已有很好的見解，我想在他意見基礎上，寫幾點成因總結。
1，秦漢以後，儒家的綱常禮教疏灌，衍化為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論知識分子奴性思維與奴化人格的成因，他們所接收的教育系統，當是第一位的。讀書人嘛，信息來源就集中在這，基本上會因讀什麼而信什麼，最後成為什麼。
中國曆代王朝，都可說是極權與集權並備的經典模型。要萬世一系維持住這種機制，對國民特別是對讀書人的思想控制，是重中之重的。任何權力，必然首先是話語權力。漢唐盛世也好，明清末世也罷，無非城頭變幻大王旗，套路依舊，範型仍然，舊拳法也還是那一招吶。
儒家自秦漢之後，獨尊宇內，早非一文化系統那麼表層，而是被權勢者巧用為思想控制資源——用現下的話直白講，就是洗腦的工具。君王為啥推重它，因為其忠君、綱常、等級、服從等理念，在文墨禮讓的遮蓋下，實有高強度的奴化意識灌水在裡頭。它最有助於偶像崇拜論、君權神聖化，最終拱手而治，天下是非定於一。
說來說去，強權即真理。“外儒內法”，儒家頂多是強權的花樣點綴罷了。在這種教育模式下，知識人受儒學教育，目的從不是受教成為一個精神獨立人格，而是乞望為權貴們所賞識，“志登天子堂”，樂為臣僕狗馬。一種學問，之所以要“獨尊”，無非馬基雅維利所揭穿的，將別家的思想粉碎掉，然後將這些東西依照我要的需要重狀起來，是為技術，亦是為權術，更是為惑術。
以往的讀書人，整體上信息接收有限，也就單一化的這些，思維意識終身都被洗髓伐毛，想不徹底奴化都難。
2，封建帝制時代的國家機器，淪為隨意鎮壓異議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清人龔定庵的這句傷心話，可說道盡了過去中國知識人“憂讒畏飢”的全部惶恐。
率土之濱，莫非臣下，莫非奴才。中國封建歷史上，知識分子的言論生產，幾乎全部都為帝制所管制的。歷朝歷代，都有敢冒頭的讀書人言行，被權力者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判告為“異端邪說”、“妄言妄論”，以至於有話不能說，說了沒人知道，知道了有人身危險。
當年，乾隆帝罵紀曉嵐：“朕以你文學優長，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爾何妄談國事”，就是直接挑明知識分子不過娼妓，愛你殺你都是皇恩浩蕩。帝制時代，知識分子於國，就是賈府裡的焦大，一心為主，恨不得剖心割腸表白，可分寸稍微不當，還得受賜一嘴牛糞。
是以，古代中國，文字獄橫行妄由竟成為常態。文人的自由言說之權，被視若險物，且時刻催逼他們為臣為奴，其用意就是全面鉗制“王官”之外的言論生產，要求知識人對權力、對“國家”無條件臣服，效死輸忠。更可怖的是，此時所謂“國家”，不過就是封建帝王的私家，門閥權貴的廳堂。
在這樣的機制環境中，文人的獨立思想，理所當然被封建帝王視為洪水猛獸，五花八門最高等級的罪名也是層出疊現。遠的如先秦，《韓非子》、《商君書》，種種誅心之論都列在目錄上；漢唐早有“訕謗”，入宋而後，即有“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黜之、放之、逐之，甚或殺之。
魯迅生前身後的晚清民國，這套招術依然被擺弄的無比嫻熟。反正就是，誰當家誰代表真理，倘有異議，可說你是“康黨”，可說你是“革命黨”；民初的“亂黨”，轉眼幾年又墮為“反革命”等等，名目實在繁雜，多到難以勝數的境地。同一批知識人，一旦政權輪替，遭遇就可能天上地下，一切是非早就在不同的定性中混淆，無所適從。
總之，對於封建帝王來說，奴才只能奉行,不許言議;閒議固需謹慎,連妄自吹馬屁也犯忌,這就是“思不出其位”。
3，古代中國家長型王權統治的制度文化，時刻異化知識人的獨立性
過去，薩孟武就直說，“中國之制即為王權之制”。就是講，古代中國，封建政體中，帝王之術下，君臣父子，百家爭寵，完全是一個巨型家長化的統治格局。
在古代政治中，君王與士大夫關係的基礎，是在同一個體制下利益的分配。在此種全部權歸中心、全部勢歸中心、全部利歸中心，甚至是全部命都歸中心的王朝文化架構中，每一個士\知識分子，在出生的第一天起，都天然是，或準備是宮廷的娼優、權貴的奴僕、御前的走狗。讀書人的身板骨頭，早就魄蕩魂飛 ，而其歸宿，無非是屈上媚勢。不合作？出局了事，沒有成為士\知識分子的可能性。
