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節那天，去老家給已故的父母"送寒衣"，又想到了給祖母遷墳這件事。
父親先於母親過世，2000年正月的一天下午，父親在濛濛中安然的睡去，永遠的離開了我們。父親的墳選在了村東一片樹林中，樹林中有一塊高地，背靠著灤河，頭枕著灤河大壩，四周是片片相連的桃園，雖然選在了灤河腹地，但地勢較高，歷次洪訊對這塊寶地格外恩寵。春暖花開的季節，這裡鳥語花香，草長鶯飛，很多已故的村民都在這裡安了家。過去村裡死了人是沒有立碑的習慣的，自從父親的墳上立了碑村裡便興起了立碑。母親是2002年春天去世的，母親的骨灰和父親葬在了一起。時間久了石碑褪了色，碑文依稀可見，這不得不使我想到該為父母換一塊更好的石碑。
每次給父母上墳總會給祖母也燒上一些紙，祖母故於七十年代，我對祖母的印象並不深，只記得是高個子，長瓜子臉，是有脾氣的小腳女人，祖母的墳在壩裡的一片桃園內，離父母的墳很近。父親臨終前有個遺願，就是想把祖母的墳遷到一起。關於遷墳這個話題是從二嫂口中傳出的，二哥是地道的農民，生來憨厚朴實，街鄰四舍關係融洽，在村裡有很好的口碑，七十年代年輕時上海河拉小車，修海擋抬大框，獎狀糊了一滿牆卻落得了滿身的病殘。於去年冬天撒手而」子把二哥送到了醫院，說是咳血已有兩天，二哥住進了醫院，當天的晚上，咳血不止，血壓持續下降，醫生說很危險建議轉院治療，看著二哥那無助的的模樣醫生想盡了一切辦法，情況危急無法轉院，唯恐途中出現狀況。第二天上午病情急轉直下，看來在醫學尚未對這種病人能夠做出回天之力的選擇的今天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二哥在人生較好的年齡沒有善始善終，提前在父母的墳邊報了到。
二哥的死對於我是個沉重的打擊，悲痛之切不亞於父母去世。如果說父親是那拉車的牛，二哥就是那根繃緊的長套。二哥去世的那天二嫂對我說"你二哥活著的時候說過一件事，父母生前告訴過他，二老去世後想辦法將奶的墳遷到一塊，這個事只對你二哥講過，可是他沒辦到，莫非是得罪了父母，把這筆賬記到了他的身上？"二嫂講這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凝重，但是並非有怪誰的意思。我被二嫂這席話弄得心情一下子雪上加霜，好有天打雷擊的感受。我說"父母生前都是明白人，遷墳的意思也許就是嫌兩頭墳地上墳麻煩，也是替我們後人考慮，應該沒有別的意思。二哥死於實病，病了好多年，曾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也算死得其所，這話可是不能隨便講啊"
二哥去世整整一週年了，他的墳與父母的墳頂腳而立，旁邊預留了其他晚輩的墓地。祖母的墳該不該遷？能不能遷？這個話題在我的心裡就像一塊懸空的石頭落不了地。有句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講的是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當我們步入老年的時候總會想起孩童時代的往事，總會對過去的事情加以重新辨別，重新審視，懷舊的情愫越來越濃。父親一輩子吃虧讓人，凡事不與人爭辯是非、抬槓拌嘴，但對四個兒子卻是耳提面命、令如山倒。我五歲那年冬天，離我們村八里地的一個鎮上晚上有電影，二哥、三哥早就做好了準備，天擦黑的時候，他們便穿好了小襖子，戴上了耳包帽子出了村，我趁他們不注意悄悄的尾隨其後，等他們發現我的時候已經出了村口，沒有辦法，只有帶我一起去看電影，一路上走走停停，揹我抱我總算把電影看了，回到家裡的時候一家子頓時炸了鍋，父親從棚子裡抽出幾根剝了皮、曬了乾的柳條子朝著二哥的脖梗子一頓好抽，邊抽邊吼："誰叫你們帶孩子出門？誰叫你們不告訴家裡？家裡都找瘋了！"事情過去了這多年，回想起來就像抽在我的身上。上學讀書是父親一輩子的夙願，家兄們都是文革期間讀完了初高中，十年動亂給他們留下的只是對知識的模糊概念。文革結束的時候我讀了初高中，算是上帝的眷顧，給我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窗。還記得考上一中的那一年，父親把我送到了學校，幫我買好了洗漱用具，鋪好了那席用麥秸稈做成的草褥子，給了我十元錢的散票，囑咐道："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說完轉身就走了，我看著父親那疲憊的身影一步一步漸漸的離去，手中掂量著帶著父親體溫的十元散票好有一種難言的沉重。
那個年代，老家還盛行一句話：上二年高中百搭二年工。不錯，好多同學荒廢了學業，最後選擇在農村當了農民。當我走上工作崗位的時候，父親對我說："要吃誰保誰，吃著皇糧，就得好好為國家做事，千萬不能三心二意。"父親這句聽似粗淺的話，其實伴隨我走過了四十年的人生歷程。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的思想面對生死也越來越順應自然規律，信息時代的今天，每個人都在搶先搭乘幸福的快車向更美好的目標奔去，而相對於歷史飛速的車輪，每個人只是搭乘的便客，卻無法選擇在某個站點下車。上輩人、上上輩人已經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倫理、道德、風俗這些相傳幾千年的條條框框也只是一種程序，這種程序何時能夠升級、何時能夠改版，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對於我們活著的人，對親人、對長輩除了深深的思念和痛苦的惋惜，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2018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