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重建抗疫歷史真相,西方會更"理直氣壯"指著我們罵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若麟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曾常駐巴黎二十餘年


如果我們今天什麼也不做的話,未來的歷史書上可能會出現下面這一幕場景:

歐美歷史學家在研究21世紀二十年代初之人類歷史時發現,中國武漢在2020年初爆發一種傳染病,叫“新冠病毒肺炎”;該病毒在中國“感染了上百萬人,死亡高達97000人 ”,並傳染全球。由於中國在傳染病發生早期,向世界“隱瞞了該病毒嚴重的傳染性和很高的死亡率”,結果使歐美和世界其他國家未能引起對“武漢肺炎”的足夠重視,從而導致人類社會因此而死亡XX萬……顯然,中國不僅僅是這次人類大災難之罪魁禍首,而且中國所遭受的生命損失也是最慘重的!但中國卻隱瞞了這一事實……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歷史不會這樣紀錄,這很有可能成為未來西方歷史書上的“史實”。君不見,今天法國和歐美其他國家的電視、電臺和紙質新聞媒體在談到中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時,已經口口聲聲使用“據中國官方公佈的無法核查的數字”、“中國當局隱瞞了傳染和死亡人數"……等用語,其潛臺詞是非常清楚的:中國死亡人數絕非中國官方宣佈的4642名,而應該達到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與此同時,批評中國“隱瞞病毒的高傳染性和高死亡率”也已經成為“造成歐美大量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主要因素。

我們追蹤一下今天西方媒體的普遍報道基調即可發現,新一輪對中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的質疑,是從三月底、四月初開始在歐美流傳開來的。當時中國已經取得了遏制新冠病毒的初步成功,死亡人數已經被控制住,病毒在中國的流傳已經被抑制,湖北省也開始解封。隨著中國清明節的到來,人們可以前往殯儀館領取已故親人的骨灰。突然間,圍繞著“中國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上有沒有撒謊”這一話題,拉開了西方篡改中國新冠病毒歷史的序幕。

這一話題被突然提出來,與中國國內某雜誌上發表的一批與清明節有關的照片和文章有關。法國一些重要媒體如電視四臺、電臺歐洲一臺、週刊《新觀察家》、日報《費加羅報》和《世界報》等主流媒體,均根據該網站的照片和文章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即“中國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上向全世界撒了謊、因而導致世界未能夠足夠重視而損失慘重”……


再不重建抗疫歷史真相,西方會更


法國諾獎得主蒙坦耶聲稱新冠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法總統府駁斥稱沒有證據證明這一觀點。

這個話題在中國正勝利走出這場“新冠病毒發動的世界大戰”、而歐美各國則正節節敗退之際,意義非常重大:

一方面,西方國家因Covid-19疫情而死的病人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中國(至本文截稿日期4月15日,美國確診人數為603050人,死亡人數為25163人;歐洲確診人數為924816人,死亡83552人),這使歐美民眾對他們的政府無所作為或低能無效已經非常不滿;

另一方面,如果能夠證明中國“撒了謊”、實際上中國“死的人更多”,則可以起到一箭雙鵰的作用:瞧,中國死的人其實比我們多,證明我們的醫療衛生系統運行還是很正常的;與此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批評中國:都是因為中國隱瞞了死亡人數,使我們誤以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很低,以至於我們沒有足夠重視……所以,歐美Covid-19病故人數如此之高,也是因為中國的失誤!

最後一點也不可忽視,即歐美當時正著眼於向中國“索賠”,而上文提到的國內某雜誌的報道構成某種“證據”:因為中國隱瞞了病毒真相、造成歐美國家巨大損失,因此中國“應該”對歐美進行“賠償”……

這樣的指責,就像對眼科醫生李文亮的大量報道和對真正首先發現新冠病毒的傳染病專家張繼先大夫的絕對和完全無視一樣,正在改變著歷史。如果我們聽之任之,“歷史”就將會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變型、走樣,謊言就會演變成了“歷史”。

我們以法國週刊《新觀察家》(Nouvel Obs)的一篇網文為例。與其他法國主流媒體一樣,《新觀察家》也引用某雜誌的文章和照片。照片是一組骨灰盒,文章則是採訪漢口火葬場的一位司機,據其告之,他接連兩天一共運來了5000個骨灰盒。《新觀察家》另據彭博新聞社(Bloomberg)報道稱,另外一個火葬場一共運來了6500個骨灰盒。武漢共有八個火葬場,六個拒絕說出運來多少骨灰盒。於是《新觀察家》根據已知的兩個火葬場運來的骨灰盒推算,認為應該至少達到五至八萬個。