什麼是“封建王朝”，“封建”的不是城牆，而是權力與思想，是壓倒性政治力量的掌握。所以，欲問古代士人，讀萬卷書所為何事，公孫弘早就不吝點題，就是為權勢者出謀劃策，就是靠文化妝點昇平，謀得一份殘羹冷炙。這樣的文化機制下，每一個體都不被允許有個性，也自然會被異化為唯唯諾諾的奴才，甚或是嗜血的野獸。為什麼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會形成君臣之間終日猜忌防範、權力基層裡盲目服從的狀態，本就是有著核心痼疾在。
這是古代中國，絕大多數讀書人的可悲。他們無恆產無恆心，隸屬權力寄生階層，本身也缺乏能維繫自身獨立、乃至可去抗上的思想來源與現實力量。是以，歷史上偶爾閃現的道與權、理與勢衝突中，即便有極個別讀書人敢冒不韙，挑戰王權，也終是毫無懸念的被戕殺。精英知識分子，學識愈高，顧慮愈多，從而喪失冒險的精神。
而且，自明而後直到滿清覆滅，封建王朝的專權手段是愈加隱秘恢詭的，壓制傾向只有強化毫無衰退之跡，作為國之精英也是眾矢之的讀書人，惟有自墮為專權的奴才，方可明哲保身，進而名利雙收。
4，封建帝國壟斷一切生存資源的經濟體制，迫使知識分子無路可逃
魯迅講，任何讀書人，他首先是個人。既然是人，第一要素是生存，而非精神追求。真是至理名言。
封建王朝時代，一心“殺身成仁”者，寧餓死“義不食周粟”者，魯迅也頂禮致敬，可那畢竟是聖賢境地，千載能逢一二，不能要求讀書人都如此。就“人”的屬性而言，讀書人也是普通一份子，總要先有飯吃，能得溫飽，才有能力和底氣，去談發展、談尊嚴、談骨氣，談知識分子人格，否則全是虛的。
而問題在於，歷代中國讀書人，基本上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物質上幾乎都無法自給自足。更為麻煩的是，他們所存身的社會，經濟上完全是一個由“王有制”壟斷一切出與納的制度形態，連要做伯夷、叔齊都是痴心妄想。魯迅如此嘲諷他們這些迂夫子，“你們不吃周朝的糧食，可你們如今採摘的野菜，也是周朝土地上生長的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這是多麼動聽的話。反過來理解，便是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而是亦人亦神的帝王的“私家”。在這種經濟形態籠罩下，古代讀書人，他一切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由王權所操縱、所配給、所施予的。既然所有華衣美食乃至淡飯粗茶，都是“喂，嗟來之食”，你還有啥底氣，去叫囂啥獨立，還有啥顏面，去鬧騰啥骨氣呢！
所以，魯迅很悲觀，古代士子的區別，不是本質的而是層次的，無非是“作奴才而不得”，和“坐穩了的奴才”，兩類而已。彼時的陶淵明大叔，敢嚷嚷“不為五斗米折腰”，無非是自恃回家還有米，假若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掙扎，還管啥“腰”不腰的呢。杜甫至死，都在耒陽乞食，好些時候諸如武宗滅佛之際，是連深山出家做僧尼，都得逼迫你還俗的。對不起，率土之濱，不允許你吃飯砸鍋，亂講啥子人格。
古代中國的文化階層，絕大多數沒有能力甩掉包袱，杜絕不必要的醬缸，很大原因就是根本沒辦法自立生存。氣節這東西，尤其是反抗權力的氣節，不僅非人人能為願為，也不大為人所賞。
這麼分析下來，也就是說，在魯迅的意識中，古代中國的士\讀書人,基本都是權勢的黏附物，根本在此之外，完全撐持起一種獨立的生活方式，與骨氣彌滿的人格操守。
他筆下的《狂人日記》主人公，何嘗沒有強烈反抗過，最後還不是向現實妥協，被現行機制收服，“赴某地候補”去了。從反抗的奴隸，成長為順從的奴才，是中國古代，多少讀書人的命運呢？孫悟空與哪吒，玉皇大帝都敢鬧，歸途與“狂人”一樣，最終都成為反對者的一員。
這種悲劇，正如當代作家巴金，在其《隨想錄·十年一夢》一文中所沉痛追述的，“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所說的，其實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總之，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不為宋之問，便為孔乙己，無怪乎魯迅看不上——儘管他自個就是此道中人。即便是到了當下，封建雖然倒塌，王權固然澌滅，可商品大潮是接替湧來，經濟誘惑是不捨晝夜的。對於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牛氣沖沖的讀書人們，我們還得追問一句：
親，你們真能挺得起“匯仁腎寶”滋補下的脊樑，做到自給自足不賣良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