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买臣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名臣，他和他妻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为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汉书》中记载，朱买臣年少读书，在年过四十之时依旧没有做官的机会，而且除了砍柴负薪什么都不会做，还一直跟妻子吹牛，说等他到了五十岁就能做大官了，妻子认为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地步，为了生存最后离开了他。但没想到的是朱买臣在知天命的年纪居然真的做大官了，而且汉武帝还让他衣锦还乡，朱买臣在回乡的路上看见了妻子和现任丈夫正在在修路，便让他们上车一同回府，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朱买臣的妻子可能忍受不了这种“羞辱”，最后自尽了，可谓之“要脸”。在最初史料记载的行文之间流露出一丝批评朱买臣“富贵耀妻”的味道，对朱买臣妻子抱有一定的同情之心。
朱买臣和他的妻子
在汉朝人才的选拔是察举制，底层百姓要想做官报效朝廷，必须有朝廷大臣或者君主身边人的推荐，要不然是没有机会向朝廷展示自我的，简单来说，一个穷书生要想做官就必须“上面有人”。当时的朱买臣仅仅是一个穷书生，并不认识什么达官显贵，当他告知妻子五十岁时能做大官时，他妻子凭什么相信他？要知道西汉之前五十岁的年龄开始做官是非常罕见的。古人云三十而立，朱买臣都四十多了还在做他“百无一用”的书生，如果继续养家全靠他的妻子，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像他妻子说的那样——饿死在山沟里。所以说朱买臣妻子离开他在当时看是“无奈之举”，并不是“嫌贫爱富”，再加上女性改嫁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道德问题，所以那时对朱买臣的妻子并没有什么指责。
但有意思的是，朱买臣妻子的形象并非一直如此。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朱买臣和妻子的那些家长里短的事在宋朝以前很少被提及，就算偶尔被提及，也都是非常中性的描述，在感情色彩上并没有贬损朱买臣妻子的意思，甚至还有贬损朱买臣形象的，比如唐朝罗隐的《越妇言》。但是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南宋末期，“朱买臣”和“覆水难收”这两个词汇开始产生了关联，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在《朱买臣卖柴图》一诗中就写过“年当五十始荣华，覆水难收重叹嗟”的诗句。
最晚从这一刻起，朱买臣妻子的历史形象就发生了改变。 朱买臣负薪戏曲形象
在元曲《风雪渔樵记》中，本没有记载姓氏的朱买臣妻子，被称为刘玉仙，这里面刘氏的离开被描述成是她的父亲刘二公逼迫的，朱买臣也从被举荐变成了科举考试及第，后来朱买臣衣锦还乡后，刘二公又希望和他女儿刘氏复合，朱买臣先是不同意，后来在好友劝说下，答应了复合。然而故事到了明代，朱买臣妻子的形象又发生了改变，在《风雪渔樵记》中至少还给女主人公留了余地——把责任归咎于他老爹刘二公。而根据《风雪渔樵记》改编的明代昆剧《烂柯山》中此时的朱买臣妻子又变成了崔氏，这回崔氏形象彻头彻尾的变成了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在得知朱买臣衣锦还乡后，崔氏女后悔了，来了个马前认夫，死皮赖脸求复合。结果朱买臣向地上泼了一盆水，告诉崔氏女如果她将地上的水都收回盆里，就答应她复合。结果可想而知，覆水难收，崔氏女最后羞愧自尽，可谓之“不要脸”，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常常听到的版本。
剧情：“覆水难收”
背景
那么在这期间，朱买臣妻子究竟做了什么，让她的形象从宋朝开始一步步被贬低？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其中的缘由。我们知道，像这种文学作品一般是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诉求，那么我们就从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说起。
- 理学兴起，女性受到封建礼教思想严格的束缚
从宋代时期，随着理学兴起，对古代妇女的道德“要求”就变得更加苛刻了，尤其到了南宋时期，朱熹让理学走向了成熟，对宋代女性的道德要求更趋于“规范化”，明清两代更是达到了顶峰，比如缠足的广泛流行。一起礼教上对女性的道德的压迫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理学家们对妇女的要求是“从一而终”，嫁乞随乞，嫁叟随叟，一旦出嫁，就要死心塌地的跟着夫家，更不能嫌贫爱富，逼夫写休书这事更是为人所不齿，如果你还要再嫁他人，那么贞节牌坊更是与你无缘不说，还要受到左邻右舍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在汉朝时期朱买臣妻子迫于生活压力，得休书而改嫁他人，这是一种“常规操作”。那个时候，不单单普通百姓阶层是这样，就连皇族成员也会出现娶再嫁妇女的现象，比如说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她以前就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妻子，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个孩子，但这些经历不影响后来得到汉景帝刘启的认可，这才有了后来汉武帝。但是到了宋代，理学逐渐成为了主流，“道德”风向转变了，朱买臣妻子的做法就是严重的触犯了理学的封建礼教标准，这是学习儒家四书五经的封建文人所必须抨击的现象。这就好比古代有钱的男性可以“三妻四妾”，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三妻四妾”不仅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且在法律上也是严格禁止的。所以说，朱买臣妻子的形象到了宋代一落千丈，跟当时的社会道德评价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 科举“老龄化”是常态，朱买臣是“老书生”的偶像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的出现，让寒门学子有了“鱼跃龙门”的机会，所以参加科举的人员如过江之卿，纷纷投入到科举的大潮之中，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大问题——科举人数严重供大于求，一个封建王朝无论怎么“促就业”，也无法消化掉这么庞大的科举群体。然而，即便如此书生们依旧乐此不疲的努力着，都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心态，相信自己就是下一站“天后”。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面对着可怜的录取率，能最终实现自己理想的寒门学子寥寥无几，落榜的书生们不甘心，就继续考取功名，从“青丝”考到“白发”是常有的事，从唐代就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父子“同科”也是常有的事，到了清代年近百岁的老书生也是有的，更有甚者还有“战死”考场的。