儘管前述媒體都提及,這些骨灰盒並非全部都是用來給死於新冠病毒的逝者,其中也有因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但法國媒體在轉引其文字時,卻並沒有提及這個關鍵的一點;相反他們認為,由於這些骨灰盒數量遠遠超出官方所給的3300餘位因Covid-19疫情病故的人數,因此是“中國官方大大縮小了死亡人數數字”。

法國電視四臺的一檔節目“C à Vous”在3月30日的節目中,也把這些照片拿來說事。主講嘉賓帕特里克·科恩(Patrick Cohen)強調的是照片上的骨灰盒和數以百計的家屬長龍排隊取骨灰的畫面,以此來暗示死亡人數大大超出官方數字,由此科恩下斷言稱:“是的,中國撒了謊,隱瞞了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和疫情的嚴重程度……”

節目中,主持人問科恩:中國隱瞞死亡人數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他回答說:很嚴重的後果。中國因為在去年12月就“逮捕了說出疫情的醫生”,而任由疫情在武漢擴散,結果就是今天的全球新冠病毒大爆發。科恩甚至說,意大利醫生就發現,早在1月1日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經出現在意大利國土上了。因此中國向歐洲撒了兩個月的謊,最終導致歐洲疫情嚴重 。

在法國收視率非常高的另外一檔節目、電視五臺(France 5)的“C dans l'air”,也在3月30日專門做了一期節目來談“中國撒謊”問題。節目題目就是“中國:真的好一點了嗎?”(La Chine: ça va mieux, vraiment?)。四位嘉賓中的一位所謂“漢學家”、“法國戰略研究基金”(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中國問題負責人瓦蕾莉·尼凱(Valérie Niquet)居然敢於聲稱,“2019年11月中國就發現了首例新冠病毒,12月初李文亮就已經發出警報……”(參見該視頻12:15分)。

尼凱明顯地試圖以真正的謊言來證明中國“撒謊”、“隱瞞了新冠病毒的擴散”。類似的現象在法國、在歐洲已經無數次重複。最近甚至連法國總統馬克龍也親自出馬,在4月16日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聲稱,“顯然,在中國發生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也在隱射中國隱瞞了事實。由此可見,情況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重,謊言已經被重複了999次……

“中國果然撒了謊!”這類新聞的含意是非常深的,其出現絕非偶然。歷史事實是:歐美在中國發生新冠病毒時,認為這是中國的事,對歐美不會有太大影響;而到了病毒衝擊歐美時,歐美束手無策,應對遠不及中國,確診人數比例和死亡人數、以及死亡率都大大超過中國,這是對歐美的一大沖擊。

這充分說明了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議之中的一個議題,就是到底哪種政治體制——中國體制和西方民選體制——在某種危機降臨時對平民百姓更為有利!對於歐美民選體制國家而言,這一歷史事實是絕對不可接受的。因此,製造出“中國果然撒了謊”這樣一則新聞的意圖,就是想修改歷史事實,將歐美在新冠病毒的攻擊下死亡率過高的責任推向中國,是中國撒謊才導致歐洲失措、受損。


再不重建抗疫歷史真相,西方會更


所謂的“法國漢學家”瓦蕾莉·尼凱

然而這中間不是中國撒了謊,而是科恩、尼凱們撒了謊!

首先科恩、尼凱們將數以萬計的骨灰盒都說成是確診病人去世所用,就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上,這是武漢近兩個多月來所有死者所用的骨灰盒,包括正常死亡或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由於新冠疫情,武漢封城以後一直沒有發放過骨灰盒。這次準備在清明節到來之前以每天500個、一共約十天左右時間,將所有骨灰都發放到家屬手中,以方便清明節悼念。但這卻被科恩、尼凱們說成是全部都是因患新冠病毒病故的人。這是其謊之一。

其次,武漢是一個實有人口多達1100萬至1400萬(包括市內與郊區)的大都市。2018年武漢自然死亡率是0.551%,死亡人數是4.79萬;2019年武漢自然死亡人數是5.12萬。而冬季一般死亡相對比較集中。因此,在沒有官方正式統計的情況下,估計最近這兩個月武漢自然死亡人數大約應在8500至10000左右。再加上新冠肺炎的病故者2548人,一共可能達到10000人至12000人。如果這個估算大致符合事實的話,那麼骨灰盒數量、發放所需時間等,就都沒有任何可疑之處。而科恩、尼凱們卻完全沒有作出類似的說明。這是其謊之二。

