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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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相隔十年就是两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习惯。尤其老了以后，除了守住已经习得的有益的经验，再要获取新知识新信息往往是奢谈。
这就是老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像一个少年那样兴奋地东张西望，无论什么观念和行为都要据为己有，他们守旧，固执，平静，不争风吃醋也难以愤愤不平。
世界有世界的模式，在滚滚的历史潮流中，顺应抑或观望，都有其可取之处。如果有人胆敢认为自己认识了生活的本质与理想的模式，那背后若非浅薄的无知就是诡诈与欺骗。
02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在我们的生活中，防患于未然的疫情防控措施已经常态化，每个人的行踪都被纳入数字化的管控系统之中，一旦某个点出现问题，则牵一发动千钧，与此点联络在复杂的动态生活网络中的人均被纳入重点防患对象的范围。
这一强有力的举措，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大的能动性。作为防控疫情的目的的对象——人，成为了防控疫情的措施手段之一。
对于多数年轻人乃至部分老年人而言，这一目的与手段的重合并不冲突，他们很乐意把诸如「健康码」之类的应用放在自己的移动终端，以获取出入各种场所的通行便利。
健康码的使用，从群体行动的意义上，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利他行为的最好解释。这是全员参与的特殊时期的社会规章，只有每个人都认同并积极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带来的风险。
也因此，多数人并不介意这种对个人信息的渗透及隐私透明化的行为。相反，若有人隐瞒自己的行程，带来不安的因素，可能招致周围人的指责和记恨。
03
但是，由此引起的问题迅速凸现，那些没有智能手机，不会触屏的边远山区的人们，那些进入耄耋之人不再接受新事物的老人，那些生活在个人化的世界里跟不上潮流的人，那些反感强制行为性格怪异的孤僻者，不想用健康码或不会用健康码，或者没有条件用健康码，怎么办？
一段时间以来，老人没有出示健康码而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新闻此起彼伏。这不能不引起每个人的思索。假如我的确没有健康码，是否意味着我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在疫情期间人们视作理所当然，因为这是特殊时期。
其实乘坐公共交通系统还不是最显著的冲突。老年人的生活往往围绕着一些固定的模式进行，除了眼花耳聋要用特大号按键的老人专用手机外，他们去医院的次数远远多于年轻人，除健康码外，疫情期间的就诊还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才能挂号。
这就让很多看不懂新闻，收不到这类信息的老人拖着蹒跚的步伐历尽艰难抵达医院后，赫然发现自己没有资格挂号，面对挂号窗口内的工作人员的解释与耐心指导，他们内心一片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有子女在身边尚好，若没有子女陪伴，则陷入进退维谷的境界，内心的无助和凄楚无以言表。
很多人都应该在今年看到过类似的情景吧？
这到底对不对呢？
04
为社会，为子女，辛苦工作一辈子。哪曾想，到老了，医院不给看病。如何是好。
因此最近新闻媒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关注「银发族」如何跨入数字化社会的问题。算来得及时。
必须承认，中国在近十年的发展中，轰轰烈烈地跨入了数字化的社会中去了，人们的社交模式、消费行为、乃至个人信息，均已投身到了数字化的领域中。现在出门带现金已经是化石级别的人的习惯了，就连乞丐也用二维码乞讨，何况其他。
这时候，还有什么人过着抱残守缺的生活，除了自己感觉不方便外，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一定的不便。
比如，过去有的年轻人太数字化了，不带现金开车过收费站，停下来，找后边的司机用微信或支付宝换现金，这叫一个烦恼，不懂事。如今还有这种事情吗，没了，收费站都已经安置了二维码付款的设备——当然，要是不用付款就更好了。
如果有人在疫情期间在高速路口掏现金来付钱，反倒显得有点突兀。没见过这种阵势的新来的收费员还当司机掏手枪呢。这说明数字化的支付习惯已经蔚然成风不可阻挡了。
一机在手，畅行天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社会潮流，多数人的行为习惯，总面对着一些「异类」。
对「银发族」而言，他们本是自己，并不刻意追求相反的生活效果，即便如此，也可能面临考试和不及格的社会验证，将自己的生活带入种种不便的麻烦境地。
这时候难道我们就有资格以真理在握者的姿态指责他们吗？我觉得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得到宽容的乃至温馨备至的关怀和理解。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困惑和苦恼，也不该替他们做出任何违背他们意志的决定。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孝道，从小了说，这是对自己长辈的关怀，往大了讲，这是道德建设对普遍规则的寻求的实践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