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夏商时进入私有制时代之后，无论是奴隶主专制还是封建帝王专制，权力集中在一姓家族的代表者——帝王。帝王的意志，就是天下的意志，就是民族的意志，而帝王个人资质优劣，也成为这个国家命运的走向。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也取决于帝王的好恶态度。史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令兴
“太学”于京师，以“五经博士”为教官，为博士配弟子（即后来的太学生）50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影响了中国上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一、独尊儒术，当刘彻遇到董仲舒
汉武帝刘彻
汉代的太学，始于汉武帝。封建社会确立后，为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国家采取“内法外儒”的文教政策，积极兴办学校，招纳士子们就读。
选拔的基本办法有两种：一是察举，二是征辟。所谓“察举”，就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员经过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他们官职；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官府的署吏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察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秀才”（才能优秀者）、“孝廉”（孝敬廉洁者）、“明经”（通晓经义者）。
对被举荐的人员，朝廷有时也要进行考试，方法是由皇帝提出政治或经义方面的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按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由被举荐者抽选答对，称为“射策”或“对策”。朝廷根据他们的成绩分配官员。
这时，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3月29日）遇到了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儒学被推上了独尊地位，指导中国社会生活达数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察举的百余名贤良中，董仲舒以古今治道对策被录用。跟董仲舒同一次靠自荐走进汉武帝视野中的还有东方朔。东方朔是历史上著名的滑稽大王，他在汉武帝面前以善辩获得信任，被汉武帝留侍左右。犹如杨雄以文才闻名于世，汉武帝就直接召用他为“郎中”；科学家张衡，最初被汉安帝征用为“郎中”，以后即升为“太史令”。
董仲舒
董仲舒竭力为汉王朝的封建“大一统”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受到西汉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被立为“官学”。史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下令兴太学于京师，以“五经博士”为教官，为博士配弟子（即后来的太学生）50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后，太学规模不断发展，学生数不断增加，到汉成帝时已增至3000人。东汉建都洛阳，太学设于城南，到汉顺帝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达3万余人，甚至连匈奴也派弟子来学。
汉代官学除了有中央政府主办的“太学”，也有“鸿都门学”，这是汉灵帝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设立的一所专科性质的学校，因设在都城的鸿都门下，故称。该校主要学习辞赋书画，类似今天文科和艺术院校，学生多时达千余人。
还有一种是地方政府主办的“郡国学”和校、庠、序等。汉武帝时只有郡国学。所谓“郡国”乃是地方高级行政区划，“郡”直隶中央政府，行政长官成为“郡守”；“国”则由分封的诸王统治。郡与国的地方官学称郡国学。直到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才明确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聚（自然村）设序。从中央太学到郡国学、校、庠、序的封建教育体系就正式形成了。但到西汉末年，官学开始没落。
二、“儒学”即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因其排行第二，字仲尼，后世有人贬称“孔老二”。他的一生，除了中年一度做过鲁国的司寇和周游列国以外，主要是授徒讲学，号称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孔子的一些见解和谈话，由弟子们记录和整理成《论语》，成为他的思想的集中体现。
所谓“儒”，最早是在奴隶主贵族中掌管道德教化、音乐礼仪的官员，如：巫、史、祝、卜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此出发，孔子主张帝王要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而不主张使用强权暴力。
无时不在地加强皇权的汉武大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置博士子弟，提拔大批儒生充当各级官吏。汉武帝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许多做法与规制也成为后世的法典。
当时，董仲舒被誉为专门研究儒家经典《春秋》公羊学的儒学大师，到处宣讲“大一统”学说，称“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还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王权神授的理论，人为地将封建专制主义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
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之后，便形成了历代统治者以“经义短事”的统治意识，对于如儒学的解释成为“天之喉舌”之事。武帝元朔元年颁诏以经学取士，正如班固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使然也。”儒学成为入士升官的敲门砖。
蔡邕
汉代以《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为五经，刻石于太学，以昭示在校学习的学生，由此开创了我国石刻经书的传统。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由蔡邕等人用隶书写《尚书》《鲁诗》《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刻成46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今属河南省偃师市）的太学前，称为“嘉平石经”或“一体石经”。到三国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刻《尚书》《春秋》《左传》等约27块石碑，立于洛阳南郊太学前，因经文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成，又叫“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以上两种石经，现都有残石保存。后来用《礼记》代替《仪礼》，把《左转》并入《春秋》，仍为五经。
朱熹
南宋时，朱熹自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两篇，分章断句，同时加以注释，再加上《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初习儒学的入门读物，才开始有了“四书”之称。也正式从此以后，历代的读书与科举，都以“四书”为本，以朱熹的注释为准。“五经四书”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和安身立命的根基。
三、与儒家思想相悖的是墨家学说
墨家在战国时代与儒学并称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鲁国人，出身平民，做过木匠，据说曾师从孔子，因不满儒学而另立学派。墨家同儒家一样讲“仁爱”，但墨家讲“兼爱”，即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地博爱，不像儒家的爱是由亲而疏，推进及远。从“兼爱”出发，墨子认为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最大，因而主张“非攻”，反对不义的战争和兼并。
墨子
墨家的“尚贤”也以“兼爱”为标准，只要他能兼爱，则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官，所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是明确反对奴隶贵族的世袭制，而具有阶级平等的意识。
儒学独尊，也引来东汉初年大思想家王充的抨击。他认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十分荒谬和虚妄。
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人，少时曾游学洛阳，以班豹为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著《论衡》85篇，求真实，颇具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王充
王充否认“天”有任何意志，认为灾异都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毫无关系；人死犹如火灭，不可能有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他承认感性经验是获得知识的基础，强调用事实来验证知识的可靠性；主张人性有善恶，认为人性可以改变；反对崇古非今，反对浮华虚伪之语。
当代学者认为，他的这些思想在神学迷信流行的汉代，无疑是一付清醒剂，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不灭的光辉。
文/大国海疆
参考资料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81年.
2.张晓虎等著《历史的回旋：神秘的律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程裕祯著《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4.插图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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