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的是,在確診之前便因當時在家隔離而病故的人,由於最終沒有做檢測,因而是否沒有算進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統計之內,這倒是有可能的。就如同在法國患了新冠病毒後卻因沒有呼吸困難問題而在家隔離的法國人很多,也沒有統計進確診人數一樣;事實上法國也很有可能存在死於該病毒、卻因沒有檢測而未被統計在內的現象存在。

第三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科恩、尼凱們開始用謊言指責中國時,他們並非用法語中在報道尚未確定的事實時常用的“虛擬式”來描述,而是用似乎這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的口吻。法語是一種非常嚴謹的語言。在新聞報道中,法語在描述某個尚未最終確認的事實時,往往用“虛擬式”來表達,意即提醒受眾,這一新聞報道中的事實尚需進一步確實。然而在“中國就武漢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撒謊”的報道中,卻完全沒有使用“虛擬式”。

而且今天法國媒體已經從整體上悄悄改變了在這件事上的說法:在幾乎所有提及中國死亡人數時,法國媒體都已經加上了這樣一個形容詞:“根據中國官方無法核查的數字……”對法國人來說,這個形容詞的潛臺詞非常清楚,就是這是“不可信的數字”。我們可以想象,儘管法國媒體得不到任何確切的數字來證明他們的指責是確切的,但,他們已經朝著這種說法一條路走到底了。這是明顯地在“洗”法國人的“腦”,而這種“洗腦”是極其有效的。因此,至少在法國人的頭腦中,歷史,就是這樣在被篡改著。

在談到新冠病毒時,這幾天歐美媒體都“不約而同”地開始用一個詞:“berceau”。這個詞的含義是搖籃、誕生地、發源地。在今天新冠病毒正在大規模擴散的背景下用這個詞,是試圖在潛意識裡將“中國是新冠病毒發源地”這樣一個概念深入地鑲嵌到世人的思想中,用意太明顯了。這也是試圖在用“洗腦”的方式在篡改歷史。

在李文亮問題上也同樣如此。中國人都知道,張繼先大夫才是真正最先發現新冠病毒開始傳染的人。張繼先不僅是肺病專家,而且也是她首先發現四名患有同樣的、從來沒有見過的病毒的病人,是她首先向上正式報告,引起高度重視,並使中國能夠及時、正確地應對新冠病毒的傳染。而李文亮則是一位眼科大夫,只是在朋友圈透漏了這一消息。但在西方,李文亮卻被說成是最早發現病毒的“吹哨人”,甚至因為“吹哨”而被逮捕,而張繼先的名字在西方的媒體上是根本看不到的!甚至連李文亮是中共黨員、被評為“先進人士”、被列為“烈士”、獲“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信息,在西方的媒體上也是根本看不到的 。於是,Covid-19病毒史在西方就被徹底改寫了。

意大利作家Francesca Cavallo甚至寫了一本兒童讀物,題目就叫《李醫生與戴著王冠的病毒》(Dr. Li and the crown-wearing virus)。這顯然是將“洗腦”的對象從成人移向兒童,效果將會更顯著。歐洲年輕一代將來成長以後,將會在腦子裡深深印下“中國在新冠病毒來襲時撒了謊,應對人類社會大量死亡負責”的“事實”。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正在成為西方的“歷史事實”。今天我們的課題就是,如何才能把真相還給人類歷史?

應該看到的是,今天這類謊言歐美各國有思想、有頭腦的人是能夠分辨真偽的。在電視五臺“中國:真的好一點了嗎?”的節目上了Youtube後,點擊率大約十幾萬,跟帖數以千計。其中大多數都是批判尼凱觀點的,幾乎沒有人相信她。批判的聲音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Youtube在幾天後不得不關閉了跟帖欄 。

但是要注意的是,法國和歐美主要國家的媒體都是控制在同一批人手裡。或者說操縱在同一類人手裡。他們一定會在今後數月甚至數年、數十年中孜孜不倦地重複尼凱、Holzman等“漢學家”們所謂“中國在死亡人數上撒謊”的這樣一個謊言,重複肯定會遠遠超過千次以上。我們都記得這樣一句名言: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很遺憾的是,世界(甚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正在成為“重複一千次”的受害者!

