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e Haysom：两位作家书中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写到了关于人的迁移或迁徙。梁鸿老师一般写的是人们离开某一个地方、离开故乡的故事。亚历克西斯总是描写一些关于人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故事——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们，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个判断正确吗？
赖特：《天鹅》设定在距现在 100 年后的社会。所以一方面我通过介绍小女孩的生活，来描写 100 年之后这个原住民的生活什么样子。但另外一方面，我这本书还涵盖气侯变化等主题。我觉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都在不断的迁移和迁徙，各地的人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就是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所以在我的小说的架构中，既包含了原住民的这个主题，也包含了气侯变化、人类发展这样一些更加普适性的主题。
在此书中 100 年后的世界里，世界上会有非常多的人流离失所，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甚至在 100 年之后，可能由于气侯变化，也会引起一些战争。那么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可能会住到海上去，住到游船所组建起来的城市中。那么他们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
The Swan Book，Alexis Wright，Simon and Schuster, 2016-6-28
梁鸿：《天鹅》是一个 100 年后的迁徙，而在中国大地上，我们的迁徙已经好多年了，这种大规模的迁徙，不能称之为流离失所，但说是分裂性的移动也不为过。因为确实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乐观的迁徙，所以我在《中国在梁庄》里写的是梁庄人在家的生活——那棵老枣树、那条河、整个村庄的形状。而《出梁庄记》主要是梁庄人在外打工，也就是所谓的迁徙。在书写过程中，我感触非常大，在中国的这种迁徙过程中，你会发现个体永远不仅仅是个体，它的背后一定有无数的制度、无数的观念、无数的血与肉的冲突在里面。就是每一个年轻的生命，比如打工的年轻人，当他离开家乡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血泪史。这个血泪史并不是说没有挣到钱、没有吃喝。而是说他们在坚硬的制度碰撞过程中，他们所遭受的那种内伤。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类母题来讲，比如说《出埃及记》，这是人类大的一个母题。就是说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个体，都希望找到那个奶与蜜的流淌之地，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活在中国的人可能并不熟悉里面的冲突，在城市里面我们都见过三轮车，我们也都见过那些城管，但是我们可能没见过工厂里边的工人，我们可能没有见过郊区平房里面住的人，我们可能也没有见过废弃的村庄里住的那些工人。当你去走向那样一个场景、走向那样一个生活的时候，你才发现中国真的是两个中国，它不是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见的，我们日常所谈的那个中国。
所以我觉得迁徙对于现在而言不是主动的。比如说我长大了，我想离开家乡，我想看世界，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程。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来看，你会发现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这种迁徙由来已久，这样一种冲突也由来已久。其实在这样一个所谓迁徙过程中，在这样的文明发展过程之中，都有一个被覆盖的东西。所以刚才在听到“原住民”这个词，我突然想到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农民也会被称为原住民。我们现在城镇化过程中，肯定有一部分农民不可能被消化，那时候如果他们也被称作原住民，我们的文明该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如果假设有一天，那一部分尚未被现代性消化的农民，也被称为原住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文明冲突、我们所谓的制度冲突，该是什么样子？我想肯定也是一场血淋淋的厮杀，因为我们的文明从来不缺乏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卫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应该算是人类所有书写的主题。所谓的民族冲突、种族冲突以及现在正流行的女性冲突，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意，可以看《出梁庄记》，也可以看《天鹅》，这些书又重新让我回到生活的原点，看到那些非常古老但是却仍然非常新鲜的，我们仍然不可知那些存在。
赖特：那么您刚才说到，就是在未来可能那些不能被现代社会消化的城市，他们有可能会被称为原住民。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关于自然、关于土地知识的守护者，或者说把他们看作了解过去，了解那些最原始的知识的一个入口。所以说很有可能在那样的一个将来，纳西已经迁移到城市去的人，他们重新会回到过去的土地上，回到农村中，去习得学习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古老原始的知识。
