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4日，星期二。
最美人间四月天，阳光明媚的春天应该是所有人放飞自己的日子。然而，2020年春天里的每一天都让所有人揪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近几个月来已经养成习惯，早晨一起床就打开手机，首先翻出前一天疫情数字：国内累计确诊82249例，死亡3341例，治愈77738例，现存确诊1170例——形势明显向好。再一看全球疫情数字，心里又是一紧：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1689487例，累计死亡108301例……
匆匆吃了口面包，戴上口罩，拿上小区的出入证、戴上执勤袖标离开家。今天是我顶替“下沉干部”去通州区台湖镇玉甫上营村值守的一天。
“下沉干部”是2020年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新出现的特有名词，或者说是特有岗位。2019年12月底，湖北武汉出现了首个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例，2020年1月疫情扩大，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紧随其后，全国其他省市也纷纷采取措施，限制人员流动。这时，我们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层治理能力得以充分体现。一时间，社区工作者出现在每个居民小区的出入口，无论风雪交加还是烈日当空，他们不分昼夜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检查出入者的身份信息和健康状况，阻断着疫情传播途径。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规定，身体出现不适者和外省来京人员需要居家隔离14天，普通居民平时也要求不得随意外出。那么，检查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为住户带购生活用品等等工作都落到了这些社区工作者身上。从2月初开始，各区先后将区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派驻到街道、社区，支援最基层的工作。2月中下旬，市级机关也分批组织“下沉干部”奔赴最基层。
市政协的“下沉干部”是2月28日上岗的。30名机关干部下沉到通州区台湖镇6个村参加基层一线防控工作。从那时起，由这30位同志陆续写的“下沉日记”通过政协公众号连续刊发，成了政协机关热议的话题，一张张黑白分明的“口罩脸”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学习委办公室干部王锐的孩子刚一岁多，却也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下沉干部”。前些天，她写的“‘满月’的那些人和事儿”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3月下旬，为了缓解这些下沉干部的疲劳，让他们每周能休息一两天，机关党委又组织一些干部不定期地轮流“替班”，年轻人积极响应，我这个“老同志”更要积极参与。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玉甫上营村，之前是随领导看望，之后是替班值守。8点多在村口防疫检查点和其他四位同事汇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值守
玉甫上营村位于东六环和京哈高速路交汇处的西南角，是个开放型村庄，人口结构复杂，两千多常住人口中，有一半是外来人口。全村由一条横贯东西的张台路分为南北两部分，之前村子里的小路四通八达，出行、交通都非常方便。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安全，村委会与驻村企业沟通，借用了几十块彩钢板，沿张台路将村子一分为二，封住了大部分的小路，南北两个部分各留一个出入口。我们的下沉干部配合村委会担负起在南片出入口的值守任务。今天是史杰伟和赵培在村口值守。
进出村口的人员都需要查验出入证、核实身份、测量体温。虽然强度不大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需要很大的耐心。疫情发生初期，由于人们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对出入检测工作都非常配合。但随着全国其他省市陆续解除人员流动限制，也有村民产生厌倦情绪“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别的地方都已经放开了呀”... ...每当这时，值守人员总是耐心解释、劝导。
看着村口进进出出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让我想起了远在德国留学的儿子。疫情在全球爆发，德国也不例外，随着各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国内输入型病例激增。而在国外疫情爆发初期，我就曾与家人一起商讨是否让孩子回国，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让孩子留在原地。每天与儿子的视频通话中我们都会聊到当地的疫情，在中国已经有效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疫情仍大规模蔓延，网上有人嘲笑“抄作业都抄不好”，经分析后，我觉得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西方国家没有像我们国家一样的基层治理体系，仅仅靠为数不多的警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我们国家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通州百姓”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西方国家过于强调保护“个人隐私”不公布确诊者的居住地和行动轨迹，让人无法防范。
我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在这次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
巡查
处理完前一天的报表和人员变化登记，跟着史杰伟组长、桑琦和村子里的张大姐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巡查。
由于外来人口多，特别是3月下旬以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大量外来人口纷纷返京，按照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需要居家隔离14天。政策很明确，但真正执行起来却不容易。为了确保政策执行到位，下沉干部与村防控小组一起协商，制定了一套机制，每个外来人员到京后，都要签订“三方协议”，即外来人员、出租房主、村委会三方，通过协议使全村的防疫工作落地、落实。
每天下沉干部都要在村里巡查，谁家新来了外地的租户，哪个隔离人员没有及时在微信群里报体温，在居家隔离期间生活上遇到了什么不方便……
巡查过程中，发现有2个刚从外地来京的居家隔离人员没有体温计，房东去就近的药房也没买到。史杰伟记下了这一情况，准备向政协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反映，购买几个体温计作为备用。
疫情初期，由于恐慌心理，人们开始抢购防护用品。口罩、手套、护目镜、消毒水等一度脱销，但得益于我国强大的制造业支撑，短时间内，很快弥补了市场不足。不过，随着国际疫情的蔓延，这类防护物资出现了全球性的短缺。新闻中时常有国际间相互扣压防护物资的信息，一些国家派出军用运输机“抢购”，美国甚至出现了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相互竞价抢购呼吸机的情况。
拥有必要的公共卫生物资储备，是这次疫情给我们的警示。
解禁
按照登记信息，今天又有3位外地来京人员居家隔离期满14天，我们去做最后一次体温测量，通知他们去村委会办理出入证。
穿过狭小的走廊，过道两旁是好几间门旁贴着居家隔离告知书的房间，这是很多外来人员租住的常态。“怎么还没到14天呀，我快憋疯啦！”“再坚持一下，还有2天就到了。”我们边安慰边测量体温。
看着窄小的房间，我很能理解被封在那里面的感受。疫情发生后，武汉全城从1月23号到4月8号，整整封城76天，武汉人民用极大的忍耐力和积极乐观的心态“熬”过了这最痛苦的时光，国内各省市之间，流动人员都需要隔离14天。在国外输入性病例开始出现并迅速增长时，所有回国人员均需要隔离观察14天。这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仅仅是这些外来人员，当地村民在疫情期间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像京郊很多村镇一样，不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出租房屋。疫情暴发恰逢春节，很多租户春节回老家后，由于受到管控无法回京，村民们自然少了很大一部分收入。有的村民家的老租户回京了，按照“三方协议”，房主又要担负起14天隔离期间租户们的日常生活照顾，送吃送喝、卫生、清洁等等。
疫情之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亿同胞共同抗疫，没有例外。虽然这个村子里的人没有像医务工作者一样冲在最前线，但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一样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铭记。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执守，在村口又遇上了刚刚解除居家隔离的一位大哥。看着他满面笑容打招呼的样子，和此前隔离在那间昏暗小屋里“快要憋疯”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快快解禁，快快解禁！让疫情早日离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让这里的人们摘下口罩畅快地呼吸，让我们的父母不再为我们担心，让我们的儿女不再受到限行，让2020年的春天成为永远不再重复的历史！
（作者：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江宗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