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故事表面，从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讨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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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范仲淹和欧阳修，相信不少读者会立马伸出大拇指赞叹：“这是两位大文学家啊！”
确实，我们中学时期跟这两位熟得很，《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都是语文的重要考察篇幅，不但要逐字逐句的理解，还要求全文背诵。
这两篇文章的水平是一顶一得高，可惜有点长，不少记忆力不好的小伙伴（比如余孽君我）可就发了愁了，这两篇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也因此不幸成为了我们这些人的噩梦。
不过，今天我不准备谈问这两位大家的文学修养，而是要谈谈他们在中学语文教育中被忽视的一面——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学家，还是充满抱负、爱国爱民的改革派政治家。
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范仲淹和欧阳修曾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张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政治改革。只可惜，改革派虽有热情和才华，但却不会搞政治斗争，结果在其他大官僚的反对下，改革难以推行，改革派人士纷纷被贬。他们的故事，不得不令人感到唏嘘。
宋仁宗
改革前的北宋：内忧外患
11世纪40年代，北宋王朝正深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这内忧，是指由“三冗”问题导致的国力积贫积弱。第一冗乃冗官，宋代的官僚体制为了保证皇权的强大，增设了大量职权交叉的官职，以此来制衡官员权力过大，但这又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官员数量过多，朝廷支付的俸禄远超其经济实力。
第二冗乃冗兵。北宋政府常常在灾荒年间将大量受灾民众和无业游民招入军队，以避免他们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募兵政策虽然防止了动荡，但却造成军队规模过于庞大，且多训练不足。
第三冗则是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军队规模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无限制增加，而且，宋代的财政管理机制又相当混乱，财权属于多个部门，他们彼此牵制、扯皮，互不相知、互不调用。纵观北宋历史，财政支出往往一年比一年更高，仁宗时期已然出现了赤字。
这外患，则是指北宋在对西夏作战时的一系列军事失败。1038年，李元昊建国大夏，定都兴庆。次年，李元昊亲率大军逼迫北宋边境，先后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大败宋军，杀敌数万，引得北宋朝中上下大为震撼，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的呼声不断增加。
李元昊
改革派的主张和措施
面对如此境地，朝中一批忧国忧民的官员起了改革之心。改革派的领导者之一是范仲淹，范仲淹为苏州吴县人，27岁中进士，为人正直，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推崇。后与宰相吕夷简产生矛盾，被排斥到外地任职，但名望也因此越来越高，并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结为改革派。
庆历三年（1043年），改革派的大量人物都被授予要职，且北宋内部的改革呼声也不断升高。范仲淹认为时机已到，向仁宗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改革方案。因此年为庆历年，故命名为“庆历新政”。
此方案将改革分为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前五事是改善升迁、任免、考核、选拔问题的吏治改革，接下来的三事探讨如何富国强兵，最后两事则是保证前八事能实施的指导方针。
总体来说，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的，为了富国强兵，应当先使民富，而使民富又需要整顿吏治、裁撤冗官、以才选官，因此我们可以说，吏治改革在清理新政中占据最核心、最根本的位置。
答手诏条陈十事书
但是，由于触碰了太多官僚阶级的利益，范仲淹却完全无法推行他的吏治改革。
就拿第一项“明黜陟”来说吧。北宋的官僚升迁机制往往是文资排辈，且升迁手续相当简易，任职达到一定年限即可升迁。范仲淹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升迁制度大批特批：“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并要求按照改革升迁制度，按照政绩升迁。
《答手诏条陈十事书》的改革想法一下子就惹怒了一批官僚，老子兢兢业业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等着靠资历熬出头。结果好嘛，你这一句话就把我们都给打成素餐尸禄之徒了，还准备阻碍我们的升迁路线，这谁受得了。
范仲淹
再说说这“抑侥幸”。此事是针对北宋选官途径之一——恩荫制度所采取的改革。恩荫制度是为现任中高级官员准备的，通过恩荫，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子孙、亲属送入官僚系统。此制在唐朝就已订立，但宋代统治者老赵家为了拉拢士大夫，恩荫制严重泛滥，大量官二代借此涌入官僚系统，是冗官现象的主要原因。
对于恩荫制度，范仲淹主张限制通过恩荫进入官僚体制的官二代人数，或者是举行考试，只有考试合格者才能被授官。
恩荫制度使得大量官二代进入官场
不用说，改革派们的愣头青提案又惹恼了一大批高级官僚，他们还指望着通过恩荫制度给不干正事的子孙找个铁饭碗呢，结果这群改革派连这也不允许了！
改革的失败
改革方案甫一出台，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出自《宋史·范仲淹传》）。在激烈的反对之下，范仲淹不得不与庆历4年放弃改革，自请外出京城，改革派群龙无首，纷纷遭到贬官。
除此之外，改革派的党朋习见过于顽固。庆历新政需要扳倒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若想要新政成功，单靠改革派的力量肯定不够，他们还需要拉拢大量中间派人士。但改革派却不屑于这么干，他们坚持依靠一小撮志趣相似的“朋党”，独立推动改革措施。
改革派的另外一个重将欧阳修曾做《朋党论》，专门论述朋党的重要性，指出“退小人之伪朋、近君子之真朋”。另一改革派官员石介则在其作品《庆历圣德颂》中大赞范仲淹与富弼，并将改革派比作“众贤”，将所有反对者贬为“大奸”。
改革派成员们直接开了群嘲，那些本来没有正面反对新政的官僚们，听了这话之后也按捺不住，站在改革派的对立面了。
欧阳修
纵观整个庆历新政的过程，范仲淹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改革措施几乎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升迁和恩荫制度是大官僚们用以维持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基石，而范仲淹却想触动这两块基石，无异于砸人家的铁饭碗。因此，范仲淹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我们这些后人却更加能感受到改革派的良知与热情，更能从范仲淹的故事中理解《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想，有史以来所有触动强大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们，应该都有范公这样伟大的情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