但人总要是生活的，经常读书，就会耽误赚钱养家，久而久之，作为家庭的另一半——书生的妻子就会有怨言，毕竟那时男性是养家的主力。但作为读了一辈子书的高傲而又倔强老书生而言，让他放弃科举是不可能的。为了说服或者给与妻子一定安慰，就会时常拿出朱买臣这个“活生生”的例子，给妻子“画饼”，告诉妻子：你看朱买臣五十岁才做官，你慌什么？你老公我还是会有机会获得功名的。同时“马前泼水”的故事也在“警示”妻子不要去做朱买臣妻子那样的女人，否则你会错过一个当大官的老公。
可以说“马前泼水”是科举老书生面对妻子最后的“倔强”。
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老书生”
- 为迎合市井百姓的“口味”，市井文学开始兴起
从两宋时期开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井文化开始崛起，市井文学也开始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而市井文学对应的目标群体是市井中的平民百姓，那些高大上的文学作品在这里并不“吃香”，所以文化创作必须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这就要求创作者们在文学内容上“添油加醋”，各种秘史八卦、传说、诡异事件往往会成为就成为作品的“吸睛”之笔。这也就催生“张冠李戴”的创作手法，把几件有共同之处的故事，相互融合，然后再根据创作者的喜好，对故事中主人公进行分明的褒贬。朱买臣对妻子“马前泼水”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马前泼水”的故事实际上是发生在姜子牙身上的，版本有很多，最早记载此事的是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鶡冠子》。我们可以看到，姜子牙和朱买臣都有过被妻子“抛弃”的经历，在此之后又都“衣锦还乡”，
《鶡冠子》：太公既封齐候，道遇以前的妻子，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谁言离更合，覆水更难收。
而且《鶡冠子》这本书相比记载朱买臣传的《汉书》要偏门许多，所以关于姜子牙的这个故事知道的人也比较少，“借鉴”起来也不易察觉，如此适合融合的两个故事，创作者们又怎么会放过这绝妙的机会呢？所以说朱买臣妻子的形象无故被抹黑，姜子牙要负一定”责任“的。
清明上河图：繁华市井生活
- 巨大的竞争压力，书生住进了“勾栏瓦舍”
市井文学的创作者往往就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书生们，这些书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多次科举都失败了或者科举长时间停罢，无法通过科举入仕，于此同时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最后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科举，另谋出路。而另一类是虽然科举及第，但是受到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的影响，终生未受到重用，生活依旧拮据。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赚钱养家，而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是干不了体力活的，所以他们只能结合自身的文化优势提供一些平话故事、传记、诗词画、剧本等，然后艺人们拿来在市井中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舍进行表演，赚一些前补贴家用。比如说宋朝的柳永、郑思肖、元朝的关汉卿、明朝的吴承恩等等都是在考场失意，“市场”得意，虽然他们都屡试不中，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是“抢手货”。这些文人书生常常把自己的“失意”或者“理想”都寄托在文学作品中，比如说南宋郑思肖的无根《墨兰图》就是表达了自己亡国之痛的情感。
同样道理，朱买臣马前泼水这部作品也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作者把这些“郁郁不得志”的书生凝结成一个“朱买臣”的形象，来迎合这部分读者群体的心理需要。让每个不得志的人都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有资格“马前泼水”的朱买臣，能在机缘巧合下老来入仕，一雪前耻。再者即使作为看官或者读者的普通市井百姓往往会对出身一样卑微的朱买臣会产生“同情”。朱买臣的做法会给观者或者读者们一种“解气”的感觉。所以说朱买臣马前泼水的故事无论是从作者角度还是观者角度出发，都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共鸣。朱买臣妻子被扭曲后的形象这正是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也正是书生作者们愿意去刻画的。
勾栏瓦舍
结语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作品所处的背景可以看到，朱买臣的妻子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对她的形象评价变坏，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道德评价标准发生了改变，同时“丑化”她也是那些“失意”书生情绪发泄的需要，是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对她形象的严重扭曲，这才致使朱买臣的妻子最终成为了众矢之的，从此让她背负了这扭曲的形象。所以说错的不是朱买臣妻子，如果非要有人承担责任，那么错的就是那个封建时代。
最后想说的是，朱买臣妻子本以为以死来了却这段屈辱的经历就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千年之后，她不愿意背负的骂名终究还是被那个时代强行的扣到了她头上。
朱买臣妻子羞杀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