我在《新民週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文章中我引用了作家邊芹的一個觀察,從邏輯上來解讀法國是如何被新冠病毒攻陷的:歐美開始時便一直認為,這場人類與病毒的大戰將僅僅侷限於中國(就如SRAS一樣)。因此,當歐美全力以赴地阻擊來自中國的新冠病毒時,他們的防範在當時是非常有效的。美國是第一個關閉與中國交往的大門的。歐洲也高度警惕所有來自中國的旅行者。法國一度對所有發熱就診的病人所問的第一句話就是:是否從中國武漢來?是,立即採取措施。不是,回家休息。事實上,在一、二月份抵達法國的中國病人,沒有一個成為法國新冠病毒的傳染源。事實恰好證明,病毒真正在法國、在歐洲傳播開來,很有可能另有目前我們尚不知的來源和因素。邊芹觀察事物有其獨特的視角,她認為有些事可能永遠都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但事物有其邏輯規律,那是暴露在外的,只須明眼人去找到。

事實上,邊芹發現,在法國新冠病毒真正流傳開來,與法國在Mulhouse市於2月17至24日舉辦的一次福音派新教教眾的大規模聚集有關。來自法國各地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包括從美國來的牧師在內的數以千計的福音派信徒,在這一週裡聚在一起進行祈禱。兩週後,法國發現212名新冠病毒確診者,他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這次宗教活動。這與韓國同樣是由於一次福音派信徒們大規模聚集後而出現新冠病毒傳播的情況,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而基督教福音派皆與美國關係密切。

更令人倍感蹊蹺的是,3月19至23日法國核動力航母“戴高樂號”參加了北約海軍軍演,與美國軍人有了直接、密切的接觸。兩週後4月6日法國航母便發現多達三分之一的官兵已經傳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說,法國和歐洲新冠病毒真正傳播開來,與中國來源其實已經關係不是很大,但卻與美國關係非常大。這一點,歐美媒體卻令人費解地一致保持著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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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戴高樂”號航母被隔離船員,來自法國國防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正處於歷史性十字路口。由於歐洲國家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失誤連連,導致歐洲的確診人數、死亡人數和死亡率均大大超過中國。而歐洲在應對疫情上越是失敗,就越是要將中國當成“甩鍋”對象。“甩鍋”方法非常簡單:說中國隱瞞了疫情長達兩個月,而且在疫情的嚴重性上撒謊(說死亡率很低),導致歐洲沒有能夠真正重視疫情,結果造成歐洲的嚴重損失。如果這個說法最終成為普遍認識的話,歐洲甚至可能會向中國索賠,將中國置於被告席上。對此,我們應該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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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這場輿論戰中正承受著巨大壓力,主要表現在:

一、今天大多數世界、甚至包括一些友好國家如非洲國家、如伊朗等輿論,都有將中國說成是疫情爆發之源的聲音。我們都知道,說中國是新冠病毒爆發地都不一定完全準確,因為美國大流感到底與新冠病毒是什麼關係,我們並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現在歐洲輿論都幾乎已經認定,中國不僅是新冠病毒的爆發地,而且也是發源地;

二、中國被說成隱瞞疫情真相,包括中國的死亡人數都被說成是虛假的,甚至連一些對中國友好的國家都掉進了圈套,一度曾說中國死亡人數是“笑話”……這說明“中國隱瞞疫情真相”已經部分地成為“歷史”了。

三、以批評中國官方為主、將新冠病毒說成是“人禍”的方方日記將在西方出版,被解讀為中國抗疫在歐美輿論中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是因為中國隱瞞了事實而導致了歐洲的失敗;成功的是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中國在新冠疫情之後,形象在歐洲趨於更惡化了。

我們必須從今天開始,要竭盡全力來還歷史的真相。為此,我們應該做以下四點:

一、對西方所有的新聞議題(特別是新聞謊言),我們都應該有專文反駁,我們有必要在史冊上留下我們的印跡。比如當西方將李文亮說成是中國新冠病毒“吹哨人”的時候,我們就必須有真正首先發現新冠病毒的先鋒人物“張繼先”在史冊上的存在和位置。我們就應該大量報道張繼先的事蹟,使得史冊在提及李文亮時,就不得不提及張繼先。

二、我們必須大張旗鼓地將真正的歷史事實用我們的大眾傳媒一一傳播開來。這是一則非常重要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動用起所有的工具,包括媒體、文藝、藝術、電影等所有的手段。要做到全球盡人皆知、印象深刻。

三、支持國際上一切旨在恢復中國抗疫歷史真相的媒體,以及許多第三世界的媒體,同時也包括部分持公正立場的西方媒體,支持他們所做的一切有關恢復、重建中國抗疫歷史真相的努力,包括道義和資金上的支持。

四、恢復、重建抗疫歷史真相,必須成為我下一階段外交工作的目標之一。我們如果不做這項工作,將沒有人會為我們做。我們的歷史就將會被他人所蓄意改寫。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今天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街頭。未來歷史正在由我們書寫,我們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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